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范宽《溪山行旅图》的构图特色

范宽。名中正，字仲立，因性情宽和温厚，世人呼为“范宽”而传之。加北宋三大山水画家之一。画初学李成，继师荆法，后又深悟“与其师人，不若师造化”，遂迁居终南，太华等地，于岩隈林麓之间，常“危坐终日，纵目四顾”领略大自然的真趣，对景造意，范的画落笔雄健凝练，喜以两点，豆瓣、针头等皴法为之，也因他生活在北方的关陕一带，画风画貌如北方人的雄壮。他传世名作《溪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等。《溪山行旅图》是一幅气势雄壮、动人心魄的巨构。此画为绍本立轴，纵206．3厘米，横103．3厘米。这幅画的构图饱满，突兀欲倾的大…     

“观古人所作”与“勿慕时尚”——徐悲鸿赴法之初绘画观的嬗变

1919年，徐悲鸿游学巴黎，多次观看各大博物馆所藏的文艺复兴以来的名作，渐悟自身绘画之不足，乃数月不作画，认识到“观古人所作”观念的重要性。1920年，徐悲鸿与法国画家达仰交往，达仰“勿慕时尚”的观念传达给徐悲鸿。“勿慕时尚”至少包含“观古人所作”加上画家独立的判断与分析，有更强的开放包容性。“观古人所作”与“勿慕时尚”两种绘画观的融合与深化带来了徐悲鸿绘画观的嬗变，也是其绘画生涯的一个新起点，深刻影响着他日后的绘画创作，这在徐悲鸿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编辑出版的《徐悲鸿选画范》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一种崭新的绘画艺术语言──读《董文政画集》兼论“吴默画”的美学意义

一种崭新的绘画艺术语言──读《董文政画集》兼论“吴默画”的美学意义苏北关于中国画的创新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艺术家们，并激励他们探寻达到新的艺术境界的途径。正是在期待艺术变革的背景下，人们热切关注并高度评价董文政先生创造的“吴默画”。董文政早年就读于南...     

数字

在12月4日晚进行的保利“中国古代书画夜场”中，元代王振鹏《江山胜览图》不负众望，以1．012亿元的价格成交，成为今秋中国艺术品拍卖首件突破亿元的拍品。据悉，这件《江山胜览图》原属国际著名收藏家尤伦斯旧藏，全图绘仲春季节淅东沿海地区的山水风光和风土人情，集山水、人物、界画楼阁和舟船，它既是研究元代当地社会政治的“百科全...     

“我只画感动我自己的东西”

把盏畅饮,酒意阑珊时,周玉莹说：“我不画如来佛。如来在西天,离百姓太远了。我画罗汉,罗汉不轮回,就在老百姓之中;当然,我还画锺馗——他替老百姓驱魔打鬼！……”我为这话而感动,而更感动则是拜读周先生的慷慨豪作《锤馗百图》、《十八罗汉》、《兵圣孙子》、《达摩面壁》等巨制时的灵魂飞逸、神思震撼的那一份儿愉悦与快感。周玉莹,山东思县人,1942年10月出生於济南,19岁当兵,45岁转业,现为青岛画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已出版们人画集3种、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12次。专攻古代人物,书李白、画杜甫、画苏东坡、书苏武…     

漫谈国画题款

融诗、书、画、印为一体，乃是中国画的传统，好的画配上好的题款，相映成趣，“万趣融其情思”，意境无限。因此，欣赏中国画，千万不可忽视画上的题款。关于中国画题款的发端，可追溯至隋代。《隋书》上载隋炀帝曾命人四方搜求古籍名画，且命当时鉴识人押署跋尾。据说早在战国时期，屈原的《天问》就是题写在壁画上的，可惜此壁画湮圮不传，不然，中国画题款的历史可追溯到更早的年代。中国画的题款形式是多样的，除署画家自己的姓名外，有同时署受画者的名字的，如明代唐寅的《落霞孤鹜图》中款题：“晋昌唐寅为德辅兄先生作诗意图”；有…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应为“出殡吊唁图”之我见

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其墓道东西两壁各绘有一幅由六人组成的“客使图”。自壁画发表以来,学界对其内容题材与人物身份做过诸多讨论,得出众多结论。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等相关专著对唐代礼制、服饰、边疆文化的描写和国内外的考古发现,在对“东客使图”和“西客使图”中人物身份界定和穿着表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唐代皇帝“遣使吊祭”新罗王等内容的文献记载,认为学界历来争论的“东客使图”和“西客使图”实为唐章怀太子的“出殡吊唁图”。     

对宋元人关于《二十四诗品》记载的诠证

苏轼说“唐末司空图……盖息列其诗之有得于字之表二十四韵。”元好问说“《诗评》《诗品》《诗说》《诗式》亦不可胜读。”据此可证,苏氏、元氏读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揭斯“唐末司空图教人学诗”云云,亦多侧面表明揭氏读过《二十四诗品》。     

乡野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对抗--丰子恺漫画论析

“图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生活特征和文化特征。分析20世纪前半叶丰子恺的漫画可以看出,承载着丰厚的乡野文化传统的丰子恺对其时都市上海日常生活,从人(“冷漠与温馨”)与物(“人工与天然”)两个层面展开批判,这其实反映了都市与乡野在文化层面上的对立。为了缓解这种紧张关系,丰子恺从护生画集(慈),儿童相(真)和旧诗新画(静)这三类漫画中努力营造出一方精神净土藉以栖身。     

奇才终脱颖 笔墨铸春秋——记著名书画家、鉴赏家、美术史论家萧平先生

2005年7月,北京“荣宝”拍卖《当代中国画风 貌》专场,萧平《万类霜天竞自由》一图,以46万元人 民币高价拍出; 2005年9月,上海“崇源”《中国书画精品拍卖》 中,萧平《飞越黄河》一图,以33万元人民币拍出; 2005年11月,北京“保利”《中国当代书画》拍 卖会,萧平《黄岳朝晖》一图,以22万元人民币拍出。 这几大公司拍卖的作品大都为已故名家和当代大 家的作品,而这三幅画却是出自南京中年画家萧平之 手,其画价直逼已故“金陵四家”。     

李白卒于广德二年补证

李从军先生提出了李白卒于广德二年（７６４）的新说。兹补证如下：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中“闻命之后,君亦逝矣”二句说明,李白是在听到广德二年代宗任命他为左拾遗的诏令之后去世的;唐代著名画家韩干与李白生活在同一时代,作画重视“逼真”、“形似”。他所作的《李白封官图》是广德二年李白受命为左拾遗时的“新闻画”     

简论张大千画款书法与绘画的关系

张大千是中国20世纪画坛上的大师，文章聚焦张大千画作中画款书法与绘画的关系，从画款书法与画作的结构和画款书法与画意的关系方面进行讨论。他的画款书法以绘画为主体，既服务于视觉的审美，又将自己对人生、对绘画的情感及观点融汇其中，在构图美的基础之上自然而然地造就了画境之美，形成了诗书画的完美结合，艺术的审美意境获得无尽的延伸和拓展。     

“用典”的定义及其修辞学研究——评《用典研究》

“用典”名称的由来，肇始于元人王构的《修辞鉴衡》。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有金兆梓氏重提“用典”这一名称。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寂，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赵克勤在论及古汉语修辞法时才再提“用典”一语，并将其作为古代汉语修辞法的一种。在此之后，又无人再提“用典”这个名称了。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博士论文《委婉修辞研究》中明确定义说：“用典’，是一种运用古代历史故事或有出处的词语来说写的修辞手法。”到了21世纪初，笔者在所著《修辞心理学》中，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一定义。     

简析《秋颂》的美学价值

《秋颂》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所创作的颂诗之最后一首。在这首诗中，济慈突破了其早期诗歌对想象力的强调，从“亦真亦幻”发展到“真即是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最终回归自然的主题。同时，《秋颂》达到了自然动人的美学境界，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人题画绝句撷秀

宋徽宗赵佶始创画面题诗以后，这种风气，在南来并没有盛行起来，直到元代，其风大昌。有的画家，甚至每画一幅必题诗其上。王士说过：“倪云林每作画，必题一诗。”（《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三）所以，元代题画诗比较多，顾嗣立《元诗选》、陈邦彦《历代题画诗类》，较为集中地收录了这类作品，各家别集中亦可检得。元代画面题诗蔚然成风，这与元代画学鼎盛密不可分。董其昌在《画掸室随笔》中说过：“元时画道最盛。”张丑《清河书画航》也说：“近世谈画，例推元人为第一流。”元代画家于绘事毕工时，兴到神来，每每挥毫儒墨，题诗于画上一…     

“鲤”“鳣”考辨

传统训诂大多认为“鲤”和“鳣”是同一种鱼。其实不然。“鲤”是今鲤鱼，“鳣”是今中华鲟。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误读《尔雅·释鱼》“鲤鳣鳢鲩鰋鲇”条。     

孙大贵与《百鸡图》

十二生肖属相之一的鸡，与“吉”谐音，且雄鸡司晨报晓、雌鸡生蛋孵雏，自个和谐亦与人和谐，自古以来为人们所喜爱。历代花鸟画家擅爱画鸡者不乏其人，当代著名书画家、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陈大羽生前瀚墨画鸡，气象叱咤海内外，堪称一代画鸡大师。     

艺术使者陈雄立

在当今众多的旅美画家中,陈雄立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仅出版了《陈雄立画集》、《陈雄立新作选》、《陈雄立旅美画选》等精品集萃,而且有《画鹿技法》,《陈雄立画作评析录》等专著传世。他的作品先后在澳大利亚、泰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展出,其精品还被各国政要和博物馆收藏。     

刘止庸艺术论——兼作刘止庸水墨探索价值研究

个性是艺术的灵魂,《石涛题画集》中说:"笔墨乃性情之事,于依稀仿佛中,有非笔墨所能传者。"性格是与生俱来的,同一个表象特征,同一词、句、笔、墨,乃至思维、行为,既是成功的优势,又是不足的缺陷,优出于斯,悲亦出于斯也。一旦失去这种统一,个性差异就不存在了。人非其人,画难为画。文如其人,画如其人,概是于此。"米之颠、倪之...     

元“田令”形式构成考析

元代“田令”形式构成复杂多样,据文献所载其形式来源有皇帝圣旨条画、诏书、条格,以及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各系统呈文等,具有明显的临时性特征,学界对此尚缺乏系统研究.元代“田令”在总体上不具有统一“令”的外在形式,主要散见于《至元新格》《通制条格》《至正条格》以及《元典章》等法律文献中.考察元代“田令”的形式构成,对认识元代法律形式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