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对日本近代外交思想的影响

被誉为日本近代最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民主主义先驱者的福泽谕吉，在其为日本的独立而积极引进西方文明的同时，又为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侵略外交思想制定了前进的方向。在评价福泽对日本的文明启蒙所作的贡献的同时，对其文明观中的侵略扩张思想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福泽谕吉的智德论及其现代意义

智德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福泽渝吉的智德论及其启蒙精神 ,是日本“和魂加洋才”文明发展之路的思想基础 ,深刻影响着现代日本文明的进程 ,对我国的“科教兴国”、“以德治国”发展战略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福泽谕吉的“文明”历史观刍论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的杰出代表,也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具有一定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以“日本的伏尔泰”著称于世。通过明治维新,借助西方文明,日本能够奇迹般地迅速成为举世瞩目的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与福泽启蒙思想的巨大促进作用密切相关。“文明”历史观则是他启蒙思想中最富合理内容和最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本文试图就“文明”历史观的产生根源、基本内容、合理因素和历史功过,作一简略论述和剖析。福泽“文明”历史观的产生,并非历史发展的偶然现象,而是日本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首先,它的产生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要求。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     

梁启超"文明进化观"与福泽谕吉"文明论"

梁启超"文明进化观"鉴取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但二者又有着显著的、实质性的差异:与福泽心悦诚服于西方文明不同,梁启超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是中国中心意识,而且文化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重心,这也与福泽民族主义有着根本区别。在梁启超看来,福泽的"文明论"不过是他学习西方思想的一座桥梁。     

关于文化整合的思考——重读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

在"贸易和战争"充斥、弱肉强食的背景下,帮助日本解脱于国体即将不保的危机性现实是福泽谈论文明、进行文化选择的旨归。对于日本亟待摆脱的危机而言,他提出建立欧洲式的民族国家的构想,但在学习西方文明的视野中,本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具有什么独特的价值,如何以本民族的文化基础与西方的文化进行整合,《文明论概略》未能详细加以探讨,从而使其对现代化的理解呈现出一种深刻的片面状态。     

福泽谕吉的"肉食说"及其在日本近代文明史上的意义

福泽谕吉"肉食说"的意义,并不单纯在于倾慕西洋肉食的美味,也不在于对日本传统菜食习惯的简单否定,他的主旨是希望日本尽早达到西洋的文明水平.福泽对肉食的鼓吹,首先从批驳佛教的慈悲思想和日本传统的污秽观念开始,试图从根本上来清除日本人的心灵障碍.从这一层面而言,福泽的"肉食说"也具有对于民众的思想启蒙意义.     

略论晚清学人对传统史学的全面否定与其造因

梁启超等人对旧史的抨击 ,与明治以后的日本启蒙史学有着直接的因缘。日本启蒙史学以福泽谕吉等人发轫的文明史观为主流 ,他们是为日本社会开化而奋斗的启蒙思想家。他们以打破传统陋习为其毕生的使命 ,在文化观上持有一元论 ,以西方代表文明发展的正轨 ,日本文化中如有与西方相异之处 ,也就是落后于西方的病根。他们“关于日本历史的知识 ,并非渊博” ,其史论大半是由于实践的热情。他们接受斯宾塞社会进化论 ,相信人类社会的进程依循着一种普遍的法则 ,且藉此攻击传统史学 ,主张“日本无史说”。而 1 9世纪与 2 0世纪之际的中国危在旦夕 ,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摆脱困境 ,积极学习西方 ,重估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 ,由于历史起因的相似 ,日本文明史观对晚清学人颇具吸引力。正因为如此 ,梁、刘等人“旧史乃帝王家谱”说和“中国无史”说 ,才会与日本明治初期文明史观有相通之处     

福泽谕吉和丸山真男的亚洲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系2003级博士生陈都伟在《自由主义的实质———评丸山真男的〈读“文明论之概略”〉》的来稿中指出:福泽谕吉和丸山真男分别是战前和战后的日本启蒙主义者,丸山以福泽的继承者自居。丸山将福泽视作自由主义者,这种解读在战后学术界是对福泽谕吉的权威诠释。实际上,福泽并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所以,当丸山以自由主义立场去看福泽时,势必会发现其不符合自由主义理念的思想。亚洲观问题则集中凸现了二者之间的差异。“脱亚入欧”是福泽亚洲观的缩影,“胆小鬼”等蔑称,表达了福泽对中国赤裸裸的蔑视。这些词汇对…     

试评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

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前期最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他以自己主张的平等、民主、独立、文明开化等启蒙思想,在日本哲学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其闪耀着资产阶级理性之光的文明史观,尤其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福泽谕吉与中国现代化

福泽谕吉(1834—1901)是近代日本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毕生从事著作和教育活动,为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推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一九八○年我曾发表一篇肤浅拙论《福泽谕吉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思想》(《东方哲学研究》1980年第一期、延边大学出版社),简述了福泽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他是自觉地从理论上为建设现代日本服务的。他的思想不仅为明治政府的上层人物所接受,而且在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在广大民众中引起了广泛而深刻     

西方和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演进

政治文明是人类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和政治发展程度的标志.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的演进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由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东西方国家又分别创造了具有各自特色的政治文明.     

日本当代比较文明文化学研究核心观念阐释

日本学者在当代世界比较文明文化研究中有较突出贡献,文章依据日本该学科的中心观念与历史阶段划分.对日本比较文明文化学的起源、周边文明论、生态文明论和文艺复兴论等中心观念进行阐释,同时对日本比较文明文化学会的组织活动进行了简要的陈述与分析.     

日本当代比较文明文化学研究核心观念阐释

日本学者在当代世界比较文明文化研究中有较突出贡献,文章依据日本该学科的中心观念与历史阶段划分,对日本比较文明文化学的起源、周边文明论、生态文明论和文艺复兴论等中心观念进行阐释,同时对日本比较文明文化学会的组织活动进行了简要的陈述与分析。     

文本解读:亨廷顿虚拟“2010年全球战争”

亨廷顿所虚拟的"2010年全球战争",是他就所谓"文明冲突"问题所作的一个凝练的比方,一个概要性的思想实验。从价值取向上看,这个"虚拟战争",一是要凸显西方文明正处于敌人远多于朋友的孤立境地,二是要强调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应奉行反西方普世主义的国际政策和反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内政策。从事实判断上看,这个"虚拟战争"既抓住了一些事实,如对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关系的阐释和预测;又夸大了乃至曲解了一些事实,如对东亚文明尤其是对大中华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关系的阐释和预测。     

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

文明对话是人类文明交往的理性形式。不同民族的不同文明中有许多重要思想资源,需要加强研究与开发,这是更深度反思的文明对话。对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这些重大文明典籍中的共同文明理念,进行深入发掘和研究,这是文明自觉者应负的历史责任。     

从文明交往视域解读希腊化时期中东城市

公元前4世纪末到公元前3世纪,伴随着希腊-马其顿人扩张,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东西方文明交流与融合拉开序幕.希腊-马其顿人对城市的热衷,不仅使中东原有城市繁荣发展,一批新城市也在中东拔地而起;不仅出现了“国际性”都市,而且在城市文明中出现自治、新城市形态、市政和民间组织等新元素;城市的建立不仅确保了扩张战争胜利的果实,促进了城市贸易发展、经济繁荣,而且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第一次大融合、大创新.希腊化时期城市化运动缩短了昨天与今天的距离.     

西方现代性的杂糅与建构——以启蒙时代中国文化形象的跌落为中心

文明交流史上一个明显的趋势在于：当强势文明分析弱势文明时，往往更关注其器物层面的东西；相反，弱势文明更向往强势文明原典性的东西，有一种找到神圣开端的寻根冲动。两千年来，中国学人动辄追溯两希传统的认识论根源，似乎西方文明的胜利真的可以用这种神圣起源来论证一样。但如仔细分析，这种盲目的溯源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先验论的色彩较为浓重。     

环境治理的思想资源：站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分岔路口

今天从中国到整个世界都在经历巨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对此,有不少中国学者提出,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崇尚“天人合一”,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应该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提取生态环境方面的观念,用以纠正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对抗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然而,如果放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考察,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古代农业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在内,均存在严重的负面生态环境效应,正是这一负面效应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各个古代农业文明的衰亡。传统农业社会虽不乏生态环境思想,但由于局限在理论层面而没有形成现实的制度供给,这些古老的生态环境思想没能成功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挽救这些文明的命运。基于这样的历史经验,要有效应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只能在现代文明的框架内,借助现代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能力,来探索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全新模式。     

生态文明：和谐社会的第四乐章

党的十六大之后,我们在三个文明建设中取到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经济发展方面,持续创造着世界经济奇迹。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明显地感觉到生态环境对三个文明建设的制约,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健康和谐的社会生活,就无法构建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把生态文明放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同一序列,已经是大势所趋。"四个文明"缺一不可,只有"四个文明"建设好了,才能平稳地支撑起和谐社会的大厦。     

第三代新儒家视域下的全球文明对话

文明对话不仅是世界各大文明自身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相互融合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方式。以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蔡仁厚为例,第三代新儒家的学者们看到了全球化背景下进行宗教与文明对话的必要性,他们关注儒学与非儒学的交流,注重儒学与世界各大文明的对话,并在理论与行动上积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进行,体现出融摄西学、多向建树的趋势、对儒学地位确认的转变以及对话意识的加强三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