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菲、美关系演变对华菲族际关系变迁的影响

独立后的菲律宾,因经济重建及冷战时期安全防卫需要,成为美国的政治仆从和经济附庸。受世界民族运动影响,菲律宾国内反对美国控制,要求政治、经济独立的要求也十分强烈。由此,菲美关系经历了从依附、仆从到矛盾渐生,乃至逐渐疏远的变化。菲律宾华人因特殊的经济地位,以及与中国的渊源,亦受此影响。     

论冷战后美菲关系及中菲黄岩岛争端的美国立场

冷战后美菲军事同盟关系经历了由低谷到高峰的发展.虽然两国的同盟关系持续时间较长,但两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巨大差异使这个军事同盟与规范性的军事同盟有所区别.实质上看,菲律宾是美国亚洲战略的一枚棋子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盟友,中菲黄岩岛争端中美国的立场也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二战后初期阿登纳的外交政策与德美亲密合作关系的形成

1949年至1950年代中期，是联邦德国与美国两国关系史上的蜜月时期。双方通过深化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建立起亲密合作的关系。在两国亲密合作关系的形成过程中，阿登纳坚定地选择与西方、与美国站在一起的外交政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试论二战后的澳美关系

为了国家利益，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在二战中由原来亲英转为亲美，美国出于战争需要，与澳大利亚联合打击日本侵略者，并共同取得胜利。在战后，澳大利亚与实力大增的美国联盟，并且合作更加紧密，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澳大利亚由亲美外交策略走向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道路。     

道义追求的困境：卡特政府人权外交与美菲军事基地谈判

卡特时期美国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谈判,是后越战时代影响美菲关系的重要事务和牵扯美国在东南亚核心利益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检验美国“人权外交”效力的试验域场。在东南亚,卡特政府以人权问题迫使作为“民主橱窗”的菲律宾改善国内政治环境,却受到美菲军事基地谈判和传统安全利益的束缚。人权目标与军事安全目标的抵牾,导致卡特政府在军事基地谈判的政策上摇摆不定。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苏越同盟、柬越战争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美国政府决策层强调人权优先的呼声日益式微。在经历了围绕人权原则的内部争论,以及与国会的政治博弈后,美国对菲政策事实上重新回归传统安全轨道。卡特政府试图通过人权外交来重新诠释美国的对外政策,但在对菲关系上未能成功调和道义追求与传统冷战利益之间的矛盾。     

美欧关系与欧盟对华军售解禁

欧盟自2003年起考虑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其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法国和德国。法德等支持欧盟解禁的国家认为,该项禁令阻碍了欧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以及欧中更密切的经济关系的形成。美国坚决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它声称,解禁会破坏西方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努力,也会危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尤其是台海局势的稳定。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暴露了美欧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美国在欧盟解禁问题上施压并获成功的事实表明,现阶段,美国有能力阻止欧盟形成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因此,欧盟对华军售解禁的前景不容乐观。     

冷战后美日同盟关系的强化及其影响

冷战结束后，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军事同盟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结束，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其原因在于各自的战略考量。美日同盟的强化对亚太大国关系和地区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化。     

俄美关系发展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宏观视角的分析

缓和与紧张、对话与对抗交织与交替是"冷战"结束以来俄美关系发展的规律与特征,俄美关系的这种周期性演变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系统性原因。在全球层面,俄美两国在战略稳定、核不扩散以及国际法体系及能源问题上立场相左;在地区层面,俄美两国在欧洲、中亚、后苏联空间以及亚太地区的矛盾与冲突共存。由于今天的俄美关系依然是建立在相互核遏制以及确保相互摧毁的军事政治逻辑之上,加之俄美关系内容的匮乏与狭隘,因而即使双方围绕本次乌克兰危机而发生的争斗得到妥善解决,其发展前景依然充满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战后国际大环境之中的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述评

本文以二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为背景 ,采用比较的、逻辑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方法 ,阐述苏(俄 )中、美“台”关系发展的历史沿革、特点及其矛盾 ,并以苏 (俄 )中、美“台”关系这两对主体关系为线索 ,论证其发展运行过程中的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及其对海峡两岸关系走势的作用 ,力求说明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与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是辩证的矛盾统一体 ,希望对海峡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势给予历史的启迪和有益的思考     

美欧在对华人权政策上的协调

2008年美欧峰会宣言首次涉及中国并抨击中国的人权状况,暴露出美欧在应对中国崛起,特别是中国人权问题上的协调不断加强。在对待中国人权问题上,美欧之间既有一致,也有差异。近年来,美欧不断拓展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协调渠道,加强在这个问题上的协调。美欧的协调必将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而中国对此作出明智的回应对于未来中美、中欧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     

奥巴马上台后的美朝关系走向

文章对奥巴马上台前的美朝关系作了简要回顾,对奥巴马上台后美朝关系的现状作了分析,最后对未来美朝关系的发展趋势作了展望,指出未来美朝关系发展趋势有三种可能性:第一,双方开始对话;第二,陷入僵局;第三,爆发冲突.文章还指出未来美朝双边会谈和"六方会谈"很可能将形成并存的"双轨制",美朝双边会谈的作用将日益显现,而"六方会谈"的地位有可能相对下降.而且,"六方会谈"能否取得进展将取决于美朝双边会谈能否有所突破.     

冷战后的中俄美关系

冷战结束后 ,中俄美关系历经错综复杂的调整 ,呈现出新的态势 ,再用传统的“三角关系”的概念来审视三国关系已不合时宜。在新的国际环境里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舍弃不合时宜的“不结盟就是对抗”的思维定式。三者合作的关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冷战后的日美关系

冷战结束后，日美关系的冷热松紧对整个世界格局都有重大影响，甚为世人关注。为此，本文着重从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综合分析冷战后日美关系的诸多特点，主要为：在经济领域摩擦为主，协调为次；在政治和军事上则协调为主，冲突为次。     

从历史制度主义看中美台关系变化(1949-2008)

美台关系一直是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重要外界因素。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美台关系,可以看到整体的变化趋势及影响美台关系的因素。也可以从中发现两者之间关系的路径依赖。     

美国全球战略与早期印美关系

本文主要关注的,一是二战后的美国对于自己在南亚地区利益的认识和对于印度的认识,二是从1947年印度独立到60年代中期印美关系的发展及其特点.文章指出,美国的对印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首先考虑的是服从其全球战略,因此随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行动也必然以"介入"和"撒手"更迭为特点,因此缺乏远见.     

冷战后台湾因素对中、美、日关系的影响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以美苏对峙为基轴的两极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世界进入多极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因素成为中美、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将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阿富汗的族际关系与国家重建

族际关系问题是多民族国家难以回避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作为历经冲突后正处于重建状态的国家,阿富汗面临的相关问题就更加令人担忧,国际社会也面临被解释为族裔冲突的各种挑战。尽管族际关系问题在战前尚未构成关系到阿富汗国家存亡的政治因素,也非其社会冲突长期存在的唯一原因,但是自1992年以来却成为引发阿富汗武装冲突的主要原因。实践证明,阿富汗族际关系问题应由参与国家重建的各族自己去解决,未来阿富汗各族必须共同努力,反对族裔歧视的衍生和发展,只有这样其国家重建才能获得基本的运作前提。国际社会支持或反对某一族群利益诉求的举措,很可能成为该族群利用族际关系争取自身利益的实践,难以对解决阿富汗冲突有所助益。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等治理观,为多民族国家和多样化世界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处理族际关系和纷繁事务的新理念。     

蒙古族大学生族际交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蒙古族大学生作为具有特殊民族属性和社会身份的群体,在高校族际交往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组织因素和区位因素等综合影响,呈现出总体交往和谐,部分交往隔离的特征。高校应积极采取各种对策措施,开设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课程、扩大蒙古族大学生族际交际圈、调整班级和宿舍划分方式等,引导各族群大学生和谐相处,充分发挥高校增加族际交往,增进民族融合,实现不同民族文化和谐共存的纽带作用。     

柬美关系趋冷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及应对

2016年以前,柬美关系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但自2017年初以来,柬美两国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两国关系有趋冷的倾向。这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亲华以来东南亚国家纷纷加强与中国友好关系的大趋势保持一致,可以认为这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挫败。其实,“亚太再平衡”战略本身就是冷战思维的一个产物,为的是维持其霸权的一己之私,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大趋势、大格局格格不入,注定不可能成功,相信东南亚各国人民能够看清。柬美关系的趋冷客观上有利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顺利实施。然而,在中美对弈东南亚的棋局中,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柬美关系仍存在很大的变数,这给“一带一路”合作带来潜在的风险。我们可以从分析柬美之间的利益关切入手,分析造成柬美关系趋冷的原因,并从中查找风险点,提出应对策略。     

浅析冷战后美台关系中的美国国会因素

由于宪法机制上的含糊性,美国历史上就存在着国会与白宫之间对外交主导权的争夺。冷战后,国会实现了对外政策上的"复兴"。反映到台湾问题上就是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致力于美台关系的提升,在中美关系中起了很重要的消极作用。美国国会对台的支持与台湾当局对国会的游说是分不开的,大陆应借鉴台湾的经验,做好国会工作,积极开展议会外交,以早日实现台湾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