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误读 无形的阻隔——对柳青及《创业史》的再认识之三

我们对柳青和《创业史》误读了50年。其问题出在,我们混淆了做人与创作的界限;混淆了政治与文学的界限;混淆了表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的界限。当代小说家,尤其是陕西小说家,至今都没有对柳青的创作进行过理性的思考;柳青既是引领他们走进文学殿堂的老师,也是妨碍他们创作升华的无形阻隔。超越柳青,跨过无形的阻隔,是一代小说作家必须做的功课。     

再论三国时期的“义”

＂义＂并不是一个具有主体意义的伦理道德范畴,而是一个附着物,是与其他道德、事物、行为相联系的中介,是根据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对人们行为道德的内在规定。在《三国志》中,与＂义＂有关的词汇则近70个,超过了＂忠＂、＂孝＂、＂仁＂三者词汇的总和。以＂春秋之义＂来表达时人的道德态度,指导、评价人们的行为和大量以＂义＂为名的杂号军职的出现是三国＂义＂伦理的两大时代特色。     

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作为司法裁判的二元目标,是法律的规则性、规则的理性与限度之张力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在中国司法语境中,社会主义法治是“两个效果有机统一”政策的构成性前提,也是其实践的规定性组成部分.遮蔽于道德理由的规则之治,是一种具有明显优势的社会治理模式,但也有其限度和局限,这是“两个效果有机统一”的践行性前提.相应地,落实“法律效果”就是最大化规则之治的优点与功能,以维系秩序与保障权利;关切“社会效果”则是基于规则适用结果与最优道德判断的不一致性,要求适度返回法律背后的道德理由,平衡法律适用的社会效用.法律效果在法治国家司法中处于优先地位,对社会效果的考量,须设定各种制度与方法约束.唯此才能使司法裁判做到“规范上封闭和认知上开放”,真正实现“两个效果有机统一”.     

跨越“文野之别”的实践——再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

江村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成名的起点，又是他近70年持续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研究基地。他踏出的江村研究之路，表达了西方人类学大师“梦寐以求的愿望”，开拓了人类学从研究野蛮人转向研究文明人的新时代。文章指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是由环环相扣的偶然因素促成的，同时又是有计划、动机明确、志向高远的一项研究。他进行的中国乡村“文明社区”——江村研究的实践， 跨越了“文野之别”，开拓了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西方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时代造就了《江村经济》，《江村经济》把费孝通推向了世界学术前沿。费孝通“志在富民”，江村研究以探索农民怎样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走向富裕道路为主旨，揭示了“江村人”的思想观念、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等的变化。文章认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后继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未竟的事业，将由“江村学”研究肩负。     

法家学说与西汉的皇权主义——以“冠履之喻”为中心的考察

冠的本义是头部饰具,因先秦儒家的冠礼而具有了等级秩序的象征意义。法家更进一步,将履和冠并提,运用到阐述其尊君思想上,并形成了异于先秦其他诸子的绝对尊君理论。冠履之喻也完成了由器物之别到自然之势的象征再到君尊臣卑与社会之势的转变。西汉时期,冠履之喻一再被提及,法家的绝对尊君思想得到宣扬,法家学说因此也为西汉时期皇权主义的塑造提供了思想资源。     

日本古典文学中“光”的美学意蕴

日本古典文学名著中,和“光”相关的描写词汇频繁出现。其中,在表现人物方面尤为突出。既用于夸饰僧人道行之高,又用来虚构佛像之灵异。而且也用在描绘月宫仙女之冰清玉洁和表现贵族公子的美丽姿容。“光”在古典文学中被反复使用,表明这类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古代人的某种审美取向。本文以“光”为考察视角,通过再解读经典文学文本,发掘、梳理其隐含的美学意蕴。     

论“安乐死”的可行性

“安乐死”一直是备受法学界、医学界、宗教界等关注的世界性问题。对于“安乐死”,有赞成和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各国的法律也对“安乐死”采取不同的态度,有的法律上允许“安乐死”,有的在法律上把安乐死当成是故意谋杀罪。本文主要是从法律角度来说明“安乐死”在法律上不应该是一种犯罪,它对社会、个人具有积极的意义,以及“安乐死”的社会基础来分析“安乐死”具有可行性,同时也探索了“安乐死”的立法问题。     

论唐代意象创构中“象”的时空合一主题

在中国传统意象论中,讲究“心物一体”,主客交融。意象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对客体进行审美观照而产生的,随之还有对于审美中时间和空间观念的理解和认知。在古代审美意象理论中,时空既是思维方式,也是其成“象”的一种譬喻方式。因思而成象,时空不仅存在于所思之“意”中,还存在于所观之“象”里。唐代是一个重视“兴象”的朝代,且“象”中蕴含着时空观,主要体现为时空合一的审美意象时空主题的建构。“象”中时空的分析成为唐代意象创构中时空观审美建构的重要主题,对意象创构中的时空关系探究具有深刻启示意义。     

从“阿喀琉斯之死”到“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哲学的荷马背景分析

关于苏格拉底之死,有维护贵族统治说、拥护民主说、悲剧说与顽固保守和不见容于希腊说等几种主流的死因分析.但苏格拉底在命运、选择方面对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的认同,以及阿喀琉斯之死,笔者以为苏格拉底之死是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的,应从"阿喀琉斯之死"所昭示的希腊精神入手,在希腊文化层面上对苏格拉底之死进行分析.     

鸟魂无言——论《红楼梦》中"鸟"意象的隐喻功能

<红楼梦>中花鸟意象蔚为大观,为作品增添了更诗意的色彩.然时贤论"花"意象多,评"鸟"意象少,尤其忽略了宝钗的地位.杜鹃意象以"悲情"、"忠贞"和"泣血"为意蕴内核,以"化作杜鹃带血归"为泪尽夭亡命运之参照,在紫鹃和黛玉这一对人物关系和性格命运中得到了集中体现;黄鹂意象以"巧舌"、"巧思"、"巧手"和"闺怨"为意蕴内核,以"隔叶黄鹂空好音"为命运之参照,在莺儿和宝钗这一对人物关系和性格命运中得到了充分展示.二者具有重要的隐喻功能和诗谶意味,共同呈现了曹雪芹的生命情怀与艺术匠心.     

多维多象——诗歌审美意象的“象”结构论

诗歌审美意象是诗人在对审美对象的观照中产生的包含知、情、意复合内容的心理图象,通过显象语词外化的形象显现。意象是一个由“意”与“象”有机结合的包含丰富意蕴的复合结构。而就“意”和“象”本身看,它们又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结构体。基于此,认识“意”的内在结构和“象”的内在结构,对把握意象这一复合结构的复杂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唐司空图说过“象外之象”的话。此话一语中的,正道出了“象”结构的纲领。说到象结构,人们便会很自然地想到单纯意象,意象组接和意象群所构成的结构图画。但那不过是“象”本身的呈现,而非飘忽不定的“象外之象”。我们所要研究的,是象本身及其背后的象所构成的多象多维的结构画面。诗歌作品艺术意象因其多象性而形成的世界意象、生活意象与自我意象的统一,是读者眼中有机统一的象的审美内容结构。诗歌作品艺术意象因其多维性而形成的不同的欣赏——研究层次和角度,是读者眼中有机统一的象的审美诠释结构。二者的结合构成象的结构,亦即读者完成意象态(读者再造意象)。一、“象”的审美内容结构     

论法律的“惰性品格”及其消减——博登海默的阐释及启示

博登海默阐释的法律惰性品格是指法律自身无法摆脱的保守性、僵化性和压制性等弊端,并紧切秩序价值与正义价值分析法律惰性品格的生成理路,力图通过法的自给性完善和衡平原则、能动司法、调解仲裁等方法的适当运用来尽力消减法律惰性品格的消极影响,从而为良法之治提供法理与实践支撑。     

“祭祀不祈”与“内尽己心”:以祭礼中的“鬼神”为例论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

本文以儒家典籍中的“鬼神”为研究对象，借此对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特征进行讨论。儒家思想对鬼神的理解，继承了巫术时代鬼神能影响现实之认识，又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新的内涵以“形气论”为认识基础，一方面将鬼神世界与人间世界视作同质且可以互相沟通，极力强调鬼神尤其是“人鬼”与祭祀者之间固有的“父子”关系的重要性，形成了以“报本反始”为核心意义，以“格神”“敬飨”为直接目的的祭祀之礼；另一方面，儒家强调，“格神”的最关键条件是主祭者“事死如事生”的“诚敬之心”，而这一诚敬之心源自于“孝”的情感。     

从华夷之辨到古今之辨——关于中唐古文运动发生背景的再思考

本文从前人有关华夷之辨为中唐古文运动诱因的说法入手进一步分析,认为在华夷之辨与古文运动之间存在一条“辨华夷—复尊儒—辨古今—学古文—复古道”逐步递进的线索.边疆危机、藩镇割据等安史流弊促使华夷之辨在中唐士人心中强化,进而引导士人对“华”之本体进行审视,产生儒学复兴的使命感.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华夷之辨延伸为古今之辨,即矫正华夷相杂的“今”文化,回归纯净的华夏“古”文化.中唐古文运动正是这种回归古典理念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即通过写作与古圣先王著述表达相一致的文体,探求古道精髓,复兴古典文化.这种复兴的终极目的则是儒学复古基础上的创新.     

论日本近代的“奇迹派”文学

奇迹派文学以内心整合来超越此前的自然主义主张，此派的共同特质是重视将自我伸展到内心现实，作家们在被社会锁定的范围内发挥着最大个性，其创作素材主要来自身边琐事，有“后期自然主义”之称。比照新思潮派，此派缺乏理智性，“私小说”倾向鲜明，但个性角度丰富，脱离了“平面主义”旧套。奇迹派中不乏关心社会、富有有正义感的作家，如广津和郎与宇野浩二。     

论儒家的“为己之学”

“为己之学”是儒家的一个核心思想,意义是指求学的目的,不在于功名利禄,而是在于成己成物,即在自身修养提高的基础上,为他人和社会作出贡献。这种思想有其深厚的心性基础,即孔子的“仁”学思想和孟子的“性善说”。这种本善之“心性”成为儒家“为己之学”的“源”与“本”,正是此“本”使得儒家的“为己之学”呈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显示出它对社会、对自然的无限大用。     

共同的基础和阶级上的对立——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法律中“人民”一词的使用

本文通过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主要法律文本中的＂人民＂一词及相关词语使用的统计,描述其在双方法律中使用的特点,然后通过分析双方对＂人民＂一词使用的共同基础和阶级对立,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革命的共同历史背景和国共两党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的完全不同。     

论作为法治话语的“法律渊源”

法治话语是以塑造法治认同为目标的法学表达。将“法律渊源”这一法学术语作为法治话语,一方面是建构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的时代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化解司法裁判必须援引法外规范这一可能诱发法治话语危机的现实诉求“。法律渊源”作为法治话语具有丰富的法理意涵,其既预设了语用视角的内部性,又预示了裁判规范来源的开放性,还预决了“所指”的制度事实属性“。法律渊源”作为法治话语具有多维功能,其不仅能为法律获取经验提供理论构造,为“据法裁判”观念提供证立依据,还能塑造法治运行的现实结构。     

论媒体对政府政策行为的影响——以“闯黄灯”政策之变为例

"‘闯黄灯’政策之变"是媒体积极介入政府政策过程的一个典型案例,也是政府部门及时主动听取民意修正政策的成功之举。为了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需要准确把握媒体运行规律,充分发挥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在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     

“孝”文化的中日比较研究

"孝"起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早已东传日本,并与佛教合流,成为日本国民的道德规范、宗教精髓、文化思想的重要内核之一。"孝"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受到了日本的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内涵与形式发生了不少变化,但至今仍然植根于日本社会的深层,制约和规范着日本人的行为心理、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各个层面。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孝",随着家长制的崩溃、小家庭的发展、社会的多样化、道德的相对化等因素的变化,凸显出质的演变。然而,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只要亲子关系存在,"孝"就不会过时,必将作为不可替代的道德理念,继续发挥统导作用与凝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