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小三线建设研究述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备战为中心开展的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建设和小三线建设两个组成部分，对新中国国防、工业、科技、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外学术界对小三线建设的早期研究多内嵌于宏观三线建设研究中，近年来则有明显进展。这些研究呈现出多面特征，对其加以总结将丰富学界关于三线建设乃至新中国史的研究视野和理解维度。     

三线建设时期的备战动员与备战意识

三线建设是在特殊时期以巩固国防和加强备战为目的而开展的全方位、大规模的工业布局调整。为达成调整目的,当时利用制度安排、利益共享、精神鼓励等备战动员方式,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到三线,一批批知青、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及其家属迁移到西部,他们形成了以“服从意识、训练意识、保密意识、忧患意识”为核心的备战意识。通过亲历者讲述这些动员方式与备战意识,可以更加生动地了解个体在宏大叙事中的生命历程与集体记忆,从而使人们更加客观地评价三线建设这段历史,增强“三线人”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     

“总体布局”视域下毛泽东三线建设研究

20世纪60年代中期进行的三线建设,是毛泽东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出发,在战略和长远的角度通盘考虑中国工业发展的布局问题。三线建设中中国工业布局的思想包括：“三五”计划战略重点的转移、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三线建设项目的总体布局以及三线建设中对国民经济布局的调整等措施,这场声势浩大并且影响深远的运动是“总体布局”思想的重要体现。     

三线建设与三线工业遗产概念刍议

三线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备战为目的的工业建设运动，保护与利用三线建设留下的工业遗产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三线工业遗产系三线建设而生成，三线建设的终止时间也是界定三线工业遗产的时间下限。三线建设调整改造阶段，部分陷入发展困境的三线企业在国家补贴资金的帮助下完成脱险搬迁，三线调迁结束才是三线建设的最后落幕。三线建设时期，三线地区存在着各种企业状况，在国家三线建设战略目标下投资建设的大中型三线企业与三线地方自发建设、自我发展的中小型企业具有不同属性与类型，其工业遗产的价值内涵也存在差异。通过提出广义三线建设企业与狭义三线建设企业的概念，可以为正确评价三线工业遗产的价值内涵提供理论依据。     

三线建设时期的中国城市化——以四川德阳为中心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城市化普遍发轫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相关城市发展的推动。作为前30年国家重点工业城市,国家在德阳完成三线建设投资10亿元,建成中央和省属大中型企业近20个,构造出以德阳为中心,同哈尔滨、上海相媲美的三线最大的重型机械工业体系,不仅为全国国防和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四川省第一个由县升格的德阳地级市的诞生及其后续超常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因三线建设而崛起的德阳,既改变了中国重大装备技术制造业以及四川省区域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空间重心,又在中国城市化因备战而形成"V轨迹、厂城畸形化"的共性之际,孕育出"以城市规划区为地理中心、主导产业面向国民经济建设"的鲜明个性。     

“三线精神”的凝练历程与时代价值——以攀枝花三线建设为例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三线建设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所形成的“三线精神”十分值得深入挖掘与凝练。带着“三线精神”为何提出较晚且传播力度不够的疑问和思索,以攀枝花三线建设为例,回溯“三线精神”在萌芽与酝酿时期、塑造与形成时期、发展与传承时期等阶段的不同意蕴,可以从历史的维度对“三线精神”即“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予以阶段性呈现。在党性教育视野下,“三线精神”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厚重的传承力,其时代价值得到进一步丰富。     

社会史视野中的三线建设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三线建设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仍存在一些缺憾和不足,并呈现向微观层面、多学科视野转变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可以借鉴和运用社会学(以及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来深化三线建设研究。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能拓展三线建设的研究内容与研究视角,丰富三线建设的研究手段,为三线建设研究提供理论支撑。文章还以"单位制"理论的引入为例,探讨了社会学理论在三线建设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三线建设研究述评

文章简要介绍了三线建设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出版研究资料方面的进展,评判了目前三线建设研究中若干具有学术意义的思想,提出了今后三线建设研究的几点思考。     

影像史学视域下三线建设研究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

三线建设在当前国史、党史学界受到充分关注。伴随着视觉时代的到来,人文社科领域研究逐渐兴起了“视觉转向”的话语逻辑,三线建设领域研究如何因应这一转向值得思考。在当下视觉转向的语境中,研究着重分析了运用影像史学这类新方法之于三线建设研究的价值逻辑,并通过“视觉证史”与“视觉书写”两重路径进一步探索如何利用影像史学的方法将三线建设时期所遗存的大量视觉资料、亲历人物口述等重要信息转化成为现实可行的研究。尽管影像史学在三线建设研究的结合或许有其应用上的部分限制,但是基于影像文化在人类生活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其可作为不同于书写史学的另一种“真理”表述方式,我们仍应该对其进一步深挖,借以开拓和丰富国内三线建设研究之新的可能性。     

三线建设中企业搬迁的经验与教训

20世纪60—70年代三线建设中的企业搬迁对加快建设速度是有效的。当时企业搬迁总体部署的特色为低投资、紧运行;建设三线与调整一线相结合;各地从实际情况部署。抚今追昔,此次企业搬迁经验教训丰富:备战背景与强大的动员能力成就了三线企业搬迁;分工管理与细节安排使搬迁得以运行;搬迁企业及其职工付出了巨大代价;能否重建协作关系与市场网络、科学规划城镇决定企业搬迁的成败。     

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安徽企业发展研究

198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小三线建设初步调整原则,开启后小三线建设时代（以下简称后时代）。进入后小三线建设时代,安徽大部分小三线企业转产民品,部分企业军品生产能力得以保留,但并未放弃民品生产。20世纪90年代,这些企业大力改革、多措并举获得了较大发展。至世纪之交,这些企业再次陷入危机,纷纷以兼并、破产和“债转股”等方式应对困局。尽管其效果并不理想,但这些企业在新阶段依然展现了无私奉献、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亦有积极作用。     

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安徽企业发展研究

198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小三线建设初步调整原则，开启后小三线建设时代（以下简称后时代）。进入后小三线建设时代，安徽大部分小三线企业转产民品，部分企业军品生产能力得以保留，但并未放弃民品生产。20世纪90年代，这些企业大力改革、多措并举获得了较大发展。至世纪之交，这些企业再次陷入危机，纷纷以兼并、破产和“债转股”等方式应对困局。尽管其效果并不理想，但这些企业在新阶段依然展现了无私奉献、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亦有积极作用。     

三线建设与西部开发刍议

本文比较了三线建设与西部开发两个战略,认为二者具有大部分相同而小部分不同的地域范围,面临着既相类似又相区别的时代背景,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开发方式,而后者对前者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一次飞跃;三线建设为西部开发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线建设对地方科教发展的促进——以陕西省为例

三线建设源起于20世纪60年代,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发内地、备战备荒的重要建设运动。从科教视角对此主题的深入研究亟待加强。陕西省是三线建设重点地区,其科教事业发展深受三线建设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体现在,这一时期从省外迁入、于西安兴建了众多高校和研究所,为西安和陕西日后成为西北地区科教中心打下了基础。间接影响体现在,三线建设期间为支持迁入职工的子女入学,兴建了众多附属中小学校,提升了周边地区的入学率。教育的普及,为工厂企业培育了合格劳动者,助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论“三线建设”对中国西部城镇发展的推进

三线建设极大地改变了我国黔、川、滇与陕、甘、宁、青等西南、西北7省(区)的工业落后状态,促进了我国西部的工业化,有效地提升了当地的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西南、西北地区涌现出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同时,推动了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类型的城市向近代城市的转变,为其后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打下了基础。     

“桥头堡”视域下云南地缘文学、文化研究格局的构建与实践

在“桥头堡”视域下来探讨云南文学、文化的传承问题时,我们需要考虑引入“地缘学”视角,系统研究、总结云南古代、现当代的文学、文化资源与经验,构建古今勾连、文学文化研究结合、民族性时代性世界性兼顾的连贯融和、具有立体感的云南文学、文化研究格局,改变目前云南地域文学、文化研究忽略地缘特质,学科、古今没有很好结合的不足,从而为传承云南优秀文化、促进文化强省战略的实施做出更大的贡献。     

论三线建设与重庆城市现代化

当代重庆城市现代化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一五"时期、三线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如果说"一五"时期的恢复性发展奠定了重庆现代工业的基础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的基础,改革开放时期是重庆城市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时期的话,那么,三线建设时期则促成了重庆现代工业体系和现代卫星城镇体系的形成。三线建设对于促进重庆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特定时期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和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也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     

嵌入式运作:东北对四川三线建设城市的支援

在三线建设时期,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东北先后向四川省内迁或援建企事业单位70余个、人员30余万。在东北工业化核心资源嵌入之际,在宏观上,国家以重庆、成都、自贡、渡口为中心采取“大分散”布局;在微观上,以10个小城市和20余个城镇为依托进行“小集中”布点,使四川数十个受援的城市、城镇获得了新的发展资源。一部分老的城市和城镇借此资源得到了长足发展,同时还建成了新的渡口市和一批新的工矿城镇。这种嵌入式运作,在强力推动四川城市布局和经济地图巨变之际,对四川和东北的后续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     

三线建设、现代性嵌入与中国体验——以口述史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在国家叙事与个人口述之间,通过建构三线建设发展阶段中的“工地社会”“类军营社会”与“单位社会”三个理想类型分析现代性嵌入过程中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微观形态,对普通亲历者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做出深描。相较于西方现代性深深根植于个体化内核而言,三线建设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现代性发展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色彩。而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作为一种集体表征,为亲历者认识当时局势、理解国家政策、产生情感共鸣、形塑身份认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心理模板与认知框架,并直接促成“三线人”共同体的形成。     

介于城乡之间的单位社会:三线建设企业性质探析

三线建设企业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由于受"靠山、分散、隐蔽"选址方针的影响,三线企业大多建在农村、山区。从人口密度、生产方式、户籍身份、生活方式与社会差异、社会关系等方面分析,三线企业同时具有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的特征。究其本质,三线企业是一种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特殊"单位社会"。三线企业有着不同于一般单位组织的特点:地理位置偏僻,封闭性和自给自足性更强,呈现出文化孤岛特征;作为"嵌入式"企业,形成了独特的移民文化和"厂文化"。改革开放以后,三线企业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趋势是逐渐从"单位社会"向"社区社会"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