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影射变法问题辨榷

自胡三省注《通鉴》之后,数百年来史学界即有一种传统看法,认为司马光在《通鉴》附论中借古讽今,影射攻击王安石变法,本文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通过考察司马光著《通鉴》有关卷帙和王安石任官行事之时间,兼及司马光本人前后思想的连续性和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作者对胡三省所列举并为后世学者公认的“影射”诸例予以甄别辨析,区分出三类情况:一是不实之辞;二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三是确有影射。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译注

【说明】北宋著名法家王安石,为了增强国力,改变国贫兵弱的情况,抑制大地主势力,抗击辽和西夏的侵略,在宋神宗年间,以“三不足”的精神实行变法。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代表司马光,不择手段地进行阻挠和破坏。他要求宋神宗赵顼取消新法,恢复旧制;又给王安石写信,用孔孟之道对王安石进行攻击和威胁,对新法进行肆意的诽谤和歪曲。面对这种猖狂进攻,王安石毫不畏惧,写下了这封《答司马谏议书》,同司马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王安石对司马光加给他的所谓四大罪状逐条驳斥,并且揭露了顽固派那种不恤国事,苟且偷安,固守大官僚、大地     

反潮流的战斗篇章——读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答司马谏议书》是一篇尊法反儒的战斗檄文,体现了王安石发扬了前辈法家反潮流的精神。他不愧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是宋代法家的代表人物。《答司马谏议书》一开头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北宋中叶儒法斗争的本质问题。王安石指出:“窃以为与君实(“君实”是司马光的字)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就是说,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对待和处理国家政事的问题上常常意见不合,这并非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各自所坚持的政治主张有很多不同。可见,这实质上是北宋地主阶级内部要不要改变“祖宗之法”的大论争,是变法与反变法、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两条政治思想路线的斗争。王安石为了摆脱北宋王     

司马光《潜虚》的世界

《潜虚》是司马光的未完之作,系一部篇幅较短的象数类作品。本文首先对《潜虚》文本进行了甄别,认为今本《潜虚》虽由后人补完,但其结构是司马光本人确立的。其次,本文跳出道学谱系,重点研究了《潜虚》的理论与现实语境。《潜虚》以象数的形式回应了北宋中期普遍的理论问题:如何统合天人。其答案,即天人法则的一致性,则构成为唐宋思想转型中的重要环节。《潜虚·体图》不仅仅是司马光等级名分论、君主核心论的简单呈现,更是以"政体"说回答了他晚年所面临的最大政治困境——王安石变法。《潜虚》针对的是当时最为迫切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宋代思想史与政治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十一世纪变法家的宣言书——读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一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又称《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是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一○五八年),任提点江东刑狱返京述职时,写给宋仁宗赵祯的上书。但     

读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答复司马光的一封信,写于宋神宗熙宁三年二月。这时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巳进行整一年了。 在过去这一年里,王安石提出了几项反兼并的理财措施,先后颁布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役法的改革,也正在积极酝酿中。他的这一系列变法措施,打破了当时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搅扰了“习于苟且非一日”的士大夫的酣梦,捅了顽固派的马蜂窝。那些维护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利益的顽固派,一个个惊讶莫名,大为震怒,在司马光的指挥和影响下,纷纷跳了出来,向王安石发动了猖狂进攻。司马光的喽曪吕诲打先锋,滕甫、郑獬、王拱宸、范纯仁、祖无择、周(岂页)、苏辙等接二连三地跟着起哄,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到了熙宁三年,顽固派头子司马光亲自出马。他一方面配合顽固派“元老重臣”韩琦,向皇帝     

在经典与政治之间——王安石变法对《周礼》的具体实践

王安石在北宋神宗朝主理国家政治之时,在政治上厉行新法,在经学上力倡新学,两个“新”字当中包含着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多方面内涵。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与经典诠释之间的联系,不仅通过其对《周礼》的认识和解说得到体现,更与王安石本人的“先王”意识及古典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王安石变法与《周礼》一书的真实联系,以及他是如何以《周礼》为依据而进行具体变法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加以探究的。     

《周官新义·夏官》补佚

《周官新义>,北宋王安石著,是当时钦定《三经新义》中最重要的一部理论著作。它从理论上系统地阐发了王安石的变法革新思想,阐述了他改革吏治、整顿经济等政治主张,是研究王安石变法和宋代政治史、思想史、经学史等同题的重要史籍。可是,由于王安石变法失败,《周官新义》被视为异端邪说而打入冷宫。自南宋灭亡以后,这部书的传本日趋减少。明初修《永乐大典》时,已很难找到完本:到万历年间,世间连残本也没有了。清朝修撰《四库全书》时,把《周官新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刊行,这     

王安石《尚书新义》辑补

王安石《尚书新义》为其变法的理论支柱,但久已亡佚,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一)——<尚书>》一书辑录王氏《书》说554条,然遗漏东阳陈大猷《书集传》一书。《书集传》引王安石书说259条,42条同于诸家所引,58条可与诸家所引相互参正,其中159条不为历代《尚书》家引述。     

司马光《奏弹王安石》辨伪

在《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十七中,收有一篇《奏弹王安石表》,全文如下: 熙宁三年,御史中丞光等累次全台上疏:参知政事王安石不合妄生奸诈,荧惑圣聪,及公亮等各务依违,未曾辨正,乞明其罪,不蒙施行。窃以《易》喻履霜,示为君制臣之术;《书》戒作福,明凶国害家之常。《易》、《书》之义,其知几乎!君子见几,不俟终日,是以自古君无过失而臣不好欺,盖知其几而遏其端也。伏遇陛下即位以来,日慎一日,闻过则喜,从谏如流;四方翘企以望     

关于《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给司马光回过几封信?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用书信形式写的颇具特色的说理散文,它语约义丰,概括了深刻的政治历史内容,体现了时代的精神面貌,闪耀着作者的思想光辉。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实行变法。这一改革措施,限制和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以及与他们有着密切联系的庸懦士大夫的利益,他们群起而攻之。正当新法在激烈斗争中迅速推行的第二年,官绅豪右的代表人物司马光(时任谏议大夫),一方面上表神宗皇帝,攻击王安石,表明他与王安石的关系“犹冰     

李裕民、佐竹靖彦合编的《增广司马温公全集》最近在日本出版

1991年12月李裕民教授应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教授佐竹靖彦邀清,赴日搞合作研究。1992年1月22日在内阁文库查阅《增广司马温公全集》,从中发现了绝响八、九百年的司马光日记(《日录》和《手录》),书中记述了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学价值。《每日新闻》详细报导了这一重大发现,随后香港《大公报》、新加坡《联合晚报》及《光明报》、《报刊文摘》等数十家刊物纷纷摘要转载。许多学者极盼见到此书。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非“正统”史观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由于撰写编年体一书《资治通鉴》的卓著功勋,长期以来被人们所称道.但在评价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时.多有不公正之论,许多人笼统地评价其《资治通鉴》全书贯穿了封建史学的正统观念,认为“司马光对于正统论非常重视”,似乎“正统”观念成了他全书的突出特点.事实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表现出的历史观,已脱离了史学传统思想中正统论的藩篱,体现了他不重视正统,同时具有违背正统论的非正统思想的进步特点.对此,在史学界,至今提及甚少.那么,司马光在史学方面表现出的非正统思想主要表现在哪里呢?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正统,即正统思想有哪些表现形式和内容.其次是要了解司马光的史学思     

《邵氏闻见录》有关王安石若干史料辨误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一书是宋朝重要的笔记著作之一,书中有不少关于王安石的记载,为研究熙丰变法者所习用。但书中多有议论失当、叙事讹误之处,不少内容出于有意作伪。本文对上述有关王安石的若干史料进行了考证和辨误的工作     

论王安石的“荆公新学”

王安石二十二岁中进士后,担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多年,目睹北宋社会危机深重和人民的贫困生活。在仁宗时期,他曾上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直陈时弊,提出变法主张,但未为仁宗、英宗两朝所重视。神宗就位后,在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便两次任命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法,旨在抑制兼并、放宽压榨、推动生产、富国强兵,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为着进行变法,王安石不仅改组太学和地方学校,     

王安石、司马光的个性心理与熙丰变法

我国史学界已开始重视历史人物的心理对历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为数不多的几篇这方面的论文，几乎全是从社会群体心理角度来论述的，专们研究历史上某个个人的个性心理特征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的几乎没有。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即熙丰变法，史学界至今仍众说纷坛，莫衷一是。近几年有从王安石的个性品格上来探讨他对变法的影响的，其中主要的有许维勤《王安石的品格作风与熙宁变法的失败》和刘祚昌《记王安石的政治品质与政治作风》①．这些论文确有助于对熙丰变法的研究，但仍不属于心理史学的范畴。本文拟从王安石、司马光…     

裴庭裕与《东观奏记》

裴庭裕所撰《东观奏记》一书是研究晚唐史的一部较为重要的著作,它很早就引起了治唐史者的注意。宋人欧阳修、宋祁修《新唐书》时多采其事,因之纠正了《旧唐书》的舛误,丰富了其内容;司马光编写《通鉴》,也采摘其中三十多事。然在两《唐书》中,立传者多达二千余人,却未能给裴庭裕以一席之地。因而,就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对裴庭裕的生平事迹略加考证,对《东观奏记》一书的内容及史料价值作一评介,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略谈《资治通鉴》对变法革新的史事述评

《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著名编年体通史,历来得到人们的推崇。对这一历史名著的研究,代不乏人,不断深入。在《通鉴》的考证、注释以及编修的分工、社会作用、历史地位、正统观、记叙战争、记叙农民起义等方面的研究上有着丰硕的成果。但是,《通鉴》还有很多领域值得研究。本文试图通过《通鉴》对变法革新的记载,来分析司马光对历史上变法革新的态度,或有益于司马光其人的全面评价。     

司马光的政治思想

司马光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与史学家。对于司马光的史学成就,没有人怀疑与否定。但是,一说到政治思想方面,历来论定他是“守旧派”、“顽固派”。其原因,大都由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本文从具体分析司马光一生的政治思想出发,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司马光究竟是否守旧与顽固。假如读者能从中看出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真正原因,笔者将感到欣慰。     

“元祐更化”是复辟吗?

“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列宁全集》第10卷第152页注2)他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被任命为宰相)后进行变法,对封建国家的财政、经济、军事制度进行了改革,在客观上对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王安石变法是在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进行的一次改良活动。它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保守势力的反对,王安石因受打击而两次罢相,宋哲宗继位以后,司马光被起用为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