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转型

新媒体时代以来,社会传播现实的变化带动了传播学界的观念变化,促使传统的“媒介-受众”关系研究不断向“新媒介-用户”关系研究转变。新媒体技术诞生的初期,乐观的技术决定论经常占据主导地位,而当新媒体技术扩散和采纳的比例逐渐提高,学者们又总是适时地转向社会塑造论,探讨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何以在社会历史情境中产生社会影响,进而推动社会塑造的进程。在中国社会语境下,新媒体事件的传播实践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独特而具有影响力的传播现象,吸引了大批华人传播学者的关注,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属于个案研究,或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情境,未能阐明基于中国新媒体环境的新传播机制究竟如何作用。为此,应将诠释研究范式带来的传播研究的“文化转向”更好地融入新媒体研究中,借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深描”新媒体事件在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所建构的特殊意义。     

传播模式论:《论语》的核心传播模式与儒家传播思维

儒家思想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德性知识的建构,二是德性知识的传播,两者是融为一体的。其目的是建构一种价值,并通过传播为社会所共享,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实现文化的重建与社会的整合。《论语》文本蕴含了四种传播模式:价值传播的“内化”模式(以仁释礼,情在理中)、道德传播的“情感”模式(众星共辰,风行草偃)、人际传播的“外推”模式(忠恕为仁,推己及人)、知识传播的“情境”模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深层结构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传播思维,包括传受兼顾的主体意识、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和情理交融的实用理性。《论语》和儒家传播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区分信息传递与价值传递的不同模式和思维,为传播的“社会遗产传衍”功能的实现开辟了新的道路。     

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修辞视角

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成就了一个全球话语场。既有国际话语秩序中主导者话语权的衰弱和新兴话语主体的崛起,正在演绎一个新的全球话语秩序。中国正力图成为亚洲区域话语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话语新秩序的主导者。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已成为全球传播现实和话语学研究的双重命题。霸权与和平的对立,文明与文化的对抗,以及民族与普世、官方与民间、区域与全球等冲突,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威胁。话语主体和话语机会的平等性、话语权利的自由性、话语空间的开放性、话语文化的包容性等,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全球修辞是全球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和平手段。“礼”、“仁”、“忠”、“信”、“兼爱”、“非攻”等中国古典智慧,是建构全球话语体系、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     

“人内传播”再商榷

“人内传播”是我国传播学的五大范畴之一,这一概念尽管出现于早期的西方传播学,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便从西方传播学的经典文献中逐渐消失。我国学者林之达、董天策等人在90年代曾对我国传播学界使用这一概念提出质疑,但没有引起学界的反响。“人内传播”在我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认为在人体内可以形成一个传播系统,可以形成“主我”“客我”对话的互动传播模式。从认知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研究成果来看,在人体内形成传播系统的说法基本上不能成立,这一理论对于人类大脑思维活动的理解有简单化和二元化之嫌,与当今世界研究身心问题趋向于一元化的立场相悖,其依据符号互动理论所建立的人内传播模式与米德所提出的社会理论亦是背道而驰。据此,“人内传播”这一概念不能成立。     

中国加入当代国际组织的文化定位探索

为顺应当代国际组织迅速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必须在与国际社会的密切交往中确定自己的文化取向：(1)以主动的姿态参与多种形式的对话,达成文化“拿来”和“给予”的同步实现。(2)更强调动态的“观念战略”研究和“文化政治”建设。(3)在深刻理解当代世界和目前中国现实需求的基础上,真正领悟并有效传播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比如在“人权”与“主权”关系问题上,我们应该为自己留出更多的理论空间。在国际和平交往问题上,学习进化理论、信息交流理论和文化冲突理论能给予我们许多启示。     

“本党电影宣传”与“民族国家建设” ——1927-1949年间国民政府的电影传播及其历史命运

1927—1949年间,国民政府试图以“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和“抗战建国”、“戡乱总动员”等思想策略以及教育电影的理论与实践、官营电影的制作与放映等推动民族国家建设。在此过程中,一批国民党官员、文人和各领域专门人士,通过函件宣言、演讲报告与发表文章、身体力行等方式,为国民政府的电影传播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各级机构发布有关电影审查、文艺奖励与文化发展、文艺宣传的函件、法令、纲领和议案,成立电影检查委员会、电影指导委员会,并制定相关章程、规则、条例和标准等,来检讨国产电影的封建伦理道德,抵制欧美电影的辱华行径,防备苏联电影的“革命”思想,清除左翼电影的“阶级”意识,并以“党化教育”与“文化统制”的积极姿态行使中央政权在电影传播领域的使命和职责。当然,由于政治、军事、经济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原因,民政府的电影传播制度始终未能达到其预期的深度、广度和效能。     

传播符号学视角中的福柯——社会互动与讯息意义

传播学领域对福柯的研究兴趣一直持续着,尤其在新媒介技术勃兴的今天,数据库技术的使用对个体社会实践的影响成为讨论的热点。由于福柯思想的艰涩难懂,普遍存在的误读和不恰当的理论应用成为传播学基础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从传播符号学出发,通过“信息意义”和“社会互动”两大环节可以探寻福柯与传播学研究的理论交集：福柯对“信息撒播”与“社会实践”的理解,与传播符号学形成共鸣;而通过对作为“信息意义”与“社会实践”之内在逻辑通道的“规训技术”的层层解析,则可揭示出传播学对福柯理论的应用研究中所存在的重要问题及原因。     

日本电影《入殓师》中文化主体的博弈

《入殓师》是2009年在美国奥斯卡电影节获奖的一部日本电影,这部电影中隐含了东西方文化的博弈和冲撞,既有对东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表现出西方文化的强力影响。影片中东西方文化的传承和冲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个人主义”和“集体化”的冲突。日本社会长时期以来具有集体化的特点,个人一般作为集体中的一员而存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情况有所改变,但是传承“家”文化的集体化特点并没有消失,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日本企业的家族化。但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主要人物小林,却是一个没有集体文化背景的个人。其次是“罪文化”和“耻文化”的冲突。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认为,西方文化中有“原罪”的特点,日本文化中则有“羞耻”的特点,影片主人公坚持自己的理念,对抗社会和家人要他放弃的压力,坚持自己喜爱的入殓师工作,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西方“罪文化”而不是日本“耻文化”的特点。第三是有关“父亲”的宏大叙事。在有关父亲的表现上,影片在观念的深层表现出了回归日本传统“家”文化的愿望,叙述了小林父子关系从紧张到和解的过程,对“家”文化中血缘亲情关系的保持和传承表现出了非常积极和乐观的态度。     

德里达传播哲学及其方法论启示

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对“意义”进行了重新思考,复活其广阔自由和无限可能性,从而解放了长期以来为在场形而上学所封闭和僵化了的“意义”。而“意义”的构建与交流正是传播学研究的内核,因此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实际上构筑了一种富于解放性内涵的传播哲学。它的无中心、差异化的多维思路可以启发人们在传播活动中还原“意义”的自由,重视“意义”的个体性、精神性,并且建构多元差异和谐共存的传播情境。     

试论创新文化及其主导范式

创新文化源自熊彼特创新理论。在我国 ,创新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概念 ,是 20世纪 90年代末伴随着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而提出的。创新文化是与创新实践相关的 ,以追求变革、崇尚创新为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多种文化形态的总和 ,包括创新性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三个层面。在创新文化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三种主导性文化范式 :“新价值主义”范式、“创新型国家主导”范式和“产消合一革命”范式。“新价值主义”范式以创新主体为观测点 ,其动力源自观念革命 ;“创新型国家主导”范式以作为创新主导的“国家”为观察点 ,其动力源自国家的创新追求 ;而“产消合一革命”范式则以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为观察点 ,其动力源自生产关系与消费方式的变革。     

和谐文化的扩散特征

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撑和思想道德基础。因此,从文化地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研究十六大之后和谐文化扩散特征对于包括和谐文化在内的我国主流文化更好地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和谐文化的扩散主要受政治因素影响,以网络、电视等新型信息传播载体为媒介;时间轴扩散分为三个阶段,扩散类型以传染扩散为主,兼具刺激扩散;空间扩散受距离因素影响不明显,但城乡差距显著;等级扩散表现为中央到地方、官方到民间两个等级跨度;和谐文化的传播扩散存在文化势差障碍。     

中国古代教育传播媒介与传播技术述论

在教育传播过程中,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先秦时期,我国示现媒介系统的口语传播具有简练、形象的特点.殷商时期我国较为成熟的文字,使再现媒介系统传播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在教育传播媒介及其载体和传播技术方面,汉代创造的质优价廉的"蔡侯纸",使纸质手写书籍媒介发挥了巨大的教育传播功能.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技术及宋以后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在教育传播领域引起了一场技术性革命,推动了我国古代教育传播事业的繁荣.     

试论传播机体中的谣言扩散

"传播机体论"在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应势而出,它建立在媒介系统依赖论的基础之上,旨在以一个具体而宽广的框架解释21世纪的传播环境。提出在"传播机体"中考察谣言扩散,实际上是将谣言置于整个传播生态的背景中。通过对"传播机体论"的理论叙述,分析谣言在传播机体中的扩散原因、生存条件、交流机制等特性,引导谣言在传播机体的扩散过程中发挥正功能效用,既消解人们对谣言的贬义化认知,又推动传播机体健康有序地发展。     

少数族裔文化传播困境与美国华裔文化认同之新变

以华裔美国文学为例,在现代多民族国家如美国社会之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少数族裔———华裔美国人文化认同复杂新变。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主导之下的文化多元主义并没有为少数族裔文化的保留和发展提供合适的空间,族裔文化共同体传播的乏力和美国个体主义的流行,使得少数族裔文化在开放时代迅速零碎化、民俗化、边缘化,在美国华裔文学中华裔文化民族主义理想伸张艰难。     

高校新媒体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及教育对策

随着以新媒体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高校新媒体文化以其社会性、包容性、自觉性的文化特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当代青年大学生的价值理念、政治倾向、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和个性心理,他们思想文化的变化,必将影响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生活层面的变迁,为了繁荣和发展高校新媒体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对高校新媒体文化的核心特质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构建高校新媒体文化的新途径。     

"和合文化"传播与"和谐世界"构建

"和合文化",即和谐、融合之文化,是"和谐世界"理念的思想渊源。传播"和合文化",使世界了解中国何以提出"和谐世界"主张,消解国际社会许多人对中国快速发展产生的种种不安。倡言"和谐世界",契合不同文化内涵的"和谐"理念,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掘人类文明宝库中共有的文化资源。文化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为"和合文化"传播提供了现实的文化语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为"和合文化"传播赢得了民族文化的话语权。     

基于SIR模型的微博信息扩散规律仿真分析

微博作为一个爆炸式传播信息的社会化媒体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掌握微博信息的扩散规律可以对不良信息传播进行有效监管。本文采用易感者、传染者及免疫者(SIR)模型将微博用户分成未转发用户、已转发用户和已淹没用户三类,成功模拟了微博用户的转发行为。通过Matlab仿真得到微博信息扩散过程的曲线,发现了微博中信息扩散的主要规律。基于仿真结果的分析,对微博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新媒介和后现代可能

由于媒介技术和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给诸如电视、电影等传统媒介带来了新的社会化特点,同时导致像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出现。它们的主导特质是:图像的优势地位;巨量多元信息的快速流动;广泛的互动性。而上述特质对生活的平面化与历史意识的丧失、小叙事的流行、消费文化的出现和新主体的产生都有着重大的影响。而种种新的文化症候为我们想像未来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技术扩散及在长三角地区可能引起的负效应

技术扩散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它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相关产业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阐述了技术扩散的概念、扩散的模型及其与扩散环境的相互作用,并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技术扩散特点进行分析,得出技术扩散在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恶性竞争等负效应。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新媒介语境中“民间文化”的再现与传播

当前我们的"民间文化"所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媒体现场,它对于民间文化生存与审美空间的影响是巨大的。文章立足于以网络媒介为代表的新媒介语境,详尽细致地阐述了以民间故事传说、民歌等为代表的传统意义的"民间文化"在遭遇新媒介后,其存在方式与传播途径的改变,旨在廓清媒体变革对于"民间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通过对新媒介语境中"民间文化"多维度的深入分析后,认为在当代媒体现场,人们应转变、调整对"民间文化"的固有观念和理解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民间文化"的生存途径和发展动力以促进"民间文化"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