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名族志》的编纂过程与版本

对于《新安名族志》的编纂过程 ,日本多贺秋五郎和郑力民都曾经作过探讨 ,但不少问题仍然模糊不清。经过对各版本和相关资料的分析 ,本文认为 ,该书的编纂过程为 :元代陈栎曾经有过一个未予“梓布”的《新安大族志》 ,到明代中叶 ,郑佐和洪垣将其刊刻 ;叶本静、汪孟、戴廷明等人以 10年的时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采辑、编纂的工作 ,完成了《新安名族志》 ,于嘉靖二十九年刊刻 ;程尚宽认为这个本子还不够完善 ,又进行了“续补” ,增补了大量的内容。该书的版本 ,据调查有 12种 ,分为 2册、4册和 8册装三种 ,4册本和 8册本是程尚宽“续补”后的刊本 ,2册本大多则是戴廷明等人编纂的本子 ,但几种本子都有增删的情况。     

陶渊明与张衡、束皙之关系发微——"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说续貂

本文从西方的"互文性"文本理论出发,揭示了陶渊明与张衡、束皙的关系,对嵘<诗品>品陶之说进行了补充.文章特别强调陈寅恪对古人"应具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的重要性,通过理论的阐发和诗文的对照,表明了陶渊明对汉晋以来文学传统的继承.同时,本文对<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作者指出,陶渊明与张衡、束皙生活在不同的时代...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和宗旨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与徽州宗族的繁荣是分不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明朝中叶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宗族制度的严重冲击以及徽州宗族统治面临的严峻挑战。徽州宗族统治者编纂《新安名族志》的宗旨，不仅仅是“明本宗，纪世系”，更重要的是为了纠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社会风俗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宣扬和加强封建纲常，以便形成一个尊尊亲亲、雍雍睦睦的社会人际关系，巩固封建宗族制度，加强封建宗族统治。     

《汉书·艺文志》视角下的杂家之学

<汉书·艺文志>是审视杂家本来面目的独特视角.解读<汉志>杂家,不难看出,杂家源于"议官",兼通诸家,以"王治"为主导思想,以诸家之学为"王治"之用;同时,杂家"杂取各家"的包容性特征也成为<隋书·经籍志>以后目录学著作中杂家涵义讹变的主要原因.     

《新安月潭朱氏族谱》卷一非朱熹佚文考——与《朱子全集》辑录者商榷

民国重修《新安月潭朱氏族谱》卷一非朱熹佚文.一、朱熹《婺源茶院朱氏世谱》(以下称《世谱》)共载十世,《新安月潭朱氏族谱》(以下称《族谱》)只是一世至六世"一以朱子定本为正";二、《世谱》各支全录,《族谱》七世起只记朱振后裔;三、《世谱》一定载朱然支派,《族谱》未记朱然支派;四、《世谱》不会自称"公",更不会称子为"公",《族谱》不仅称朱熹为"公",而且还称其子为"公".     

论吴用之"用"

<水浒传>中军师吴用的人格特点相对复杂,这个艺术形象具有一定的理想化的色彩,作者一方面突出他"智多星"的特点,同时又让这个艺术形象"活得像个人样",有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的人对自我价值的基本追求.吴用之"用"的本质就是对个体独立精神的肯定,对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的执着追求.从社会评价标准看,吴用貌似"无用".而从作为个体的人...     

"带香人"把自己带入"高墙"

打击 多名"香主"被当地警方抓获 近日,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宫集镇有多名"香主"被当地警方抓获.此前,该村曾有几名"香主"被广州和天津的法院判过刑,当地政府于2004年曾对"带香"一事进行了摸底调查,这几名"香主"却是在"带香"行当历经20余年兴衰后,第一次受到当地政府处理."带香"这个让当地很多人致富的行当,开始受到当地政府的高调打压.     

究竟要突破什么样的"观念"?

文一同志: 你好!《中华魂》编辑部将你的来信和复印件转给我,作为一个年长的理论工作者,我很愿意同青年朋友进行思想交流.我们虽然还未曾谋面,但从你来信所谈的看法中,知道你是一位是非观念明确、思想十分敏锐的青年同志.     

什么是正史 霸史 别史和杂史

<正>正史.....正史是封建时代官方钦定为正宗的史籍,以各家对正史的注补校订之书为附庸。正史之名始见于南朝梁阮孝绪的《正史削繁》,至《隋书·经籍志》将《史记》、《汉书》     

从楚简《老子》中"亡、無"和"

楚简<老子>的文本构成,是目前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有人认为楚简<老子>是摘抄本,有人认为是全本,也有人认为是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单位里产生的三种不同抄本.通过对楚简<老子>中"亡、無"和"     

王植“太虚”三层说对张载本体论的诠释

王植《正蒙初义》对张载“太虚”概念作了三层区分,并以此三层涵义融贯《正蒙》的本体诠释。王植的“太虚”三层说,第一层涵义是以“太虚”为超越的本体,第二层涵义是指气化流行过程的气化之道,第三层涵义是万物毁坏后消散为气。王植的“太虚”三层说,对于调和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太虚”定性问题的争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对我们深入理解张载的本体论具有重要价值。     

张志公先生对修辞学研究的新贡献

张志公先生80年代以来对修辞学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几个理论问题有了深入的阐释。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评析：（一）论"修辞学是一门边缘学科";（二）论修辞的"得体性原则";（三）论"汉民族文化传统与汉语修辞";（四）篇章论。     

边吏张虔陀与唐朝、南诏关系之破裂

天宝年间,由唐朝一手扶持的南诏地方势力与唐朝决裂,转与宿敌吐蕃结盟。南诏政治态度的急剧变化,造成唐朝政治格局的改变,因此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值得重视的事件。关于唐朝与南诏关系的破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认为是张虔陀等边吏无理欺压南诏所致。笔者就此提出不同看法,并分析《旧唐书》等史籍持有上述看法的原由。     

张载关学新探--论关中文化边缘化后的哲学表现

"关学"创始人张载不谙官场,不求于商界,虽所建学派速衰,但他继承"易理",用"气一元论"统驭"天道"、"人道"的哲学本体论,确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新境界;其"大心认识论"更开拓了从"俗世"考察认识的新思路,未可等闲视之.张载这种新哲学是在批判佛道之时,又借鉴了其合理因素而形成的,并表达了当时一般民众追求平等的要求.张载关学有长于实用短于思辩的特征.其后的"关学"虽往往成为朱学、王学的变型,但关中一脉文化,却绵延至今.     

全息生物学·驳邹承鲁院士·爱国主义与诺贝尔奖

认识和科学探索自由,不但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基石、科学发展的基石,而且也是人类文明整体的基石。我们的政治文明已经跨入到了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时代,但几千年来厚重的封建主义传统的"一言堂"、"文字狱"的残余仍然难以消除,制约着我们今天的认识发展、科学发展和社会文明发展,党中央把"解放思想"作为政治指导方针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不仅被尊重和保护,而且被倡导和鼓励。认识争论和科学争论,是认识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前提,是"科学技术创新"必不可少的过程和环节。全息学是当代的一门新型学科,我国学者张颖清先生根据全息学的基本原理创立的"全息生物学",也是一门新型的尚处于争议阶段的学科,有各种各样的争论都是正常的。正是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和评价,才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以下发表的这篇文章是已去世的张颖清先生在逝世前交给一位探视者而希望公开发表的文章,遗憾的是未能在作者逝世前发表。现发表此文,以还作者之愿,并期望能推动"全息生物学"这一科学探索新领域的认识深入。另外需要与各位读者和作者朋友交流的是,本刊坚持出版十余年来的《东方学术创新》栏目,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可以对人类当代的人文认识创新、科学认识创新,提供宝贵的矿藏和深刻的启迪这一判断和信念之上;同时我们也坚信,面对人类的学术创新,中华民族是到了在思想领域和科学领域出世界伟人的时候了。因此,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欢迎这方面的来稿,并不断地隆重推出这方面的力作。     

关于《贼情汇纂》的作者及记事下限

关于张德坚的生平事迹,因资料零散,搜寻不易,长期以来无人能言其详。近年来张氏晚年所著《曾文正公挽诗》刻本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被发现,为我们了解其一生重要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另外,《贼情汇纂》的记事下限,不同版本也有所不同,它的记事下限迄于咸丰五年。     

探析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除司法探索中存在的问题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作为今后司法改革的内容之一，已经被提上日程。全国各地相继推出举措，致力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的实践探索。纵观实践探索状况，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存在着概念表述不一、适用范围宽严不等、适用方式选择差异等问题。针对实践探索中存在的问题，以刑法的最新修订动向为导向，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轻罪记录消灭为核心概念、法律后果不可撤销为基本观点，构建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是符合司法本土化要求的。     

《宋诗别裁集》主编张景星籍贯考

《宋诗别裁集》是清代一部很有影响的宋诗名选。而对于其主编张景星的籍贯问题,学界迄无定论。通过对史料的钩沉,文章考定张景星就是松江府人,从而为呼声甚小的"松江府说"提供了坚实的史料依据,也让"江西奉新说"不攻自破。     

论沈从文与张爱玲神话现象背后的文化关系

沈从文与张爱玲神话现象所表现出的文学命运的相似性有着文化选择的必然性与共同性二人坚持以自我所认同的文学性原则来传达时代精神,不愿被某种共性的文化规约强行遮蔽.这种个性追求具体表现为"传奇不奇"的人性写作立场.沈、张文学实践的意义在于以个人的潜在形式证明了新文学运动启蒙传统的薪火尚传和良性发展的可能性,这种意义的存在同时也反照出以往文学史写作的现实问题.     

张晋藩教授:新中国法律史学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

张晋藩教授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中国法制史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远远超越前人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了法制史学研究,使得中国法制史学成为一门特色鲜明的新学科。他以自己的创造性学术成就为重建新中国法律史学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对中华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对法律史学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现实借鉴价值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