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自由”、“物自体”及其他

作者在研读康德《判断力批判》过程中，对康德未多作解释但确是很重要的思想作了发挥，把康德论及的“自由”、“物自体”思想加以引伸，探讨了“自由”与“物自体”、“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作者认为，对“物自体”的“思”不同于经验的知识和科学，是最为理性的、纯粹理性的。康德以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从理性的“自由”出发，努力克服康德的“物自体”，把“本质”与“现象”结合起来     

论康德的“物自身”与“自由”的关系

考察康德的物自身概念，可以分析得出康德规定了物自身的双重蕴含是“不可知”和“可思”，并依此区分和稳定物自身与现象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物自身为自由提供存在的根据并使自由与自然规律得以共存：正是这种“根据”的关系与意义，使物自身概念有资格随同自由概念进入实践领域；从而共同成为整个理性大厦的拱顶石。     

试析康德的审美判断力的功能

(一) 康德在自己构筑的哲学体系中,把审美判断力当作沟通感性与理性的枢纽。因为按着康德的观点,认识与理性,精神自由即实践活动与自然界的必然相互分离开来,理性不能运用到认识中,精神自由不能在自然的必然中得到实现。为此,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了判断力这一概念,以此来克服这一矛盾。在康德看来,判断力不是一种独立的认识活动,它即不同于知性概念,也不象理性那样提供理念,它只是一种寻求特殊与普遍之间关系的能力。康德把判断力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讲的判断力,即辨识某一特殊事物是否属于普遍规律的能力,普遍规律是既定的、现成的,关键在于应用特殊的事例,因而它也叫做“决定的判断力”。另一种判断力是《判断力批判》中所讲     

论康德哲学的不可逾越性

康德哲学形成于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的科学处于威风扫地的特殊历史时期.为科学理性寻求根基,更为挽救形而上学的命运,康德对人类理性进行了全面考察,在认识论领域发起了哥白尼式的革命.通过对理性划界的方式,为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找到了根据,也为形而上学划出了地盘.在17、18世纪自然科学占统治地位、启蒙精神作为时代主流的历史条件下,康德受卢梭自然主义启发,强烈地意识到了理性与自由的冲突,从而走上了批判哲学的道路.理性与自由的对立,在康德之后,在西方思想界集中表现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立,理性与自由的对立,实质上表现为科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对立.康德哲学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自由:通向人类希望之路——对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辩证论的一点思考

本文对于把康德伦理学看作信仰主义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作者由至善概念及其中包含的道德和幸福的二律背反入手,分析了至善与实践理性的三个悬设的相互关系,认为自由是至善成立的充足条件,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是至善成立的必要条件,应该把道德的神学与神学的伦理学区别开来。     

自由：康德到叔本华哲学的桥梁

康德与叔本华都把自由作为自己哲学的终极关怀.康德所说的自由是理性的自由,而叔本华的自由是非理性的自由,康德的哲学中已经包含着非理性的萌芽.正是康德哲学中的这种非理性的因素,才导向了非理性的叔本华的哲学.自由成为康德到叔本华哲学的桥梁.     

康德自由理论的两个前提

康德的自由理论虽然涉及不同的自由主体,但他真正关心的还是"理性的自由"。为此需要对康德的自由主体进行辨析。在由众多的自由主体而产生的众多的自由概念中,"先验自由"是核心。关于先验自由,康德是从因果关系的角度立论的,这使得先验的自由具有主动性、可解释性以及自律性的特征。意志的自由与想象力的自由由于都是奠立在先验自由的基础上,因而也表现出"自律"的特征。对自由主体的区分以及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讨论自由问题,是康德自由理论的两个前提。     

自由意志——康德道德宗教的核心观念

意志的绝对自由对于康德哲学是一个根本性的前提,也是使其得以从纯粹理性进展到实践理性的关键概念.通过剥离人类自由意志中的经验性成分,区分只对特定主体的意志有效的主观"准则"和对所有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有效的客观"法则",康德对实践理性、道德与宗教的论述,得以超越近代以前的神学与哲学在自由意志问题上的争论,并将基督教神学所倡导的罪感意识改造成了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由道德宗教所倡导的有尊严的谦卑意识.     

康德的理性事实学说及其体系意义

自由是康德哲学体系的拱顶石,在确立这一超感性之物之实在性的过程中,理性事实学说处于中心地位。文章考察了理性事实概念的几种可能的涵义以及它在康德伦理学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康德的超验理想论

康德建立了人类哲学史上最为壮观的超验理想,这是一种道德理想国,也是理性、目的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理性为自己立法,它是所有有理性者共同遵循的法则,只有在遵循这一法则的王国里,才有真正的自由。康德的超验理想为人类众生设定了一个无限高远的理想王国,对这种理想的追求彰显了人类的崇高性、高贵性,从而使人类与自然世界、动物世界区别开来。     

伦理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重读康德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

为了从共同体的秩序上把"伦理的"与"律法的"区分开来,康德首先区分了伦理的自然状态与律法的自然状态;然后又认为只有自由才是人性的本质规定性.在此基础上,康德认为所谓的"伦理共同体",其实超出了我们人类的理解,我们只能将其作为一种信仰存留在自己心中;而对"政治共同体"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不以一个更高的道德存在者为前提,而是仅仅因为单个人自身的不足才必须走到一起来,那么我们就不知道这样一种律法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合法的外在强制(哪怕说成是为了促进共同的善的"道德法则")是否能够为我们的理性所支配;不知道,但却必须服从,否则就会退回到律法的自然状态中去.这就是康德所想告诉我们的道理.     

进向道德:质料伦理学对人性禀赋的经验考察——康德《实用人类学》的本旨

康德的伦理学包括形式伦理学和质料伦理学。质料伦理学经验性地考察人性禀赋,但不是生理学的探究,而是把人当作一个世界公民来考察他能够和应该成为什么。人的自然禀赋如认识能力、鉴赏能力和欲求能力都应该朝着促进人们发挥自由的理性能力的方向加以塑造和完善,只有这样,我们的自然禀赋才能与理性的实践能力的发用相协调,并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达到心意更新,而获得道德的个性,进向道德善。所以,质料伦理学是康德实践哲学的实质性部分。     

论海德格尔对康德自由概念的批判

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并没有抓住自由的本质,因为他把自由与因果性的本原关系给搞反了。海德格尔的批判包含三个环节：他将因果性范畴与其经验性的运用混为一谈,从而将本与时间无涉的因果性范畴转变成一个具有内在时间性特征的概念;他篡改了康德的超验的自由理念,将其与先验自由混为一谈,进而取消了康德在自然与自由之间所作的重要区分;他通过对康德的“理性事实”的发挥,将实践自由与先验自由在人的经验性意识给“统一”了起来,进而将具有“自我立法”功能的实践自由转变成他所谓的“存在的自由”,即“让—存在”。海德格尔与康德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从自由之主体的角度而后者是从“能力”的角度来规定自由概念。前者的优势在于它似乎可以从“存在”的层面为人的自由奠基,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它可适用于任何自由主体的自由。     

康德的先验自由观及其在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人的意志自由问题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中心议题之一.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关于自由的学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实践理性批判》是论述自由的专著,而问题的提出和关键性的说明,却是以《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一章开始的.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种形式.其中理性是"整理直观材料从而把它放在思维的最高统一之下的一种最高能力".理性的概念是理念,属于现象之外的物     

普遍性原则与自由原则：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理念探源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来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一般认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有两个来源：一是休谟;二是卢梭。康德在对休谟的“因果大原理”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与“自由”,从而为“道德”提供“地盘”;卢梭社会契约论展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由原则”促成了康德对先验纯粹的“道德法则”与“意志自律”原则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建构。除了休谟和卢梭,莱布尼茨也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重要来源,其理性灵魂单子的“自发性”与“自决性”思想开启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自由”理论---“先验自由”与“实践的自由”。     

康德的形而上理想论

康德建立了人类哲学史上最为壮观的形而上理想,这种理想是一种道德理想国,也是理性、目的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理性为自己立法,此法即道德法则,它是所有有理性者共同遵循的法则,只有在遵循这一法则的王国里,才有真正的自由,这在自然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只有在实践的世界里,才有真正的自由。康德的形而上的理想为人类众生设定了一个无限高远的理想王国,对这种理想的追求彰显了人类的崇高性、高贵性,从而使人类与自然世界、动物世界区别开来。     

论康德对自由的捍卫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是康德自由问题的出发点,它揭示出纯粹理性在超出知性范围寻求无条件者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正是这种奇怪的现象惊醒了康德独断论的迷梦,使他将考察的重心转移到理性自身的批判上,借助于先验观念论来消除理性的这种矛盾.在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中,自由一极的存在方式分为思辨领域的可能存在与实践领域的现实存在.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总结出捍卫自由的解决大纲,即自由的可能性论证与自由的实在性论证.经验性的品格和理知品格是自由的可能性论证的前提,理性的事实是自由的实在性论证的前提.思辨领域的表达式为:即便自然因果性为真,也可能存在自由.在实践领域,由于自由是道德律的必要条件,而道德律自身作为理性的事实,具有无可置疑的实在性,这就确立了自由的实在性.由于在实践领域演绎的自由与思辨领域悬拟的自由是同一个理念,因而思辨领域可能的自由就被断定下来,确实存在.至此,自由才在自然因果性的图景中得到捍卫.     

康德哲学中的“先验自我意识”概念

康德通过对笛卡尔的"我思"概念的反思和批判,提出"先验自我意识"的概念,这一概念具有统一性、活动性、空无性和反思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一方面使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概念与笛卡尔的"我思"概念区分开来,并为康德之后的德国观念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揭示了康德哲学的特征,使它与之后的德国唯心主义区别开来。     

自由何以可能：从康德到阿多诺的自由观

康德的自由观建立在其理性认识的二律背反的基础上,康德的自由是一种理性的自由,而不是现实的自由。康德悬置了自由和因果性的矛盾,而没有解决这个矛盾。阿多诺通过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阐述了自己的否定性的自由观。阿多诺批判了康德对二律背反的态度,同时指出了康德自由概念的社会起源,并认为践行康德自由的主体乃是理性主体,自由中包含了理性对非理性的压迫,从而使自由陷入困境。阿多诺针对肯定自由概念的疑难,提出了一种“否定性”的自由概念,提出自由就是对不自由的否定。但是,阿多诺的否定难以触及真实的现实领域,他对不自由的批判缺少历史和现实的维度。要真正达到人的自由,只有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人们改造社会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实现。     

理性启蒙的历史命运与未来走向 ——从康德与柏拉图理性观的比较看

近代从西方兴起的理性启蒙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其历史命运和未来走向值得当今正处于各种危机中的人类深入探究。在理性的发展史上，康德和柏拉图分别在近代和古代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康德通过对柏拉图的理性的批判开启了理性启蒙，这一启蒙表现为从盲目到自觉，从禁锢到自由，从理想国到目的国。康德与柏拉图的理性观之间存在着关于人的理性平等与天性差异，普遍法治与等级秩序的对立。康德试图通过唤醒和发展人的理性能力实现人的独立自主，建立一种完善的公民宪政。康德的理性启蒙既有不容否认的历史进步意义，同时又有其难以解决的问题。对理性启蒙的反思要求我们超越柏拉图的理性与康德的理性的对立以及理性与意志的对立，借鉴东方哲学，将理性启蒙发展为一种全新的智慧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