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21世纪治国新理念

江泽民同志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站在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高度，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文章分析了以德治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重要意义，阐述了“法治”与“德治”的紧密关系，指出“以德治国”从根本上加强了道德建设，是人类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     

先进文化的法治分析

法治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意识形态、治国方略和社会文化现象。以“依法治国”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当代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是先进文化在法治领域中的集中体现。先进文化从本质上讲应是“权利文化”,其根本内涵在于“以人为本”。对这一全新命题的探讨应从文化学、法律史学、宪法学、法理学等多个角度展开。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促进先进文化的健康发展。     

略论《大学》的“家国同构”思想——对“修齐治平”政治治理途径的一种解读

“修身在齐家”指出，只有通过修身培育道德感，才能营造道德的家庭生活，为个体实现其人生价值提供立足点。“治国在齐家”表明了儒家“家国同构”的基本内容，即，伦理理论上“家国同理”；社会观上“家国一体”；在政治生活中必须以“大家”为重，以“恕道”为行为指导。“平天下在治国”则突出了“家国同构”的文化含义，即，文化价值观的合理化对于实现一个“德风开放”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道治文化”说

“道治文化”是指与礼治、法治文化相并列的道家政治文化,是对道家“道法自然”的政治价值观及其清静自治的政治行为方式的新概括;“道治文化”的宗旨是自然主义,其内在的机制是无为和自治,有“依道治国”和“以道治国”两种类型,二者是体与用、“道”与“术”的关系。     

普遍利益权利:法德互动治理模式的选择

法律和道德 ,是国家社会治理的孪生子 :道德是法律之本 ,法律是道德之用。在国家人类社会里 ,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都不可能选择单一的“以德治国”模式或“以法治国”模式 ,它都将是一种“以法求德”的治国模式。根本的问题是 ,这种“以法求德”的治国模式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并以什么为目标的 ,动机与目标的不同 ,也就形成了统治利益权力中心论的“以法求德”治国模式和公民普遍利益权利中心论的“以法求德”治国模式。而对后一种治国模式的选择与运用 ,才使法律治理达向会道德的普遍形成与提升———成为可能与现实。     

道德建设应该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江总书记“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是我党关于治国方略的重大完善和发展，它的提出使道德建设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拟就新时期道德建设的几对关系作以简要分析。 一、道德建设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先辈在解决温饱的物质实践中创造了灿烂深厚的传统文化。那种“内圣外王”的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报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贯穿了重理想、重情操、重和谐的传统，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尊老爱幼、尊师重教的美德。它们覆盖了社会公德…     

论孔子“和”的哲学阐释

中国传统文化围绕着如何建立和维持“和”的秩序,发展了关于“和”的哲学、“和”的道德、“和”的治国(管理)思想,构成了完整的“和”的思想体系。孔子的“和”思想最能说明这些问题。它以“仁”为基本内核、以“礼”为外在实现形式、以“和”为精神风韵,倾注着对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等问题的无比关心,饱含着对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无限情怀。     

“赶考”精神中蕴含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及其显著优势

“赶考”精神是党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精神密码，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作为执政党如何治国理政的深入思考和深刻的忧患意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从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思想来看，“赶考”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创举。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继承并不断深化了“赶考”精神这个党治国理政的重大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对比来看，“赶考”精神折射出中西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重要差异，进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显著优势。     

曹雪芹的创作苦境及其文化意义

曹雪芹的创作苦境及其文化意义刘学明深受儒家思想儒染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文化精神一般是建立在肯定人生价值的基础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常常铸造了他们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价值取向和经世治国、出将入相的人格理想。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治国方略。文章主要介绍了这种“礼法结合”的产生、发展、完善以及研究它所得出的理论价值。今天 ,党中央在领导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 ,及时提出“法治”与“德治”相统一 ,是对传统治国方略的超越。     

中国传统政法文化的现代解读

人治、法治与法制的根本差异取决于是否以宪政为基础;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难处境,德治以善良人性论为基础,法治以邪恶人性论为基础,而两者都体现了一定的道德意义。     

德与法关系模式的现代性思考

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作为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备受关注。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中西方思想家都曾探讨过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最终走向了"人治";而西方则走向了法治主义的道路,继而在现代出现逐渐融合趋势。因此,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背景下思考如何构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德与法关系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是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者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法治和德治两大治国方略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关系。道德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评判标准。法律应当以完善道德为目的 ,以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为基础。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征途上 ,应当同时注重道德建设 ,以“法主德辅”为一般模式     

治国的新理念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江泽民同志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认为二者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这既是对历史上人治的否定,也是对西方法治缺陷的克服.是在继承人类历史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德治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治国的新理念.     

法治及其与德治关系论

人类关于法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在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和实践及其与德治的关系表明,法治之法应有道德性,但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     

论社会隐秩序与显秩序--兼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社会显秩序是指用权力与法规命令推行的秩序,隐秩序是指由自发的适应性交往构成的秩序,它使人们理性决断成为可能。正像在资源配置上,单纯的计划经济企图用显秩序取代隐秩序招致失败一样,在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的控制上,单纯依靠显秩序也必将导致“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政府失灵现象。应当通过法制来加强德治,改造社会隐秩序以创造依法治国的道德环境,建设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秩序。     

道德对法治国家之建立的作用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表明应重视道德的法治价值。道德与良法的创制,司法工作者道德素质的完善与法的适用,行为主体良好的伦理意识与自觉守法三个层面显现出道德在法的创制、法的适用和法的遵守之间的价值关联。     

论民主与法治社会中的德治

我们谈论德治 ,应当注意它的主体、对象、内容、方式以及限度等方面的意涵。在民主社会 ,“德治”首先意味着对于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的道德教育 ,其次意味着政府经公民授权对社会的道德教育。“德治”应当依法进行 ,不能突破法治的原则和规范 ,并应当注意自身的制度建设。     

“法治”需要相应的道德支持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确立都离不开与之相协调的道德精神 ,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德”“法”相济的一种典型模式 ,即礼治 ,其系统的法律制度不仅脱胎于道德规范且以之为依托。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 ,法治与德治的具体思想内容都不是传统的简单沿续 ,而是开创性的工作 ,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基础 ,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使之彼此协调、相互支持     

关于以德建设党风与以德治腐败的思考

加强德治 ,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内在要求 ,是反腐败的重要治本之策。加强教育、注重思想道德建设 ,既是实现以德治腐败的根本途径 ,又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基本环节。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以德治腐败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