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尚书台到丞相府——蜀汉前期最高军政机构的演变

刘备称汉中王后,其左将军府改称大司马府,并建立了尚书台。他称帝后取消了大司马府,由尚书台统领全国要务,削夺了外朝官员主要是诸葛亮的职权。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立丞相府,总揽全国军政事务并兼领益州牧,将后主与辅政的李严排除在决策领域之外。他领兵北伐的7年中丞相府常设在汉中,遥控朝政,带子息在身边,不再回朝面君,并于成都设立留守相府,对后主严密监视限制,其丞相府的性质可视为权臣控制皇帝和朝廷的统治机构“霸府”。     

从收支项目看秦汉二元财政的源流

汉代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由大司农和少府分掌,为大家所熟知。但对二元财政的来源却少有辨析,一般承袭郑玄关于大司农是太府继承的说法。实际上少府和太府在收支项目上都比较接近,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而大司农则是由负责主持策命诸侯及保管爵禄文书的内史演变而来。在国家职能转轨过程中,内史发展成为管理国家财政及畿内地区事务的机构,最后进一步分离出专门管理国家财政的治粟内史。二元财政体制的设计来源于收支对应的原始财政平衡思想。     

大司农的演变与汉代的农业经营

大司农是汉代掌管农业的最高行政官员，其演变反映了两汉各阶段农业经营的不同状况。武帝初年的官制改革增加了大司农管理国家财政的职能，也加大了其参与农业再生产的能力。西汉中后期大司农在农业开发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情况与汉初治粟内史的无所作为形成了鲜明对照。在西汉二元财政体制下，大司农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由于田租、口赋数额相对固定，从增加财政收入出发，官营农业成为大司农经营的重点。但随着公田萎缩以及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合流，公田收益对国家财政影响减少，东汉后大司农将发展农业的主动权交给了地方政府。大司农放弃对农业的直接经营，不仅造成了汉代农业开发重心的转移，也加速了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     

汉代皇宫宿卫运作制度

汉代是中国古代皇宫宿卫运作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较为系统、周密的皇宫宿卫运作制度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其中宫省制度严格规定了皇宫宫殿和省中等各处的出入和活动准则,不仅如此,皇帝出行和宿止皇宫之外时,同样需要严格执行宫省制度;符籍制度用查验门籍和合符等方式确保经常出入皇宫各宫殿人员的准确性和正当性,临时出入皇宫者需要有柴传或引籍;更值制度以宫卫令等法令规范宿卫职官和卫士的宿卫时间、宿卫方式、宿卫职责、值卫交接等以保障皇宫宿卫的高度严密性;警跸制度规定在皇帝出行过程中宿卫职官和卫士需要以警戒和清道等方式护卫皇帝及其属车,保持高度警惕,以戒不虞;静室制度规定对于皇帝准备宿止的处所,由静室令负责预先对其进行严格清查,排除一切潜伏的危险因素,保证皇帝居止处所的绝对安全。这些具体的规章制度相辅相成,不仅使汉代的皇宫宿卫更为规范,同时成为汉代皇权安全的重要制度保障。     

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构想

本文从协调地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本质、优化资源配置等角度,论述了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必要性。深入分析了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出现的诸如财力不足、转移支付方式和数量工具具有随意性、财权与事权不相适应等问题。提出了立足于我国国情,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现实方案     

财政与皇权的互动——北宋内藏库运作机制之演变

宋初以北伐为目的而设置的内藏库,依靠江南金银课利的固定上供渠道以及与三司合作设置的市易务收入遗利,储备了大量的国家财政资金。这些财政资金,一方面应对高额的军费支出,另一方面,天子通过借贷给三司或政府,从而支配国家的行政运行,以提升皇权的效能。天子以内藏之资支配国家财政运行提升了皇权,而皇权彰显过程中,挥霍无度或超额支出造成内藏亏空,甚至财政危机,又反过来威胁着皇权,以至于太子登基之后,为提升皇权又进一步改良内藏库的管理。北宋167年间,天子皇权的提升与内藏库运作机制的发展演变,交相辉映。     

从太仓库岁入类项看明代财政制度的变迁

明代太仓库额定岁人的类项呈逐步增长的主流发展态势.这与内库、地方财政、民运、盐法、田赋征收等财政方面的重要制度变革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太仓库岁人类项的发展历史表明,从初期到末期,明代财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迁.     

论中国近代国地财政划分制度的演变

将中国国家财政划分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是中国财政制度现代化的明显标志之一。从晚清开始 ,中国仿效西制酝酿、试行划分国地财政 ,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确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 ,并在推行中取得一定成效 ,使中央财政由割裂渐趋统一 ,使地方财政由混乱渐趋规范 ,并带动了预算制的推行 ,从而使现代财政体制在中国基本确立。同时 ,这一制度也明显地体现出中国特有的政权结构和政治体制中央集权特色 ,由此而使制度本身带有难以克服的弊端 ,如财权与事权不相适应 ,地方越权行为严重等 ,从而产生一系列负效应。     

财政本质的界定与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兼谈传统财政本质理论的缺陷

我国财政理论界对财政本质的界定存在明显缺陷。要界定财政的本质就必须说明财政存在的基本依据,指出制约财政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表明财政的本质是协调私人需要与公共需要矛盾的手段或方式。如此界定财政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基础与财政改革——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湖北地区的赋役货币化演变

明初的"洪武型财政"以实物本色与亲身行役为主要内容,编户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湖北地区的赋役结构在明初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中东部地区以田赋与湖课为主要的收入,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到了弘治年间,湖北的地方州县开始对运往京库的部分田赋折银。至嘉靖年间,地方州县赋役折银的范围与比例都进一步扩大。在部分州县,役的银差与力差在明中叶已实现全部折银;田赋的征收以"一条边"(1)的形式展开;夏税秋粮折银的比重也相应增加,存留本地的部分已多过起运京师的部分。由此可见,湖北地方州县的赋役货币化演变自弘治年间已开始,这种来源于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使万历年间朝廷自上而下推行的赋役改革在一个半世纪的准备下得以进行。湖北地区自弘治年间开始的赋役折银与赋役合并,是经济领域的白银货币化对赋役制度的冲击,同时也是万历年间财政改革的前期铺垫。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上来说,赋役领域的货币化趋势,推动了明代国家的转型,使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从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货币关系,编户的人身依附减轻。可以说,万历年间的财政改革,是赋役制度自下而上变革的延续与突破,而不是改革的开始。     

错开的花：反观宋代相权与皇权研究及其论争

宋代相权与皇权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并于80年代掀起一场激烈的论争,论争的产生是由于对相权、皇权强弱之参照系错误对应及由此产生的同一概念的指向混乱造成的。换句话说,如果研究者对相权、皇权强弱参照系设定一致,论争应该不会产生。虽然如此,论争却使得对宋代相权、皇权的研究深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关于我国统一财权制度改革操作方案的设想

由于我国财权制度不统一,造成政府分配的秩序混乱,导致国家财力分散,影响宏观经济调控,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同时也为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提供了客观条件,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对政权的稳定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无论是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角度,都急需改革财权制度。     

试论国有企业财务总监委派制度

目前，国有企业在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对经营者的监督失控,造成企业会计信息失真，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的现象。通过对会计人员委派制度和财务总监委派制度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财务总监委派制度是国有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一种有效的监督机制和管理机制。但财务总监委派制度不是万能的,必须正确认识和看待国有企业财务总监委派制度,在财务总监的委派上采用董事会委派的模式,而且应该内容重于形式。     

大藏省改革和日本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

为了完善金融监管体制 ,日本必须对大藏省进行改革。目前的改革措施对日本加强金融监管起到了一定作用 :削弱了大藏省的权力 ,建立了一个相对有效率的、形式上独立的金融监管机关。但更有效的金融监管机构和规范的、法制化的监管方式还有待进一步改革     

汉代的勤工俭学

汉代学校教育体系的日渐完善和招生的大众化使平民子弟学习的途径更加广泛。他们中许多人家境贫寒,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以解决学习和生活的资用问题。其勤工俭学的方式主要有佣工、佣书、都养、经商等。读书入仕,是众多学子艰苦求学的主要动力。     

汉官太常寺的组织学分析

文章通过对汉朝中央政府行政部门太常寺的组织学分析,指出汉九寺行政体系各部门职能交叉,存在着组织目标不明确,机构冗散问题。太常寺设官渊源悠久,组织机构庞大,列于诸寺之首,但行政功能分散,不担当重要政务,后沦为清水衙门。     

两汉公府辟召制度探析

公府辟召是两汉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员入仕途径,作为一种高级官员自辟掾属制度,既是中央高级官吏的一项特权也是简拔人才的手段,曾为政府输送了不少人才。同时,由于选人用人上存在着很大的自由,在政治混乱时期,它容易脱离监管,造成吏治腐败。门生故吏之风的盛行,也对中央集权制造成危害,成为东汉后期分裂的根源之一。     

论汉皇室楚歌

浓烈的悲情色彩和歌舞乐三位一体的混融状态,是汉皇室楚歌鲜明的艺术特色,这与现实政治带来的巨大痛苦、汉代“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楚文化本身固有的悲情因素及楚辞歌乐舞的混融状态、汉代倡乐之风的盛行、充分抒情的需要密切相关。对母体文化的怀恋、残酷的政治现实、汉帝王后妃本身较高的文学素养使他们倾情于楚声歌唱。     

西宁办事大臣的设置及其职责

西宁办事大臣是清代主管青海牧业区蒙藏事务的最高军政机构。文章主要阐述该机构设置的原因、年代、职掌范围和历史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