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权视角下的农民贫困

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在于发展权的“贫困”。发展权剥夺的影响比收入低下的影响更重要,发展权“贫困”限制了中国农民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发展权对贫困主体具有内在的价值功能。中国农村扶贫重点应逐步从物资扶贫和能力扶贫转向权利扶贫。     

阿马蒂亚·森以“权利”和“可行能力”看待贫困思想论析

阿马蒂亚·森明确指出他分析贫困、饥饿、饥荒所采用的方法是权利方法。权利方法强调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征。但他同时指出,权利方法还是有一定缺陷的。所以,他又提出以可行能力剥夺来看待贫困。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根据可行能力视角,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可行能力视角对贫困的分析,加强了我们对贫困和剥夺的性质和原因的理解,使我们能够在更接近社会正义所要求的信息的层面上来看待贫困和剥夺问题。权利方法和可行能力视角,对我们认识和解决贫困问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我国农村人文贫困问题浅析

农村贫困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及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国内学者在研究农民贫困问题时,更多关注的是农民的收入贫困,并为此进行大量研究,然而却忽视了农村人文贫困甚于收入贫困这一事实。事实上,农民收入贫困只是结果不是原因,正是农村人文贫困加剧了农民收入贫困。     

农民贫困的制度分析

文章认为造成农民贫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合理的制度是重要原因之一,农民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因此研究农民的贫困现象,必须要研究不合理制度对农民利益的剥夺。文章分析了针对农民的不合理制度的表现形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进行制度创新,赋予农民与市民平等的权利。     

论城市贫困群体的自生能力与政策创新

国内外对贫困的认识正从外显的物质与收入的匮乏转变为内在的能力的剥夺,而我国城市反贫困政策还未适应这种转变,仍以政府主导救济式反贫困为主,忽视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和脱贫意识的激励。因此应注重城市贫困群体自生能力的构建,增强其基本生存能力,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视贫困群体为反贫困的第一主体,从环境、机会与意识三个方面提升其自生能力,并在反贫困政策的目标定位、内容转向和具体实施方面加以创新。     

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反贫困对策构建

一般的贫困概念核心往往是收入低下,阿马蒂亚·森认为尽管低收入与贫困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对贫困的考察不能仅仅停留在收入问题上,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低下,而是可行能力的贫困。按照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加大我国贫困人口能力方面的投资,促进贫困人口能力的提高,是消灭贫困的根本途径。     

赋权扶贫：农民贫困问题解决的新出路

目前农民贫困问题依然存在是由于我国农村基本建设能力、社会政策、社会发展战略等客观条件造成,这些客观条件最终是对农民权力的压制或剥夺.因而必须赋权于农民,让农民有更多的自我发展与自我管理的权力.我国目前在部分地区试点开展的以赋权为核心的扶贫模式是解决农民贫困问题的新出路之一,这种新模式是体制调整、制度改革、社会环境改善和农民自身增权的复合体.在探索这一模式时要注意形成制度化与做到真正的分权化.     

少数民族贫困测量:理论和实践

少数民族减贫是关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国际贫困测量的视角,将少数民族贫困测量理论和现实实践相对接,通过分析发现,少数民族贫困测量方法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集中表现为贫困识别结果不稳定,实践中常用贫困测量方法存在较大改进空间。分析表明,各测量方法中识别出贫困户数由多至少依次是:多维贫困,主观贫困,参与式贫困,收入贫困。分析认为多维贫困方法测量少数民族贫困表现更好,在识别精度上,多维贫困的识别结果更符合农户本身认知、地方和政府干部认知和外来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的认知,因此在扶贫开发中应当从简单的收入贫困观测转变为多维贫困观测。     

多维视角下贫困的识别、追踪及分解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分析框架和多重剥夺的福利损失,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和2014年的数据,考察农村地区贫困的识别、追踪和分解。研究表明：从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条件、食物支出与收入水平六个维度综合来看,考察期内农村地区的多维贫困有所改善;相比一维视角的收入贫困,多维视角下可以借助更多信息对贫困户进行有效地识别和追踪;对多维贫困指数的分解发现,一些特定维度（如教育、生活状况和卫生状况等）的变化对于多维贫困指数变化的影响较大。得出政策启示：对贫困的识别应当借助多维视角的福利剥夺,以便尽可能“识真贫”和“扶真贫”;对于贫困的改善应当致力于贫困户福利水平和脱贫能力的改善;扶贫过程中,应注重一些特定维度对贫困户脱贫能力的影响,将这些维度作为扶贫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农民创业对农村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影响研究

基于农村微观家庭数据,用基尼系数分解法和收入模拟法研究了农民创业对农村收入不平等及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创业活动对缓解农村的贫困化程度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即有利于农村贫困家庭收入的提高;但另一方面,农民创业会加剧农村收入不平等。     

中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对贫困问题将成为今后反贫困的重点。在回顾和梳理相对贫困内涵和贫困视角转换的基础上,利用2018年CFPS数据分析中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相对贫困家庭面临较为严重的多维剥夺,其中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主要被剥夺维度是教育、健康和劳动能力,城市则是教育、健康和住房,同时,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程度显著高于城市;(2)相对贫困家庭不仅受户主、家庭特征等个体因素的影响,还与村庄(社区)特征、户籍制度等结构因素相关;(3)多维剥夺与非多维剥夺以及城乡相对贫困家庭之间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基于此,中国相对贫困治理需要根据贫困剥夺维度和影响因素精准施策,尤其要重点关注遭受多维剥夺的相对贫困家庭。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文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及测量,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9个省的数据用AF测量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贫困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22.8%,农村的贡献率77.2%。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序。     

三峡库区传统环境权利剥夺研究初探

传统环境权利剥夺是近年来环境制度、社会公平、贫困等问题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本文以三峡库区为研究靶区,在讨论库区基本社会状态的背景下,对传统环境权利剥夺的内涵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分析了在三峡库区实施包容性增长政策解决环境剥夺的可能性。对三峡库区传统环境权利剥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长江中下游对库区的剥夺;二是来自原居民和库区地方自我发展对库区核心区的剥夺;三是发展限制政策对三峡库区经济发展机会的剥夺。解决三峡库区的环境剥夺问题,除了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之外,包容性增长十分必要。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收益应该投资于以贫困人群为目标的教育和当地经济社会改善上,以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推动制度发展。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文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及测量,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9个省的数据用AF测量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贫困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22.8％,农村的贡献率77.2％.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序.     

劳动力转移促进还是抑制了贫困户脱贫?——基于凉山彝族聚居区237户农民的调查

基于彝区237户贫困农民的调查数据,以收入和"两不愁、三保障"为考察指标,通过案例和实证分析劳动力转移对贫困户脱贫的影响。研究发现,"内轻外重"的收入增长态势、指标化的绩效约束和农村公共服务的缺失,造成了劳务推动脱贫的双重悖论:一方面,转移就业能增加农户家庭收入和非农收入,促使其能在短期内实现脱贫,但却很难通过非农就业促进农业经营,进而推动贫困户实现长效脱贫;另一方面,转移造成贫困户建房滞缓、适龄学生辍学现象加剧、老人健康风险增加等问题,但其对改善农民的形象贫困、教育质量和人居环境有积极效应。最后提出深化劳动力供给侧改革、实施差别化的扶贫政策、完善脱贫考评机制、建立农村公共服务机构及多元筹资机制等建议。     

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福利效应

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五次调查的农户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展趋势、动因,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土地租赁市场对家庭收入、消费及贫困的效应,在考虑贫困持续时间的非参数Kaplan-Meier模型及COX生存模型中对土地租赁的减贫效应进行再考察。结果显示:2010—2018年农村家庭参与土地租赁的比例每个时期均维持在25%左右;农业生产能力较强的农户更倾向于租入土地,农业生产能力强的农户更不愿意租出土地,但农业生产能力变量并没有表现出统计显著性,土地租赁市场并不能提高效率,土地租赁市场将资源从土地相对丰富的家庭转移到土地相对贫困的家庭,说明农村土地出租市场促进了平等;租入土地的收入增加效应主要集中在收入分布的中下端,租出土地增加了消费中位数家庭的消费,但租出土地使得富裕家庭的消费下降,租入土地只对东部地区的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尽管土地租赁市场的收入、消费效应具有分布、地区的异质性特点,但土地租赁对全部样本的收入、消费、贫困均无显著影响;基于生存模型结论也显示土地租赁市场对减贫没有显著作用。     

云南拉祜族贫困乡的非经济因素分析

伴随着贫困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贫困成因的分析日渐成熟和完善.人们逐步认识到,虽然贫困的表现基本相同,但造成贫困的原因却不同.资源短缺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但不是惟一原因.区位特点、人口数量、经济结构、个人能力、文化乃至制度和政策等经济、非经济因素分析已经进入贫困研究的视野.     

教育对消除贫困的作用

消除贫困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教育作为消除贫困的一项重要间接措施,尽管从执行到收效时间较长,但其消除贫困带来的收益更为有效和持久.教育在消除贫困过程中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教育作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通过实现其他人类发展指标而消除贫困；另一方面表现为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一种主要方式,通过提高受教育者劳动能力而消除收入贫困.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在消除贫困中的作用,一是要坚持将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有机结合,建立教育津贴制度,培养数量众多的合格教师；二是要审慎下放教育发展权力,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     

贫困治理机制转型北大核心CSSCI

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将在2020年底实现现有标准下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与此同时,中国也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在此背景下,贫困逐渐呈现出新的特征,绝对贫困问题将被相对贫困问题替代,发达地区的贫困问题会日益突出,贫困呈现出群体性特征,且贫困不仅是收入问题,更表现为社会排斥和阶层固化。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在于防止脆弱人群陷入贫困、缩小社会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为此,中国的贫困治理机制要实现两个转变,即从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治理、从超常规转变为常规的贫困治理,而转变的核心是从聚焦贫困地区逐步转变为聚焦贫困人群。     

农业保险缓解相对贫困了吗?——基于"城乡收入差距悖论"视角

基于2012—2019年中国31个省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对农业保险缓解相对贫困的效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农业保险较高的保费水平与较低的保障水平的共同作用下,发展农业保险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从而产生"城乡收入差距悖论".其中,农业保险灾前增加保费会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缓解相对贫困;灾后提高赔付会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有利于缓解相对贫困,且农业保险灾后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门槛特征.当赔付水平较低时,农业保险灾后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随着赔付水平提高,此优势逐渐消损,直至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农业保险赔付的增加,农民消费呈扩大趋势,且其消费主要表现为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这是产生"城乡收入差距悖论"的原因之一.未来应采取培养精算人才科学定价保费、提升农业保险赔付水平、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等措施,使农业保险灾前和灾后均为缓解相对贫困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