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所见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学术文化积累之提升为中心的考察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鲜卑皇族集团的汉化进程明显加快,其宗室子弟不断趋于雅化.由墓志可见孝文帝及其他北魏后期统治者重视设置、完善国子学等学校教育,鲜卑皇族宗室子弟普遍入学接受汉文化启蒙教育,以致早慧的宗族子弟层出不穷.孝文帝等统治者注意为诸王精心挑选宾友、僚佐,诸王也竞相招集汉族名士,形成了一些藩邸文化中心.与汉族名士的密切接触,对其文学艺术才情与经史学术修养的提升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相关墓志还体现出鲜卑皇族重视女子教育.     

北魏《尹平墓志》考

<正>《尹平墓志》出土于河南省荥阳市豫龙镇槐西村南的一座北魏墓葬中[1]。墓志对北魏、萧梁之间的两起军事斗争着墨颇多,可补史书之不足,纠史书之错讹。志文中之“徐道”为史书记载之徐道角,又名徐玄明,此人极有可能是天师道信徒,此志文对研究南北朝时期天师道在沿海区域的传播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试述北魏宗室阶层的犯罪类型

北魏宗室阶层是政权的柱石、统治集团的核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里享受充分的特权,北魏时期的法律反映了宗室特权的主要方面.由于拓跋鲜卑历经由游牧部落向文明国家阶段的跃进,宗室成员在身份角色的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国家法制和名教礼法发生冲突,表现为具体的犯罪行为.北魏宗室非违主要有政治犯罪、职务犯罪、刑事犯罪和悖逆纲常伦理四类.各类罪行的时间分布特点和惩治力度集中反映出宗室生存境遇的改变和王朝政局的走势.     

徙居洛阳求发展，家族盛衰岂由人——洛阳龙门新村出土隋卫侗墓志考释

卫侗墓志记述了河东卫氏中卫侗所属族支自卫进至卫文珩四代的仕宦与家族情况，反映了河东次等门第家族族支在南迁洛阳之后，随着北齐、北周、隋的朝代嬗替，在政治、社会地位等方面变迁，以及族支代表人物在北魏、北齐、北周、隋数朝的仕宦经历。卫侗所属族支是河东卫氏的分支，无法与中央核心阶层发生密切联系。因此，在进入北周、隋之后，家族地位急剧下降，家族成员的仕宦日益艰难。卫侗所属族支的变化反映了北朝末期至隋唐，旧有门阀家族势力的衰落，以及依附中央政权的新家族崛起的社会特点。     

宋代宗学考论

本文对两宋宗学、宫学文献记载混乱进行辨析考证,认为北宋时曾置专门的宗室教育机构——宗学,建立于北宋元丰年间,但废置不常;同时又有宫学,它不是一个专门的教育机构,而是诸王宫学的合称,两者的管理机构与所招学生各不相同。诸王宫学招收皇室近属,宗学兼收皇室疏属,宫学地位高于宗学。南宋前期的所谓"宗学",与北宋宗学显然有别,它实际上是宫学,南宋真正宗学的建立是在嘉定九年(1216)。造成两宋宗学、宫学文献记载混乱的原因是宗室族属亲疏的变化:北宋原有诸王宫学,教育宗室近属子弟;到元丰以后,由于宗室繁衍,为方便疏属子弟教学,建立宗学;南宋初建,宗室近属几乎全被金国俘虏北上,因此,宗学、宫学的区分也失去了现实意义。绍兴十四年(1144)虽宫学,但也招收疏属子弟。到南宋中期以后,随着宗子弟重新繁衍,人口增加,适合疏属子弟就学的宗学才又重新建立。     

两晋宗室司衮要论

两晋宗室任诸公者均爵为诸王,高官、高爵形成对应,且宗室担任诸公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多为勋旧贤能、望实俱显者,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多因地近属尊,以亲亲司衮。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大都兼领实职,尤其永熙后多以衮职或参与中央决策、或出任要州都督,且屡有以诸公专断朝政者。相较西晋,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人数锐减,任职时间缩短。西晋时期,宗室诸王、宣帝旁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均多于武帝嫡系诸王,东晋时期则是元帝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皆占多数。凡此种种,对两晋政治格局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近支宗室赐名考论

认为清代近支宗室赐名制度经历了由前期向后期的发展、完善与常规化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嘉庆朝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一时期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颁布的诸多谕旨,均体现了嘉庆帝意在加强对宗室管控、凸显皇权威严、区别宗室亲疏,从而实现近支宗室赐名常规化的用意.至道光、咸丰朝后,近支宗室赐名进一步规范化,康乾时期诸多赐名"不规律"问题得以纠正.与之同时,近支宗室范围也逐渐从清前期的圣祖系和高宗系向清后期仁宗系转移,并沿用至清朝覆亡.     

拓跋宗师考述

拓跋宗师是北魏皇族在"私"的家族场域设立的最高管理者,它是西晋宗师与游牧氏族长老制融合的产物,堪称宗室领袖与楷模。拓跋宗师始设于道武帝天赐元年,此后一度废弃,孝文帝太和改制予以恢复。此职限额一人,终身任职,例由德高望重、地位尊显、才学出众的宗室元老担任。拓跋宗师通过"宗议"干预皇族事务,具有纠举非违、训教督导等职权,对维护皇族秩序、规范宗室言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魏洛阳里坊制度及其特点

北魏洛阳城里坊制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特点。里坊布局环绕宫城,益发棋盘格状化,里坊分区益发等级化,里坊形制益发规整化,里坊管理益发严格化,里坊与市场结合益发紧密化。尤其是内城、外郭城形制的创建,使外郭城得以大规模地辟为规整的里坊区,按里坊制度布局与管理,是北魏洛阳城的创举,这也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把都城居民的里整齐地建成。里坊制度自周代形成以来,至此基本定型。隋唐长安城、洛阳东都城都直接继承了北魏洛阳的里坊制度。     

北魏至隋唐室韦的经济类型和社会性质初探

室韦是在我国北方历史上占有显著地位的民族,族名始见于北魏,历经隋唐五代,直到辽金两代后才不见于史籍。室韦在历史上已形成地域连片、同一族名、具有多数部落使用的共同语言和共同习俗的部落群,属多民族共同体类型。各部落的经济类型有差异,它们之间的交往联系很少,这表现出了部落群的松散性。部落之间也未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 “由于各部落所在地域的自然条件不同,其经济类型也不同。从北魏至唐代,室韦的经济类型可分为三种:一、半牧半农经济类型;二、半猎半牧经济类型;三、森林狩猎经济类型。 确定一个民族的社会性质,主要是依据这个民…     

论南燕政权的建立与灭亡

南燕是慕容氏建立的最后一个政权。慕容氏属鲜卑族,3世纪末在今河北与辽宁交界处建立了前燕,4世纪末向南迁徙到今华北平原。370年,前秦灭前燕。383年,前秦败于东晋,慕容氏又建后燕。十多年后,后燕被北魏所灭。慕容德率余部退入今山东     

论凉州士人在北魏的文化学术活动及其影响

凉州士人在北魏从事的文化学术活动主要有参与修订律令、修著国史以及置馆讲学等方面,尤其是在参与制定北魏朝廷典章制度方面影响深远。但由于崔浩国史事件、“平齐民”的迁入、“定姓族”制度的实施等因素影响,限制了凉州士人对北魏文化学术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新出北魏《薛怀吉墓志》补释探究

2017年,考古工作者抢救性发掘山西万荣西思雅北魏薛怀吉墓,出土完整墓志一方。该志翔实记录墓主的家世背景和仕宦履历,内容可与正史互相补证,对研究中古河东薛氏家族和北方民族、社会史极具参考价值。志主薛怀吉出自降臣薛安都之南祖房,依靠先世的功勋业绩、阀阅等第达到一流高门的层级。其政治归属系代人集团中的上客,备受恩典荣宠,仕进以五品释褐、三品终结,仕途飞黄腾达。且作为皇帝心腹重点培养,内充近侍、外镇方面,显赫一时。志文流露华夏认同取向,与河东薛氏借助祖源记忆荡涤蛮夷色彩的努力如出一辙。阀阅等第、政治归属和文化认同,乃扫描同类墓志三位一体的思考维度,代表内徙戎夷演进大势所趋。     

记两晋南北朝之华山郡（上）

西晋在匈奴氐羌之乱后设立华山郡，然未发挥其应有之作用，西晋之亡与之有关。东晋之华山郡助东晋守潼关以东地带乃至洛阳。南朝宋齐梁之华山郡显示南北朝历史之主流在北不在南。北魏华山郡反映北魏历史发展及民族融合之实际。自西魏北周之华山郡可见南北朝历史向西晋统一历史之回归。     

略论北魏孝文帝的迁都改制

公元491年,孝文帝开始亲政。当政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迁都洛阳。在我国古代史上,历朝迁都不乏其例,本来它算不上是什么壮举。但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孝文帝的这一决策,直接为他下一步的改制,即推行汉化政策,铺平了道路。可以这么认为,如果没有迁都之举,那么改制也势必难以顺利进行。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原因很多,概而言之,无非两点:一是鲜卑族经济状况的改变。自进入中原、统一北方以后,它们已从过去以游牧为主的经济,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但是,作为北魏京都的平城,却远处北漠,气候寒冷,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稍遇天灾,百姓就有“饿死衢道,无人收识”①的危险。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原一带,由于农业生产的复苏,则呈现出欣     

《魏书》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

《魏书》编纂的成功与北魏政府长期重视本族史料的储备和魏收本人的史官生涯、修史经历、学术识见密切关联。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魏书》长期背负"秽史"的污名。实际上,魏收的著述旨趣在于编纂一部实录式的史学名著,这已为当代史家所阐明,同时亦被近年来的考古成果所印证。魏收以恢宏的视野梳理一代历史发展大势,将北魏历史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其间体现了他对北魏历史盛衰的思考。《魏书》设置"十志",弥补了自《汉书》撰成至唐初近六百年间正史无志或有志而缺食货、刑法等重要内容的缺陷;《魏书》的编纂又突破前史体例,新设《官氏志》《释老志》,反映了北魏重门阀、崇佛教的时代特点。     

北朝天水赵氏宦居与乡里变迁

十六国时期,天水赵氏因仕宦后秦形成“京兆—天水”的“双家形态”。随着后秦衰亡,赵逸、赵温、赵迁三支分别进入赫连夏、仇池和江左,后又皆入仕北魏。在北魏,赵逸、赵温二支皆宦居京师,但分别葬于洛阳和天水,呈现出不同的乡里认同;赵迁一支,随仕宦而居,却归葬于家族在后秦开创的京兆小陵原祖茔。北朝后期,赵逸一支宦居北齐京城邺城,但以洛阳为乡里;赵迁一支,因仕宦西魏、北周,回归京兆乡里;赵温子孙在乡里认同上,则呈现出京城与天水的分歧。北朝天水赵氏的个案研究显示,北朝士族因仕宦而迁徙乃至移居京城可能已较普遍。     

论东晋高崧夫妇墓志的史学价值与艺术价值

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高崧家族墓葬遗址为研究东晋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其中高崧夫妇墓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不仅具有证史补史的作用,而且揭示了中国书法艺术中的楷书在当时社会使用的普遍性以及隶书在东晋中期以后急剧衰落的趋势。     

《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评介

中国新史学经过了近一个世纪发展,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成就斐然。就魏晋南北朝史而言,研究的深度体现在一方面是对新出土简牍墓志碑刻等资料进行整理利用;另一方面是对传统正史史籍等史料深入挖掘,对史料的解读继承了古人的成就并有新的突破,从而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在研究广度上,举凡古代史涉及的传统问题都有专门研究,在此基础之上,一些新的领域也被开拓出来。政治制度史中职官制度的研究,是一个相对成熟的老问题,不过仍有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是否能够准确把握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对我们能否全面了解古代社会政治、经…     

论宗臣御倭散文的史料价值

宗臣御倭时间恰好是倭患最为惨烈的嘉靖朝,地点又是罹毒最甚的福建,相当具有典型性.宗臣有亲身抗倭的经历,再加之长期受<史记>、杜诗的熏陶,具有明确的存史意识,所以其御倭散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从中可以了解倭寇之来源、倭惠之惨烈、客兵之祸害、御贼者之表现等众多史实,对进一步认识明代沿海倭乱、朝政腐败、海防策略均有极大的帮助.宗臣真实具体的御倭散文,和明代边防诗相比较,其史料价值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