民国时期北京寺庙、商业与城市民俗生活——以隆福寺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主要使用隆福寺档案史料,并结合相关实地调查,对民国时期隆福寺内住户、商户进行分析,发现隆福寺街既是住户民俗仪式的重要空间,也是北京城市商业中心。围绕寺庙商户、僧人与市民形成共赢的民俗社会关系网络,寺庙和商业积极融入世俗生活、增加人气,商户借助寺庙的公共空间积累财气和市场。寺庙神圣与世俗生活通过商业途径融汇在一起,使得寺庙本身营造出一种平易近人的宗教神圣和商业繁盛。     

重谈孟浩然

长期以来,孟浩然一直被人们视为“隐士”和“隐逸诗人”,但其实,孟浩然深受盛唐时代风气的影响,一生都怀有强烈的入世意愿,至死不曾放弃仕宦之想,与所谓的“隐士”、“清高”颇有距离。而学术界之所以延续这一观念,或许与长期以来习用的研究观念和价值标准有关,其实不符合孟浩然诗歌及人格风貌之实际。     

王维与孟浩然隐逸的差异性

王维和孟浩然是盛唐两位著名的隐逸诗人,但由于人生经历、处世哲学及价值观念等的不同,他们的隐逸呈现出较明显的差异性。从隐逸的动机看,王朝隐以图自安,孟弃世以逞其志;从隐逸的形式看,王富贵山林、亦官亦隐,孟情寄山水、布衣终身;从隐后的心情看,王恬淡平和,孟怨怅愤懑。     

《河岳英灵集》选评孟浩然诗及其诗歌史意义

《河岳英灵集》选孟浩然诗九首,置于卷下第四位,诗人名下有品评;其品评内容包括总论孟浩然生平与诗风、摘句论析并征引孟浩然《宿建德江》全诗;其选孟浩然诗,题旨包括赠答诗、登临咏怀诗与羁旅见闻诗、慨叹身世诗;其体裁,总计五律六首,七绝二首,七古一首。殷璠选评孟浩然诗,从诗歌总集编撰史、诗歌批评史以及诗歌接受史等角度分析,均有其独特的价值。     

论西行法师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

西行法师在长达50年的隐逸生活中,开启了日本隐逸文学的先河。他把隐逸生活与和歌创作结合起来,在和歌创作中融入了佛教思想,扩大了和歌的表现领域。他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发现了"闲寂"的美,使"闲寂"的美学理念得以形象化,丰富了和歌的表现方法,直接影响了"徘圣"松尾芭蕉的创作。研究西行法师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仅可以使人们了解这位日本古代的传奇歌人,而且可以使人们对日本文学的发展史有进一步的理解。     

唐人论孟诗诠论

唐人评论诗人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知人论世;二是具备整体性思维方式。唐人如王士源、殷璠、皮日休等对孟浩然诗歌的评论,较之后人更能揭示孟浩然的艺术造诣,也对研究孟浩然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皮日休对孟浩然诗歌的评论更具特点,他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诗歌背景,揭示出了包括孟浩然诗歌在内的盛唐诗风,是在对建安诗风与六朝诗艺的辩证继承、成功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极符合唐诗繁荣与发展的规律。     

《孟浩然研究论丛》序

《孟浩然研究论丛》是一本收有近60篇论文约70万字的论文集,这表明对于孟浩然其人其诗的研究,已引起了愈来愈多学学者的参与和关注,而使之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亮点。《孟浩然研究论丛》所涉及的内容丰富广泛又颇具原创性特色,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孟浩然与襄阳的关系及其思想;二是多维度的孟浩然诗歌研究;三是关于李白与孟浩然的交谊;四是孟浩然比较研究;五是孟浩然接受史研究。孟浩然研究者在传统研究的同时,也注意对现状的研究,在努力对文学史料作沉潜探索的基础上,形成了更为独特的研究视野和观念。     

孟浩然研究的现在与将来

中国孟浩然研究会会长王辉斌教授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62年的孟浩然研究进行了较全面总结,并对孟浩然研究的将来进行了构想与预示。前期的孟浩然研究研究呈现出了两个特点：其一是注重对孟浩然作品特别是一些名作的解读与品鉴;其二是对孟浩然的生平事迹进行了具体考察。中期为＂十年文革＂,孟浩然研究成果基本阙如。后期即当代的孟浩然研究,主要体现出了四大特点。孟浩然研究的将来,至少有七大专题需要尽快研究。     

诗僧皎然"情"论

对于身兼诗论家、诗人、僧人三重身份的皎然来说,情是个十分敏感的字眼。作为诗论家,他反复强调情在诗歌中的本体地位,而作为僧人,他却又反复强调情害道,主张无情、忘情。为了调和诗情与道性之间的矛盾,他把情分为世情与道情,认为前者妨道,后者合道,因此,在诗歌创作中,努力抛却世情而彰显道情。皎然道情概念,具有多种表现形态与特定的审美意象,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意蕴,对其诗歌清逸风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     

龙泉寺的“高材僧”

正龙泉寺有不少僧人出自北大清华等名校,这些高知僧人在龙泉寺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龙泉寺的硬件建设,从设计到施工、监理、维护,都有僧团的法师全程参与。一位法师还运用空气动力学及生物学原理,为寺院设计出废污水净化回收再利用系统,并用于有机菜地的灌溉。     

明代上川南地区的佛教与地方社会

明代上川南地区毗邻乌思藏,是西番朝贡贸易的必经之地,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这一地区并行不悖,汉藏社会由此得以整合。佛教在“善”与“义”方面调和儒家思想,僧人社会接触之广,地方适应方式之多,令儒家士大夫普遍接受佛教信仰和寺院生活,地方政府的庆贺礼仪也在佛教寺院中完成。佛教仪式帮助乡民解决“死亡”问题,地方大族依赖佛教仪式祭祀祖先、维系家族组织,通过捐献茶园田土供养寺庵僧人来树立地方权威。在明末清初动乱的武装自保中,佛教为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延续做出重要贡献。     

唐太宗政教诗的文化反思

唐太宗的诗歌具有独特的政治见识与深刻的历史现实意识。它表现为对儒家传统典籍的研习与尊崇；对国家政治策略、历代君主失败教训的反省与自我劝勉；对儒家崇高政治理想的向往。太宗政教诗的形成除了现实政治的需要之外，还与他的文学思想有关。而贞观之际以太宗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及魏晋六朝以来文化选择与文化流变的趋势又成为其政教诗创作的现实文化背景与历史文化背景。     

王维长安诗与盛唐气象

王维一生绝大部分生活于长安,他的诗歌、绘画、音乐的才能又都体现于斯。在后盛唐大诗人中,获盛名早于李杜。从高华流美一面看盛唐诗,他应该是最理想的"一代文宗"。除了应制诗显示京华歌手宏亮华润的才能,其他的长安诗昭示了盛唐的青春气息,更广阔地展示了长安风采与盛唐气象。他以长安骄子的情怀,描绘了长安人生活各种方式,跳荡着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     

宋人诗集中的诗僧与僧诗

在宋人所编选的宋代诗集中,从《九僧集》到《江湖风月集》,诗僧群体的作品占据了其中的重要地位。北宋陈充编选的《九僧诗》,展现了诗僧交往群体之广以及其与中上层士大夫群体的交往之密切,并且这种诗僧群体与文人群体间密切的交往关系也是《九僧诗》得以形成的原因之一。而随着从北宋向南宋的过渡,诗僧群体交往的主体也演变为中下层文人群体。就宋代而言,禅宗对诗学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体现在晚唐体的出现与发展上,另一方面体现在诗僧诗集的编选与出版上。此外,宋代的诗僧诗集还反映了中日两国僧人的交流与诗集的保存。     

杭州灵隐寺

杭州灵隐寺位于飞来峰下、天竺山麓,为江南名刹。她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迄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据寺志记载,印度僧人慧理游历杭州,见此间山峰奇秀,疑是仙灵所隐,于是就在飞来峰前建寺,称“灵鹫寺”。到五代时期,吴越国王钱?崇奉佛教,命延寿禅师重行扩建,造僧房五百多间,     

从苏轼隐逸词解读宋代隐逸文化

本文选取苏轼具有代表性的隐逸词来分析其隐逸思想的发展历程,并对苏轼隐逸思想和宋代隐逸文化做了分析。文章阐述了苏轼＂以儒治世、以佛静心、以道修身＂的思想特点,说明宋代隐逸文化已经内化为人的心理需求,宋代文人更看重人内心的解脱与超越,这是对前代隐逸思想的继承和突破。     

试论蒋捷词的忧患意识和隐逸意识

蒋捷的词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纵观前期,面对山河破碎,他在个人与社会的观照中,抒发了对现实的忧患意识,反映在词的风格上,显得沉郁、豪放。进入后期,蒋捷逐渐平息了胸中燃烧的怒火,冷静地面对现实,思索人生。他之所以能在山水风景以及闲适生活中获得超脱的快感,能够淡泊欢哀、遗世独立,词中流露出隐逸意识,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选择。由此,词风亦变得雅淡自然,平和闲适。     

当代中国佛教音乐的创新与跨文化传播——基于红安天台寺的田野研究

21世纪初,国内音乐理论界曾有过一起围绕音乐是否具备教化功能的小规模学术争论。纵观当代中国佛教音乐的理念与实践,其中通常都包含着比较明确的道德教育思想。由此,基于对红安天台寺这座汉传佛教寺院发展禅乐文化的田野调查,以那起争论的核心——音乐是否承载道德担保——为逻辑起点,从田野个案中僧人的"他者"眼光出发,将"天台禅乐"这一有所创新的佛教音乐样式同世俗音乐进行再比较,发现社会现代性语境下的当代中国佛教音乐表现出区别于世俗音乐的教化观念。禅乐在僧人自身修行和寺院对外弘法两个维度上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进而在释、俗两种社会文化语境之间架设起一座独特的交流之桥。     

敦煌俗讲僧保宣及其《通难致语》

在敦煌遗书出土之前,人们只知道唐代长安有一位俗讲和尚——文溆。他的“俗讲”颇有影响,但遭遇坎坷,作品亦一无所存。所谓“俗讲”,后世无从一睹究竟。敦煌遗书出土后,人们从中发现百余篇有关俗讲的作品,如讲经文、说因缘、变文、话本、词文、故事赋以及押座辞、解座辞、劝善文、募化文和其他几种讲唱辞。值得庆幸的是,敦煌遗书中还保存有当地俗讲僧人的若干零星资料。其中,五代时敦煌灵图寺俗讲僧保宣的资料,大体反映了他的生平和若干行事活动;他撰写并宣演的一篇变文和几篇《讲经通难致语》,更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五代讲经活动的了解。 关于保宣,今人最初是从敦煌遗书P3051号《频婆娑罗王后宫綵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中知道他是敦煌一位俗讲僧人。这篇变文的结束语     

原典意义:郭沫若与传统文化精神

本文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演化中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经典,这一文化经典既规范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和思维走向,而且也在后人的不断阐释中焕发出活泼的生命力。生活于汉民族文化原典背景中的郭沫若,一方面表现出了对儒、道、楚文化精神的尊崇,另一方面,他又以自己的爱好、性格以及时代特点去重新阐释儒、道、楚的文化精神,抛弃了儒的专制、道的隐逸、楚的诡奇。可以说,郭沫若以现代价值来观照传统,又以传统原典精神契合、同构西方文化,较好地融合了现代精神与文化原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