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机构改革的价值逻辑——兼论大部制机构改革

政府机构改革是在价值取向支配下进行的,价值取向决定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容和效果,评价政府机构改革的成功与否也必须从价值取向出发。政府机构改革的价值取向从属于公共行政价值取向。政府机构作为实现国家意志的载体和工具,具有明显的执行属性,目的在于保证公共资源配置的高效和公平,因此,效率与公平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回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机构改革轨迹,从机构精简、政府效率等方面看,它基本上满足了效率的要求,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公平价值也获得了一定关注,但处于次要地位,导致严重的公平问题,其根源在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定位。只有将这种非均衡的价值取向转变为“讲究效率,注重公平”的均衡价值取向,才能准确找到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并进行系统思考和顶层设计,方可成功。大部制是兼具效率与公平价值的体制,是今后政府机构改革的有益方向,但也需要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合理权衡与取舍。     

高考改革何以动辄得咎——兼论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

高考改革"动辄得咎",既反映了现阶段高考职能与功能之别、教育发展之困和社会诚信之失.也反映了人们对高考、对高考改革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在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上难以取得共识.作为一个完整、辩证的系统,高考考试内容求真(科学有效、准确客观)、录取模式求善(公平公正、简单可行)、改革过程求美(辩证系统、稳妥渐进)应成为高考改革共同的价值取向.     

张居正改革的典型意义——兼论封建王朝中后期之改革

张居正改革发生于1573年(万历元年)——1582年,这时,建国二百年有余的明王朝已步入其后期阶段。一般来说,发生于封建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往往难免失败,而张居正改革却是成功的,尽管他身后遭际不幸,但评判一位政治家事业的成败主要应看其生前,而不是看其身后,只要其生前取得了成功,他就是成功的。张居正生前“治绩炳然”,十年改革,在政治上有力地矫治了积重难返的腐败之风,使“数十年丛积之政,渐次修举”,吏治面貌一新,官场作风大为改观,“政体为肃”;在经济上使国家“府库充溢”,“太仓粟可支十年,同寺积金四百余万”,有了充足的积储,而“小民如获更生”,达到了国富民安的目的;在军事上,边防巩固,“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     

论1898年湖南维新运动之失败——兼论清末科举改革中的政治冲突

1898年前后湖南维新运动中出现的激烈政治冲突,其直接原因是由于省政要员的更换和一批文化新锐的到来而出现的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科举改革的启动导致了文化权力以及与之相伴生的社会政治权力的急剧倾斜.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受到威胁和侵犯的旧精英于是联合起来,对维新事业展开猛烈攻击.这个事例通常被用来说明湖南地域文化的特性,但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它呈现出更具普遍性的意义.     

公司的本质——兼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公司是企业的一种特殊形态,公司不仅具备企业的一般本质,而且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本质.公司不同于自然人企业,它采取两权分离的形式,其股权能够标准化并借助资本市场得以高速地流动.两权分离使得公司的经营者专业化、专家化,从而大大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率.股权在资本市场的高速流动使得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大大提高,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其结果就提高了整个社会生产力.公司股权的多元化以及公司股权结构的相互制衡性使得公司的所有权特征被逐渐淡化,公司是一个所有的所有者进行投资的平台,它能够大大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必须向公司制企业转换,由于这种向公司制企业的转换,从而形成了混合所有制的公司制企业.     

关注农民权益 构建和谐社会——兼论户籍制度和土地使用权改革

户籍制度和土地使用权是关系农民权益的重要问题，也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传统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受到侵犯，危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制约了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严重阻碍着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和团结。故关注农民权益，改革传统的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使用权问题，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我国交通行政执法改革方式探索——兼论重庆市的改革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交通建设的快速发展,我国目前的交通行政执法模式存在许多弊端,导致了多头执法、重复处罚、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了交通运输市场的发展.结合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改革过程及实践经验,系统总结改革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对我国未来交通执法改革提出了建议.     

我国交通行政执法改革方式探索——兼论重庆市的改革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交通建设的快速发展，我国目前的交通行政执法模式存在许多弊端，导致了多头执法、重复处罚、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了交通运输市场的发展。结合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改革过程及实践经验，系统总结改革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对我国未来交通执法改革提出了建议。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兼论我国的所有制改革

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是我们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关键。为此,本文试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若干经济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东林党和张居正——兼论东林党的发端

本文着重探讨了明朝后期东林党人与张居正的关系,认为东林党是张居正改革事业中主要方面的继承者。文章还认为,东林党形成的发端,是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事件。     

论国家垄断社会主义自然经济——兼论苏东巨变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深层经济原因

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家垄断社会主义自然经济。其理论是社会主义自然经济观，特征是国家垄断社会主义经济，性质是社会主义自然经济，基本矛盾是国家垄断经营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客观经济规律体系作用的必然结果。     

论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兼析《信托法》第16条

信托关系的核心在信托财产 ,而信托财产最显著的特质则在其独立性。我国《信托法》第 16条确立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原则。本文正基于此 ,就信托财产独立性法律拟制的原因、具体表现、实践价值及与相关制度设计的联系展开论述 ,以期有益于我国《信托法》在实践中的贯彻实施     

论法律的起源和本质——兼论法律的阶级性和社会性

在新的历史时期,必然会有许多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需要我们加以解决。当前,我国法学理论界围绕着法律的起源和本质问题,提出了法律除了阶级性之外,有无社会性的问题,法律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之间有何关系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基本观点,也直接关系到当前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本文试就这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一点粗浅的看法,供全国的法学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参考。     

论土地调整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兼论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

土地调整是中国农地制度的重要特征,虽然均田的益处得到了广泛认同,但是借助土地调整来保证农民获得土地的均等机会是合理和必要的。从合理性来看,土地调整体现了村民的集体成员权,在土地仍然承担社会保障功能的阶段,特别是在土地流转市场运转受限的情况下,农民在社会保障、资源配置与乡村治理方面仍对调整有较高的需求;从必要性来看,土地调整迎合了村民的“公平”观念,与村民自治制度相契合,并因正式法律的不完全以及替代性制度的运转受限获得了存在的空间;从总体来看,基本公平和成员权保障的土地调整已经不符合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未来要健全传统调整的替代性制度,削弱其社会基础,有条件地发挥调整产权整合优势,实现土地细碎化的治理。     

监狱功能与基本权利保障—— 兼论中国监狱的改革

基于对囚犯基本权利保障之认识,中国近代监狱改良者和西方自然法学派都认为监狱对囚犯的功能必须由人身罚向自由罚转变.联合国的相关规则和公约为监狱对囚犯基本权利的保障功能提供了规范基础.中国监狱改革要在不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相关规范的前提下,结合中国国情,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监狱管理和改革之路.     

论住宅商品化及其过渡形式——兼谈高等学校房租改革

一、社会主义制度下住宅商品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住宅既是建筑业的劳动产品,又是人们基本生活资料。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住宅必然具有商品性质,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这种商品也和所有商品一样,如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当然,与一般商品相比较,商品化的住宅,使用周期比较氏,造价比较高,是一种耐久性的生活消费品。住宅     

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理论分析——兼论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是要产权明晰.本文从产权经济学角度,对产权明晰的必要性进行阐释,并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相关建议.     

论法定证明与自由证明——兼论新刑事诉讼法的证据制度改革

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不同的证明模式.纵观世界司法证明史,两大法系都从自身历史环境中演变出不同的司法证明模式倾向：大陆法系倾向于自由证明模式,英美法系倾向于法定证明模式.我国素有自由证明的传统,然而这种模式并不适应我国的司法实践.当前有必要在区分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前提下,将法定证明模式与自由证明模式交错适用,并加强法定证明的因素.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体现了这一司法证明模式的发展趋势,将来应该继续朝这一方向发展.     

试论埃赫那吞改革的性质——兼论一神教产生的条件

公元前14世纪,埃及埃赫那吞发动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推行了对阿吞神的崇拜,以对付和打击阿蒙神祭司集团的势力。关于这场改革的性质,学术界一般认为建立起了一神教,他们的根据在于:第一,改革取消了对阿蒙神和其他地方神的信仰,阿蒙和谟特的偶像名字被从纪念碑和神庙中无情的毁掉,那些热烈崇拜阿蒙的人的名字也从铭文中被磨去了,普塔、哈特、奥西里斯、伊西丝、荷拉斯,甚至秃鹫女神内克布特和门提斯的公羊神崇拜也都被废止,在全埃及废除了“众神”一词。第二,《阿吞颂歌》中提到“阿吞是唯一的神,除您之外,别无他神”这场改革真的建立起了一神教吗?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算一神教呢?本文就这一问题,略作探讨,欢迎专家和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