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钱币的发现与研究

西夏钱币是我国优秀的货币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西夏学的重要内容。加强西夏钱币的研究,不仅对发展我国钱币学,丰富我国货币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西夏的社会经济。物质文化、语言文字,促进西夏学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一、前人对西夏钱币的研究由于有关西夏文献资料的严重短缺,特别是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史,使曾经雄踞西北近两个世纪的西夏王朝,竟成为历史之谜,西夏学曾被史学界称为“绝学”,西夏钱币研究,在钱币学中也是一个薄弱环节,第一枚被明文著录的西夏钱币“天盛元宝”,晚到清乾隆年间,始在《钦定钱录》中出现①。     

西夏官吏“禄食”标准管窥——以《天盛律令》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有关史料的整理,力求对西夏官吏的“禄食”标准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认为“屠”（肉食）＋“米谷”（粮食）＋“马食”＋童仆食物构成了西夏具体餐饮标准。这一标准,从侧面又反映了西夏社会等级森严、贫富悬殊、物质相对匮乏的现实。另外,本文对史金波“一屠应是指屠杀羊一只”的解释提出了质疑。     

文化背景的大一统——从西夏文化遗存看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

西夏文化的主干是传统文化的翻版,只是一些表象与形式上的内容才融入了党项民族的文化。包括政治层面的直接影响、生产和生活方式等,主要表现在西夏文字与西夏文化所涵盖的内容、西夏佛塔与西夏建筑文化、西夏石窟与西夏宗教文化、服饰文化影响等,由这几方面就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及其程度,体现的是“大一统”的文化背景。     

宋禁青盐内销问题

西夏盐州境有乌、白二池,盛产青白盐,“味胜解池所出,而生产无穷,”是西夏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因而自公元982年李继迁起事至公元1043年元昊与宋议和,六十余年间,青盐贸易一直是宋、夏外交上重要议题之一。北宋朝中虽有两派互相对立的意见,但禁止西夏青盐内销的主张始终占据上风,西夏对宋输出青盐的如意算盘也就一直没能如愿以偿。唯自清代以来,有些研究西夏史或论及西夏青盐问题的专著和论文,往往认为在西夏德明当政时,宋曾允许西夏青盐输入,这是—个应予澄清的问题。     

西夏的书信文书

书信是人类社会很重要的交际工具之一,在西夏社会中同样发挥了其他文书无法替代的交际作用。西夏书信文书是西夏文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和掌握西夏社会的相关情况。为此,我们利用目前手头上的一些西夏书信资料,对西夏书信文书概况、西夏书信文书内容这两大方面从文书学的角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探讨。从而完善了西夏文书的内容和结构体系。     

简论西方学者早期西夏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9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对“西夏”似乎毫无所知。此后,居住在北京的西方学者,在考察居庸关云台六体刻经时,发现了他们并不认识的西夏文字。他们通过时“西夏碑”的研究,知道居庸关刻石不识之字为西夏文字,发表了不少文章,对早期西夏学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其中也有一些错误和误解。本文对西方学者是何人、何时最先研究西夏的,西夏文字是什么时候、什么人“考定”的,所谓有人从12枚西夏钱中得识40个西夏字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西方最早研究西夏的学者是英人伟烈,最早“考定”西夏文字的是我国学者张澍,所谓用12枚西夏钱币认出40个西夏字是一种误解。     

西夏时期河西走廊的教育 --以儒学和"蕃书"为中心的探讨

西夏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的教育成就主要表现在发展儒学与推广“蕃书”两个方面。重视儒学是党项人为了吸纳各地贤才、培养高素质官员而采取的重要教育措施,创制和推行“蕃书”是西夏政权为适应河西走廊局部统一、创造党项民族自己的文明、追求政权独立的又一重要教育措施。河西走廊在儒学和“蕃书”两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表明西夏时期的河西走廊并非是“龙荒沙漠”的“不毛之地”,同时也说明,宋夏时期甘肃地区的教育中心在西夏统治下的河西走廊。     

西夏法律文献《新法》第一译释

西夏文抄本《新法》,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其内容包括刑法、行政法、军事法、民法、经济法等,多方位地反映了西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研究西夏法律制度的演变以及了解西夏政治、经济、家庭和社会等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     

试论西夏“以十二月为岁首”

文章依据传统的“五德终始说”和“三正”的理论，勾稽西夏文资料、汉文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首次对西夏的“岁首”作了论证，认为西夏王朝建立后，确曾改易正朔，采用殷正，“以十二月为岁首”，这是受其在五德中的行序金德决定的。文章最后揭示了西夏“以十二月为岁首”的政治内涵，认为西夏此举是标榜以大唐王朝的土德为续统而属金统，意在显示与其他并立政权的对等性。     

西夏档案机构及管理制度探索

本文利用西夏法律典籍和考古资料探讨了西夏的档案管理机构,证实西夏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了比较完善的档案工作机构“库中”;通过分析得出西夏主管档案的官员是“主簿、司吏”,兼有都案和案头等与文书相关的官吏;探讨了西夏的档案管理制度,并对其制度如确保档案完整与安全、专门档案的管理制度、查阅制度、立卷制度、副本制度等特别是立卷制度进行了详细阐述和分析,得出西夏档案立卷制度的内容非常丰富,因此才能为后人保留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成为我们研究西夏的宝贵财富。     

西夏文书史的建构--西夏文书研究之二

西夏文书史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是由多方面内容构成的 ,在“西夏文书研究之一”中已经对西夏文书的体裁、载体、组织机构和文书工作者进行了探讨。本篇主要对西夏文书的文风和文书工作制度的组成部分等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使西夏文书史的建构成为一个体系。     

酒泉、张掖的西夏土主信仰

公元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西夏文明很快被历史长河所湮灭,然而在河西走廊的酒泉和张掖却神奇般地保存了对西夏“土主”的信仰,酒泉、张掖都建有西夏土主庙。酒泉、张掖对土主的信仰一直持续到建国后的“文革”前,成为河西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经过考证,可以确定西夏土主庙祭祀的是西夏齐国忠武王李彦宗。土主神像羊首人身,这是一个有趣而令人费解的问题,最接近实际的一种解释是西夏统治者是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西夏统治者用羌人最崇拜的图腾标志,把李彦宗神化了,企图透过他彰显本民族的特性。     

“工匠精神”在辅导员队伍中的培养与传承路径

“工匠精神”是一种工作态度、职业理念和价值追求,对辅导员队伍的发展和完善有着重要的启示。在辅导员队伍中培养和传承“工匠精神”既是时代的召唤,也是工作环境、工作对象和队伍自身建设的需要。以培养和传承辅导员的“工匠精神”为目标,应增强职业认同感、提高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培养精益求精、与时俱进的精神,加快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     

西夏的畜牧业

畜牧业是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族传统的经济部门,在西夏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考察、分析它的发展状况,对研究西夏经济史与我国畜牧业发展史不无裨益。公元6世纪后期,党项羌人居住在今青海省东南部及与陇蜀交界的山地草原地带,过着“牧养犛牛、羊、猪以供食”,“织犛牛尾及(羊左)(羊历)毛为屋”,“不知稼穡”的单纯游牧生活。唐初,迫于吐蕃的强盛,他们内徒到秦陇交界的庆州与鄂尔多斯高原南部的银、夏、绥、宥诸州。这里虽然是比较贫瘠的山地与沙漠草原地带,一般不宜农耕,但秦陇交界山岳起伏     

西夏国名校考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王静如在《西夏国名考》中对西夏国名称和“于弥、嵬名兀祖、庞泥定”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引起苏联学者聂历山的质疑,他在本文中指出,王静如所译“白弥大夏国”的“弥”字,实为“河之上游”的意思,并依据大量翔实可靠的西夏文及汉文材料,特别是西夏宫廷颂歌,对于弥、白河、黑水及西夏国南北疆域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来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西夏国名、嵬名兀祖”及西夏地理等基本问题,盖源出此两篇文章。     

广博、精审、缜密——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

史料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史料的搜集、校勘、考订和编纂,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近年来,随着我国西夏史研究工作的深入,研究者花了很大的心血进行西夏史料的搜集和整理,韩荫晟同志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就是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西夏史料主要包括西夏文文献和汉文文献两个部分。据《宋史·夏国传》载,西夏设有翰林学士院负责修实录。西夏法律书《天盛年新改定律令》第十章“司次行文门”,有史院一名。这些可以说明,西夏曾设有纂修实录、国史的机构。可惜这些实录     

西夏学研究与宁夏在西夏学研究中的地位

谈到宁夏的历史文化,人们总是对之以:古朔方地、西夏故都、回族故乡。然而,认真的推敲,“朔方”作为一种古文化的代称,似乎更应属于内蒙古,而与宁夏的关系不大。“西夏”、“回乡”倒是地地道道的宁夏特色。“回乡”人们已经谈得很多,这里我只谈西夏,重点是谈宁夏在西夏学研究中的地位。一、西夏与西夏学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它以宁夏为中心,建都银川(当时称兴庆     

承天寺西夏断（残）碑新证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封建王朝,都城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其统治范围大致在今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的部分地区,其疆域方圆数千里,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界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幅员辽阔。其建国后佛教便成为“国教”,承天寺是西夏王朝的主要佛寺,承天寺塔是目前我国唯一有修建年代记载的一座西夏古塔。作者通过对承天寺残碑铭考释,诠释了西夏残碑的一些历史问题,考证了承天寺内残断刻石称“轨”,还是称碑、称碣,残碑文中的宋“诏圣”实为西夏“福圣”纪年之误,从而也省去在有关承天寺塔修建诸问题多方考证之苦。     

《夏汉字典》的编撰、四角号码分类和输入电脑问题

一、《夏汉字典》的编撰1972年元月．周总理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见到西夏文文献时问道：“现在懂西夏文的有几人？”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回答：“仅有一、二老人了。”总理当即指示：“一定要培养人学这种文字，绝不能让它失传。”根据总理指示，王局长接见宁夏文化代表团时指出：“你们宁夏是西夏的故地，一定要指定专人研究西夏文字和历史。”当得知无人愿教时，王说：“北京罗福颐先生在湖北干校．你们派人来，我们可以把他调回教你们。”之后，宁夏文教局对发掘西夏陵墓、研究西夏文史，作出了全面部署．拟派我赴京师事罗福颐先生，专…     

西夏法律与西夏社会——基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畜物”条文的观察

了解西夏的法律与社会是我们研究中国十至十三世纪法律与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章从当时的两份文契切入,这两份文契的标的物均涉及"畜物"之内容,它们都应是《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调整社会生活之产物。该法典中规定了大量的关于"畜物"内容的条款。历史地考察西夏社会及民情,不难得出"畜物"对当时西夏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故"畜物"成为该律令调整的重要对象。因此,大篇幅规定调整"畜物"之西夏法律与西夏社会的基本是一致的。在讨论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得出一些有利于我国法制建设的有益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