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服务乡村振兴的普惠路径

通过探究乡村振兴的路径、内涵及意义,并对金融服务于乡村振兴的普惠效应、市场均衡、收益刚性与成本约束等进行经济分析,从金融功能视角,探讨商业银行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并提出普惠路径：构建小微型窗口,构建向“三农”倾斜的资源配置机制,进行普惠性基础金融服务的业务创新、基于农业农村升级需求的金融产品创新、契合农业农村特征的金融技术创新。     

区域均衡:农村信贷市场供求潜力分析

本文首先例证分析了我国农村信贷市场极度不均衡的供求现状,对农村信贷市场供求脱节的主要制约因素进行了探究:农村信贷市场的低盈利性和服务群体的弱质性、强制性;农村金融体制变迁的局限、信息不对称与金融生态制约等。根据农村导向政策变化所引致的农村投资与收益环境条件的改善,预测了农村信贷需求潜力,指出供求均衡解:关键在于构建符合农村经济需求的区域性信贷供给体系,并营造效用发挥的制度生态环境。     

陕西省农村经济增长中正规金融支持效果分析

本文借鉴金融结构理论,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1997—2007年陕西省农村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陕西省农村金融规模是影响陕西省农村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指标,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规模对于农村经济的增长影响较大,说明当前陕西省正规金融仍是支持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扩大对农业的贷款规模可以增加农业总产值,并较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但对乡镇企业正规金融支持明显存在不足。     

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C-D生产函数和已有的理论基础,选取1990-2014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农业经济增长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利用“异方差—序列相关—截面相关”稳健型协方差矩阵来估计静态面板模型系数的标准误,同时基于二步系统GMM法对动态面板模型系数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我省各地级市农业产出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农业经济增长的波动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调整过程;我省各地级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带来的直接边际产出效应相对较小,但影响非常显著;而农业劳动力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边际产出较大,但影响不够显著.建议加大公共性农业投入;加快农村劳动向非农产业转移,提升农业产出的规模效益,促进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论我国金融支农机制的建设

由于农业的弱质特征及农村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我国金融支农的力度明显不足,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完善的金融支农机制,有利于疏通储蓄向农村投资的通道,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国应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特点,构建起央行和财政的政策与资金作扶持、银行机构的金融服务为主导、保险与担保等机构充当后盾、资本市场提供补充服务的多元化金融支农机制。     

农地确权与异质性农业投资: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正规借贷投资和非正规借贷投资的边际影响和可能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正规借贷投资和非正规借贷投资均有促进作用,但其对非正规借贷投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具体作用机制有三个方面:一是强化地权稳定性的产权激励效应,二是提高信贷可得性的信贷供给效应,三是促进土地流转的要素配置效应.同时,土地流转要素配置效应的中介效应比例显著大于产权激励效应和信贷供给效应,应该说农地确权对农业投资促进作用的关键在于土地流转.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流转中仅有土地转入具有促进农业投资的作用,而土地转出则显著抑制农业投资.基于此,建议强化农户地权稳定性预期,完善农村正规借贷市场,提升农户正规借贷可得性.同时将制定促进农业投资政策的着力点聚焦到土地流转上,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秩序规范和信息充分的土地流转市场,以高效有序的土地流转带动农业投资的增加.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正规金融与农业经济耦合协调性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通过建立农村正规金融与农业经济双系统发展耦合性评价体系,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时序视角对甘肃省1992年—2012年农村正规金融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研究,揭示出1992年以来甘肃省农村正规金融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协调进程虽有波折,但两系统整体保持良性互动,协调程度由濒临失调阶段趋向初级协调。在对耦合协调度演进过程进行阶段性分析时发现,甘肃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波动性对两系统的协调性影响较大,亟需完善农村地区金融风险防御策略,并制定稳定和健全的农村正规金融运营制度,促使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和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维持稳步增长。     

对中国农村正规金融低效问题的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正规金融虽然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成为影响农业发展以及农村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首先对农村正规金融系统组成机构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分析农村正规金融的现状,通过比较突出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特性和存在的问题.其次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农村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农村金融借贷对农业发展具有长期正关系.最后针对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农村正规金融的相应措施.     

浅析农户的农业投资行为

20年的改革开放,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巨大发展,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中国2亿农户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农村经济的投资主体.随着投资主体由集体向农户的转变,农户投资的选择倾向、态势和决策均发生了诸多变革,深刻影响着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基于此,分析了农户对农业投资的动机,即农户作为理性的投资主体,在生存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的情况下,追逐利润的最大化是其投资的原动力.但由于农业的风险大,比较利益低下,致使农户的农业投资行为具有短期性和保守性等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劳动者素质、政策和土地规模等成为制约农户进行投资的主要因素,对此,提出了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加农民投入的资金来源;增加国家与集体对农业的投资,为农民投入创造良好环境;金融机构贷款适当向农业和农民倾斜以及组织农民进行活劳动积累等建议.     

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

从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出现的问题入手,分析当前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的现实性,从合理配置资源和加快建设农村经济的角度出发,提出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策略构想,希望能进—步完善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构建适合我国农业发展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真正解决我国“三农”发展的金融困境,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和谐发展.     

完善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职能的探讨

概述了目前农业政策性金融职能定位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农业政策性金融职能发挥的制约因素,认为农发行职能定位主要受到财政政策、农村金融市场环境和农发行主观能动性3个方面因素的制约。要完善农发行的职能,使其更好地为"三农"服务,需要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配合,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制订农发行可以接受农民土地抵押贷款的政策,加强信用环境建设和发挥农发行的主观能动性。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重构的思考

当前“三农”问题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需要一个健全的农村金融体制为之服务,而目前的农村金融体制存在很大缺陷。本文分析了现有农村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重新进行功能定位和调整,建立合理有效的农村金融体制。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初探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实现途径是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保持农业的稳定、持续发展。所有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主要以市场化为改革方向。金融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该文通过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与存在的问题,指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面临的障碍与农户融资的困难,并对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基于Fuzzy-AHP模型的金融支持农业绩效评价

农业的弱质性和比较利益较低,决定农业的发展更需要金融的支持。但近年来,部分金融机构在农村网点的收缩及农村资金外流等加剧了农业资金的供求矛盾,资金缺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通过设计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绩效评价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黑龙江省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绩效进行评价,为金融支持农业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依据。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利益分配问题的探讨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利益分配中 ,农户收益的偏低不仅不利于产业经营组织的稳定 ,而且严重挫伤农户投资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影响整个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中农户收益偏低的原因是由于政府的过逾行为、龙头企业区域“割据”和农户势单力薄 ,因此充分的市场竞争是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利益分配合理化的真正“推动力”,政府应恰当地引导、协调和干预 ,打破龙头企业的区域“割据”状态 ,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壮大农户实力     

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的目的、模式与原则

我国应从具体国情出发确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的目的、模式与原则,以规范政策性农业保险活动,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及维护农村经济社会稳定为立法目的,坚持中央立法先行的渐进式的独立法模式,遵守法制统一原则,尊重国情原则及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     

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农村金融立法的完善

乡村振兴战略是贯穿于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局的系统性工程,完善农村金融相关法律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完善政策性金融立法应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明确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深化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支农的资金整合,促进服务实体经济;完善商业金融立法应当以服务"三农"为根本,法定农村商业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对农村土地和资产上市作出法律回应,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合作金融立法应当以普惠金融为理念,盘活民间金融资源,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开展业务进行统一监管,重点防控金融风险。农村金融法律的完善应当注重整体统筹,促进立法取向的协调稳定,为金融支农、服务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发达国家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及其启示

二战后 ,发达国家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自给半自给农业向市场农业转变的过程中 ,农业产业结构在市场机制、经营主体、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宏观调控以及工农关系协调等因素的作用下迅速升级 ,这对我国现阶段优化和提升农业产业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培育和健全农业市场体制的同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是加速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     

农业政策性保险的定位及发展刍议

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的缺位使原来就不够健全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功能更加薄弱。农村政策性保险具有向农业提供政策性经济补偿与促进农村经济融入开放市场经济的两重职能。正是由于农业保险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策性保险制度在农村金融体系的定位与发展思路。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兼论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着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支撑。我国正处于由农业大国转型为农业强国的关键时期,农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等问题突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任重道远。作为农村金融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的内在要求,通过构建并测度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采用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约提高0.08%,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东西部差距约缩小0.15%;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数字普惠金融供给侧存在由信息不对称的缓解所带来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需求侧存在由农业规模化经营所带来的部分中介效应;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性。以数字普惠金融促农业农村金融供需适配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着力点,未来可进一步补齐农村数字通信基础设施短板,鼓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释放规模经济效应,加快区域协调发展,进而推动农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