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丧祭思想研究

本文对《论语》、《礼记》中孔子有关丧祭的语录进行了研究,认为其主张为敬哀为本、丧祭有度和推崇三年之丧。孔子这种＂慎终追远＂的丧祭观,与其以礼待之的生死观和敬而远之的鬼神观密不可分,但其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则在于通过丧祭礼仪实现＂民德归厚＂的政治主张。     

《论语》引《书》“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说解试析——兼论孔子对《书》的阐释

《论语.宪问篇》＂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对＂谅阴＂的解释,一是对＂不言＂的解释,一是对＂三年之丧＂的解释。从汉至于清代,＂谅阴＂之义存在两种主流的解释,一是指居丧之处,一是指信默。＂不言＂之义亦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指不言政事,一是指不说话。对于＂三年之丧＂,则多无异议。相比较而言,《尚书大传》＂高宗居丧时,三年不言政事＂的说法显得更合情理,这与孔子的解说相一致。     

武王在位有四年说

现存有关周武王死事迹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金膝》,篇文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于是周公作坛,告于大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占卜得吉,“王翌日乃廖”。接着篇文又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云云。据此,武王在“既克商二年”曾经患病,周公祈告之后,次日即已痊可。至于武王丧于哪一年,篇文并无明确叙述。 《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即本于《金滕》,而将武王之丧坐实在“有疾弗豫”的同一年。 “既克商二年”是哪一年呢？《尚书 诂》说：“此篇在克商二年,据《史记》…     

论三年之丧

论三年之丧杨军三年丧是儒家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其来历，不仅其他学派的著作中罕有提及，就是在儒家自己的典籍中也语焉不详。毛奇龄首先提出三年丧不是周礼而是殷制，胡适、傅斯年对此说加以发挥①，郭沫若却认为是孔子创制，对胡适提出的证据加以反驳②。众说纷纭...     

《楚辞·天问》之“阳离”与楚人太阳崇拜

在＂泛灵论＂意识状态下生存的原始先民对以太阳为核心的天地、日月、山川、河流等崇拜构成了原始自然崇拜的主要内容。太阳崇拜是原始人类自然崇拜的核心。屈原《天问》之＂天式纵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中的＂阳离＂即是我国古代典籍中多次提及的日中神鸟,其原型则是我国古代人民对＂太阳黑子＂这种自然界天文现象的幻想性解释。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考察,＂阳离爰死＂神话反映了古代神话英雄的征日行为,寓含了南楚民族先民的太阳崇拜意识。     

宋代厚丧薄葬和葬期过长的考古学观察

从史料出发,可以发现宋人对于丧葬行为的重视,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宋代人对随葬品的重视程度要远逊于治丧行为,将宋代定义为＂厚丧薄葬＂的社会应更为合适。这一现象的出现有着其独特的社会历史原因。     

孟荀三年之丧思想比较研究

本文以三年之丧为中心，比较研究了孟子和荀子对于此一问题之不同论述。阐明虽然他们表面上共同肯定三年之丧，但背后却存在巨大差异：在孟子，三年之丧之根据在于人之“中心”，而其实行的意义乃是做一个仁人，进而实现所谓“仁政”；在荀子，三年之丧却是圣人创制的行为规范，其固然有人内在的心理情感为基础，但却更强调外在的形式为其保证，而其实行意义在于规范人在丧服领域之行为，从而维护人“群居”的和谐有序。     

试析庄子“齐物”旨趣

庄子主张＂齐物＂包含现实和终极旨趣：从《齐物论》对诸多矛盾现象特别是对是非的产生根源、判断标准、如何齐同和至人、圣人怎样对待是非的论析可以看出,其现实旨趣在于通过阐明＂齐物＂之理揭示是与非等矛盾现象的本质同一,以诱导世人从无穷无尽的是非纠葛、矛盾困扰中摆脱出来;此篇对纷扰世情、人的悲苦命运和存在结构的深刻揭示则表明,其终极旨趣在于劝导世人通过＂吾丧我＂证悟＂齐物＂或道体境界,使人的经验我回归本真我,以彻底超脱生存苦厄。     

破假借方法在词义研究中的运用例释

因声求义法是一种重要的训诂方法,破假借、求本字在疑难语词考释中的作用尤为突出,许多从字面上无法获得意义解读的词语,如果能够破假借,求得本字,往往会使词语的解释更加可信。利用破假借的方法考释了＂案如＂、＂般唆＂、＂策宝＂、＂阿污＂、＂执告＂、＂扶章＂、＂戒伏＂、＂拟虑＂等出现于道经文献中的八个疑难语词的意义,以期为道经的研读提供参考。     

中国传统丧祭礼仪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礼仪制度中,丧祭礼仪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为死者举行丧条礼仪,既是儒家伦理文化”终始俱善”的要求,也是后人孝敬和尊重祖先的表现.家庭和家族成员以不同的身份在丧祭礼仪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义务,由此促进了仪式参与者对家庭和家族共同体伦理关系以及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理解与认同.丧条礼仪是道德濡化的重要方式,有利于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丧祭礼仪既是展示孝道的过程,也是孝道濡化的过程,丧祭礼仪内蕴的对祖先的报恩伦理和孝道伦理,能够给礼仪参与者以道德情感上的激励.     

商代军事行动的祝祈

商代军事行动的祝祈（香港）连劭名商代出现敌方侵扰的情况，首先要告于神灵，乞请佑助。历组卜辞中有：《合》３３０５４：□□，贞其卯于示。乙巳，贞于父丁告，牛。乙［巳，贞］方出，［其告］于大甲、祖［乙］羊。历组中又有因召方（又作刀方）可能入侵而告于“父丁”...     

从“吾丧我”和“道”看庄子“齐物”

“吾丧我”是道家大德在气功修炼中亲证的极高境界,呈现出主客合一、空虚寂静、独立自在、自身同一、无边无际等极其神奇的境状特征,由此意味“吾丧我”属于形上超越境界;道之体也是道家大德在气功修炼中亲证的与“吾丧我”相同的形上超越境界,但庄子从不同角度视其为道之体和“吾丧我”;庄子之“齐物”,是指宇宙间一切事物、现象融人道之体或“吾丧我”境界,齐化为毫无差别的虚寂之“一”,可见其“齐物”与道之体和“吾丧我”都是通过气功途径达到的同一形上超越境界。     

清代丈夫惩戒权研究——从《刑案汇览》中看理与法容忍的家庭暴力

清代传统家庭伦理影响下,丈夫享有惩戒权,可以对不孝顺长辈的妻妾殴打致死。当时的律法对这种家庭暴力从轻发落,认可了丈夫的惩戒权。《刑案汇览》中的诸多判例均反映出丈夫在实施惩戒权时仍然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必须以＂亲告＂为前提,不得恣意为之。     

统孝于忠:西晋《新礼》对汉魏丧服及相关“故事”的调整

西晋《新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部完整的制定化礼典，其中的丧服制度以晋武帝“三年之丧”为顶层设计，废除了汉文帝“短丧诏”,并对礼经中“三年之丧”和“谅闇”进行重新诠释，调整了汉魏以来不规范的丧服服叙制度。一方面，它规定天子(诸侯)“旁亲绝期”、卿大夫“绝缌”,确立了跟晋代五等爵制和官制相匹配的服丧原则和具体细节，使汉魏以来随意性较大的丧服服叙制度归拢到君统的原则之下；另一方面确定“弟子为师”及“寄公为所寓”之服，使私人关系不能干扰官僚等级制度。通过这些调整重新建立起丧服服叙所体现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此外，《新礼》对“汉魏故事”中丧葬用物和仪制的调整，反映了西晋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跟大幅度调整丧服服叙制度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日本殖产兴业政策的实行与铁道知识的传入

＂殖产兴业＂政策是明治政府为发展资本主义而制定的重大经济政策。政府于1871年派出以岩仓具视为正使的代表团远赴欧美,其中对有关铁道信息的收集为铁道知识在日本的传播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告子人性说探微

<正> 告子的人性思想,仅存于《孟子·告子》篇中,略而不洋,难以窥其全貌。但是,孟子在人性论上主要以告子为论敌,他的记载虽不无偏颇地进行了取舍选择,仍可确信它反映了告子人性说的基本面目。由于人们把告子人性说做为一个单向开环系统,只承认告子对孟子的影响,而不承认孟子对告子的影响,没有从二者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中去分析告子思想。因此,学术界对仅存的史料亦未给予科学的解释。其实,告孟同游稷下学宮,而且进行过激烈的学术论争,他们的影响必然是双向的。也可以说,告子的一些观点是针对孟子的性     

说“盾”

《说文》小篆盾是隶楷盾的前身,字形结构并不复杂,却一直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对曾侯乙墓竹简文字的特点认识不够。曾简文字是迄今为止书写年代最早的竹简文字,保留了不少早期的写法,比一般战国文字要古得多。就曾侯乙墓竹简所存字形结构分析来看,盾本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加允声构成的,后来字形发生讹变,便成了小篆的样子。     

中国古代丧悼哀毁习俗与悼祭文化

丧悼哀毁习俗将哭悼伤身毁颜与否,作为人格评判尺度,叙述模式还将丧悼主体充分儿童化.以往较多注意到儒家伦理纲常对丧亲者恪尽孝道的影响,这之中还有道家返璞归真思想,力求以古朴真淳的亲亲之情面对人生变故.叙述者在一种精心选择的框架中体现着自己的道德责任.该习俗成就了悼祭文学主题,而文学主题超文史性叙述模式经久活跃,对相关民俗心理、行为的嗣续也起到了不应忽视的作用.     

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

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的关系问题，不但鲜有专论，且疑窦不少，不辨难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一、以点还吸并不发生于袁世出的告客以往认为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发生的戊戌政变起于袁世凯的告密，显然有悻于史实。这从后党方面的政变准备，光绪帝与维新党的应变，社会上的舆论等方面均可找到有力的理据。首先，政变是经过后党周密策划的。到了七月底，后帝两党的活动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康有为自编年谱＞、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都做了大体真实的记述：七月底，上山、杨崇伊赴天津见荣禄，“草折请训政，荣禄许之，令杨崇伊持折见庆邻而面…     

楚地丧祭礼制研究——以出土简帛为中心的讨论

近年来中国南方地区连续出土的简帛资料,包含大量的礼学信息,推动了对楚地丧葬和祭祀礼制的复原研究,也为今人超越历代经学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楚地简帛(尤其是卜筮祭祷简)所反映的丧祭内容,包括疾病占卜、祭祷神祇、初死及丧仪、丧服和丧期、祖先和庙祭、祭祷仪式等,完全可与《仪礼·士丧礼》等礼学文献进行对证考察。考察的结果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楚地的丧祭礼制虽与中原地区颇有差异,但中国古代病、死、丧、葬、祭的人生礼仪,自商周以来就形成连续的系统,并未中断。楚地的丧祭礼制,对于汉代文化影响较大,此即汉承楚制的一部分。此种考察还有助于解决"三礼"文本的成书时间问题。楚简材料表明,楚人有常贞和常祷,还有散贞和散祷,前者对于复原楚地丧祭礼制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