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层民主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基层民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突破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奠定一定的基础,但还存在法律法规不够完备、发展不平衡、基层政权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等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一个解释框架的尝试

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本质上是公众对基层公共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政治认同,公信力资源流失也是基层政治认同流失的过程.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与公众利益实现关联度弱化、乡一村关系行政化对基层民主制度的架空以及农民价值认同的理性化和行动单位的原子化分别构成了后集体化时代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的利益、制度和价值认同根源.     

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制度逻辑——基于一项文献研究的考察与评析

对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制度逻辑探宄是社会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传统,已形成两种研究视角即结构一制度与制度变迁视角。结构——制度视角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对基层政权行为的限定。其特点是重视组织行为的社会规则,力图呈现基层政权行为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关系。制度变迁视角力图从动态的时空背景中来呈现基层政权的组织行为与乡村经济制度变迁的逻辑关系,突出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对重塑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意义。制度逻辑一方面彰显了制度因素对基层政权行为的重要性．其不足之处是忽视了基层政权的主体性与政府间盘根错节的权力与利益关系对塑造该组织行为的影响。     

政策变革与差序政府信任再生产——取消农业税的政治效应分析

基于2010~2012年展开的五次全国性农民访谈的材料,并参照相关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取消农业税对中央和基层而言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效应。该政策一方面强化了农民对中央政府的高信任,另一方面也通过间接机制,维持甚至恶化了农民对基层政权的低信任。取消农业税这一标志性的涉农政策表明,中央致力于改善农民处境和提升其福利的重大举措,只是促进了差序政府信任的再生产,却基本无助于基层政权治理效能的提升。其他涉农政策也存在相近的状况和逻辑。从未来国家有效治理的高度来看,中央应该通过制度创新,重塑基层政权的治理主体性,并让普通民众参与治理过程,拉近基层政权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从而提升基层政权的民众支持度,改进基层社会的治理绩效。     

从传统到现代: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生成与变迁

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有着不同的生成路径:传统社会时期,民众对基层政权的信任主要体现为对有地方基础和影响网络的地方精英的认同而非自上而下的正式官僚组织与成员,地方精英对地方利益共同体的建构是维系这种非正式权威关系的关键;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民主建政、农业生产合作化塑造的高度集体主义以及对领袖个人魅力的崇拜,共同构筑了基层公众对新政权强烈认同与信任的来源;公社全能主义治理结构下的政治信任,公众更多是一种敬畏的心理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政治认同;乡政村治时期的基层政权,信任基础面临土地经营体制变革、税费改革、农村市场化进程以及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日益原子化所带来的利益和价值认同资源流失的双重冲击.     

拓展民主的制度空间:构建一种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

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各类新兴政治空间的生成,基层民主政治越来越需要超越传统的"非国家政权"的社会空间领域,需要着眼于基层政权和社会的政治联系,建构一种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这种基层民主发展模式不仅包括程序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而且也包括以乡镇、区县和街道等基层政权组织为核心所形成的民主参与、政治沟通和社会治理机制.在基层政权的制度平台上来加以开发和累积民主经验,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它不仅有助于提升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内涵,而且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更高程度的政治发展来说都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中国农民贫困的政治因素分析

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架构决定了中国农村的政治生态现象：一是农民与市民相比政治权利缺失，没有权利和机会为自己争取利益；二是农民政治素质低下、政治参与意识淡薄，形成了“等、靠、要”的政治态度，没有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意识;三是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去代表农民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使得农民在政治上“失语”，政治上的“失语”则又导致经济利益的受损。因此，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不仅要从经济的角度入手·也要从政治的角度考量。     

农村基层政权及“三农”问题研究述评

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问题研究的三次高潮及特点，指出了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的不足，提出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是“三农”问题的本质，论证了进一步扩大农民自治范围、改变目前“乡政村治”基层政权模式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的观点。     

近代华北农村基层政权的变迁

晚清实施“新政”，标志着华北农村传统的基层政权开始发生变化；入民国后，华北农村基层政权的革新在更广的范围内展开，基层政权从县级政权向下延伸至区级政权，其组织和功能得到扩展和改善。但在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基层政权机构近代化的努力从功效上来说是进展不大的     

西北民族地区村治特殊问题的政治学分析——基于甘青宁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研究

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依政治学理论分析,在西北少数民族乡村,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村治除存在普遍性问题外,从政治关系、政治权力、政治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体系角度看也存在独有的特殊性问题。为此,应通过基层政权组织能力建设、持续推动农村社区发展、加快社会资本转型等方面入手,进行政策设计与实践,将有利于民族乡村的协调发展。     

乡镇分利秩序的乡土逻辑:基于西部Y县的调查

基层政府的共谋行为已逐步演化为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乡镇政府通过参与分利秩序的构建来应对上级政府的压力型体制,由此导致基层政权的乡土实践偏离国家制度文本的惠农初衷。西部Y县的乡土经验表明：分利秩序根植于基层政权内卷化、乡村人口空心化和农民利益边缘化等交织的复杂生态,是促成分利联盟透过制度异化实现利益均衡的隐性规则。分利秩序不仅割断国家供给与农民诉求,还弱化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要打破这种非理性的资源配置规则,一方面必须对乡镇放权赋能,平衡其权力责任关系;另一方面还要将农民组织化,让农民成为乡镇治理的重要力量,以实现西部乡镇的合作治理。     

建立我国农民利益表达组织的路径选择及其当代价值

改革的深化、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农民的政治主体意识，对政治的渴求与向往催生的政治参与意识也与日俱增．然而，处于原子化状态的农民由于其分散性所致．并未改变政治上的弱势地位，这与农民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形成极大的反差。不论是从农民自身的权益出发，还是从其他利益团体的组织情况或参照西方国家的农协着眼，建立农民利益表达组织既是农民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因而，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扭转其在政治上的劣势已为时势所需。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成长机理与发展对策研究——基于河南省安阳市的调查

实地调查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具有组织不规范、发展封闭性与市场脆弱性等缺陷。要克服其发展缺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必须基于自身的资源优势,对内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对外则嵌入农业产业价值链中,逐步形成能够产生价值、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要健康成长和发展,必须“内外兼修”。对内要强化农户之间的合作关系,对外要协调好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的关系,更要处理好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农民承担费用征收方式改革的思考

乡村两级的各项统筹提留是乡镇基层政权正常运转和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合理的农民负担也是农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使得农民对乡村集体经济上的依赖性逐渐丧失，组织上的聚化功能日渐减弱。特别是在当...     

转型期乡村基层政权经济行为绩效评价

制度变迁能调整人们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可用来增进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使绩效迎合偏好。国内已有的研究中，对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已屡见不鲜。但到目前为止，却很少有人将乡村变迁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纳入经济学分析视野。本文着眼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制度环境，力图对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经济行为进行分析，进而给出绩效评价     

云南内地土地改革中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论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既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也重构了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重塑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为此后推进有计划的乡村建设打下了基础。从处于国家权力边缘的多民族地区的云南内地土地改革的实践看,土改初期由于基层政权多为旧体制的维护者控制着,造成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产生隔阂。在土地改革的实践中,通过具有桥梁作用的土改工作队深入一线广泛开展社会动员,国家权力越过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实现直接互动,新的组织符号体系在乡村成功构建,确保了新政权的规则、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在乡村社会得以确立,最后重塑了乡村基层政权,完成了国家权力下行到乡村的任务。     

税费改革后我国基层干群关系的现状研究——基于河南11个行政村的实证分析

税费改革促进了我国基层政权职能的转变,县乡村三级利益共同体逐渐解体,村民自治也不断创新,从而使20世纪90年代紧张恶化的基层干群关系得到缓和。但与此同时,我国农村仍然存在着农民对基层干部缺乏信任并在行为上冷漠疏离的现象,其原因在于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普遍存在的消极行为。基于这种状况,应以基层治理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基层民主的切实推进为关键点,从根本上促进基层干群关系的和谐与基层政治的稳定。     

农村问题研究：后税费时期“农村经营政治”的表现与影响

国家一社会关系视域下的农村基层政治形态在后税费时期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基层政权-村干部-村民的权力关系角逐中，干部统制的权威和认受性基础与取消农业税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基于新一轮的农村发展政策偏差运行之上，使得“农村经营政治”逐渐凸现，并产生了双重社会后果，其一是农村社区新型贫困，其二是干部权威和认受性受到削弱，对农村社会稳定有很大的侵蚀作用。     

西柏坡时期的基层民主建设及其当代价值

正西柏坡时期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为之后不久建立的新中国基层政权传承了民主基因,奠定了制度基础,为新时期如何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扩大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一、西柏坡时期的基层民主建设实践西柏坡时期的基层民主选举遵循了"普遍、平等、直接"的基本原则,为实现广大农民群众的民主参政权利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依据。1948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华北区村、县(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条例》规     

明末清初新城王氏婚姻简论

新城王氏作为明清山东著名的世家大族 ,为强化宗族组织 ,维系门第不坠 ,新城王氏自 16世纪以来采取了包括联姻在内的一系列措施 ,与明清山东许多科举望族建立了联姻关系 ,并与其中甚为有力者世代通婚。新城王氏及其姻亲对地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 ,反映了明清绅衿阶层与地方基层政权之间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