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SPS协定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适用--以"欧盟和美国牛肉案"为例

作为世贸组织协议的组成部分,《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定》(SPS)在国际货物贸易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调整作用。而世贸组织对"欧盟和美国牛肉案"的裁决,提供了SPS协定适用于争端解决程序中的范例;同时也以创造性的解释实质上发展了SPS协定。     

论《中国入世议定书》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关系——基于中国稀土案上诉机构报告

《中国入世议定书》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所附多边贸易协定关系是中国稀土案上诉审所涉及的两个主要争议问题之一。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依据文本解决这一问题。中国认为应依据后法优先前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是一个条约群,是一揽子协定,包括了《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所附多边贸易协定和《中国入世议定书》等,说它们是同一个条约是不恰当的。     

TRIMs协定与我国的应对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协定)内容完整,具有独立性,但在WTO的争端解决过程中,TRIMs协定既可独立适用,也可与其他规定同时适用,因此不应仅根据TRIMs协定的具体规定来审查和判断我国现有的或将来的投资措施.该协定禁止采取影响企业(不限于外国投资企业)投资决策的对贸易产生扭曲效应的措施,我国立法和政策的调整就不应局限在外资立法和政策上,还应涉及产业政策;在经济管理权限的合理分配问题上,我国现行的贸易和投资管理制度相互混淆的状况要进一步厘清;积极参加有关TRIMs的讨论以及游戏规则的制定,充分利用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所享受的优惠待遇.最根本的措施应该是使政府行为科学化和合理化,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培育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WTO《SCM协定》中的“同类产品”——以“欧美大型民用飞机贸易措施争端”为例

“同类产品”的界定关系到判断一国补贴措施是否符合WTO《SCM协定》。而《SCM协定》中“同类产品”定义非常抽象和模糊,加上WTO实践对“同类产品”的认定没有统一标准,这不利于WTO成员准确地履行《SCM协定》下的义务。通过分析欧美大型民用飞机贸易争端中WTO争端解决机构对“同类产品”的理解,结合《SCM协定》“同类产品”条款的法理解释,认为:《SCM》协定下“同类产品”的界定首先应满足《SCM协定》注46的规定。其次,在“相关市场中产品之间的竞争关系”是认定《SCM协定》中“同类产品”诸多因素中尤其值得重视、提倡和采用的判断标准。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东道国反请求规则研究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在非政治化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一些东道国逐渐开始对投资者提起反请求,以求缓解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偏向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现状。然而,迄今绝大多数东道国提起的反请求都被仲裁庭基于国际投资协定中范围条款约定含糊、仲裁请求与反请求之间缺乏关联性等原因确认无管辖权或被驳回,与快速发展并逐步健全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相比,东道国反请求规则的发展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在现有的国际投资条约体系中普遍缺乏关于反请求的直接约定以及关于投资者义务的情况下,在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背景下,中国有必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协定条款,在中国谈判和签订的自贸协定及投资协定中设置明确的反请求规则,将投资者所应承担的义务确定化,明确对东道国的归责方式,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投资者可能提起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案件,制衡投资者的权利。     

WTO争端裁决对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影响分析

WTO成立以来的争端实践澄清了农业相关规则,确立了《农业协定》、《补贴协定》、GATT同时适用于农业政策的原则.农产品出口融资支持,乃至影响出口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均受到严格规范.过往引发WTO争端的问题,如市场价格支持的计算、“绿箱”支持的判定标准等,是当前我国农业支持措施受到外方关注,可能引发争议的焦点.在此形势下,我国应研究WTO农业争端裁决之于农业支持政策调整的影响,谨慎制定对内和对外农业政策,积极推进农业支持的法制化.     

从《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看美国区域贸易协定环境议题的发展

美国正在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构建新一代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范本。其高标准反映在若干方面,环境议题的变化尤为明显。通过文章的梳理和分析,同NAFTA和其他所有美国同他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相比,TPP谈判草案环境章节涵盖的环境议题更多、加载给成员国的环境义务更重、规定的争端解决方式更具体、文本可操作性更强。这些变化说明环境议题在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彰显出贸易与环境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在新贸易规则构建过程中的分量。中国的环境法律相对薄弱,是否以及何时加入TPP谈判应再三权衡。     

从美国BIT范本看国际投资与环境保护之协调

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仲裁实践中环境争议的日渐增多,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的环境规则不断调整。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在《2004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立法模式的基础上对环境条款进行了较大的调整,细化了环境权利和义务,增加了公众参与环境条款,肯定了环境条约的作用,完善了环境争端程序条款等,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还是远远低于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要真正协调国际投资自由化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需要确立可持续发展宗旨,全面引入环境评价机制,突出环境问题专家在争端解决中的作用,明确投资者的环境保护义务等。     

WTO《政府采购协定》的中小企业例外问题

WTO《政府采购协定》没有明文规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措施与协定义务的相符性问题。因此，少数协定缔约方在其出价中列入扶持中小企业例外，以排除协定对相关政府采购措施的适用。在研究谈判历史、缔约方出价与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则以及综合评估利弊的基础上可以确定，由于该项例外并非实现扶持中小企业政策的必要条件，并且须在加入谈判中付出相应代价，我国不必在加入协定的谈判中坚持该项例外，并应修改国内法规。     

论WTO法与国际人权法之间冲突的解决

大多数情况下,善意地解释和实施WTO规定,并考虑相关的国际人权法以及例外规定的援引,将足以协调WTO法和国际人权法律制度。在国际人权法和WTO协定之间冲突难以避免的罕见情况下,专家组应裁定国际人权法对WTO法没有直接的效力,因为专家组不能作出任何可能增加或减损“适用协定”的裁决,而应该由国家来解决WTO贸易法律制度与国际人权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一国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措施,尽管不能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得到制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国将免除在其他法律制度下的责任。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获取的利益有可能在另一个法庭中被关于国家责任的规则平衡。     

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和谐社会之构建

纠纷的合理解决是和谐社会的表现之一，引发社会纠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解决这些纠纷的途径和方式也应是多方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在以司法诉讼程序为中心的同时，发挥各种非诉讼程序灵活解决纠纷、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的作用，使各种纠纷解决方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我国已拥有以法院调解、仲裁等为主的多种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并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这些非诉讼程序本身也存在着不足和滞后，因此，对我国现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利弊作出客观评价，在尊重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的具体模式，才能真正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和谐社会秩序构建的促进功能。     

工程项目纠纷解决方法进化博弈研究

应用不同方式解决工程纠纷,在纠纷各方的利益、约束以及合作关系的保护等方面各有利弊。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纠纷方正是基于不同侧重点,博弈学习并通过试错寻找较好的策略。因此,工程建设纠纷的解决过程,实际上是纠纷方进化博弈的过程。为此,在对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ADR)与法院诉讼进行收益成本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纠纷解决方法进化博弈模型,并对模型不同情形下的策略进行了分析,对工程项目纠纷解决方法选择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变革时代的纠纷解决及其研究进路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纠纷数量激增、解纷机制面临危机和挑战的时代。对纠纷及解纷机制的研究可从五个方面展开:第一,实证的研究。通过个案解剖和数据分析尽力展示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存在形式及作用范围。第二,系统的研究。将纠纷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及社会环境中进行分析,注重从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自身运作机理和相互关系角度展开研究。第三,过程的研究。关注纠纷的解决过程而非纠纷的解决结果,尝试重新解构纠纷解决机制的机理。第四,综合的研究。综合运用多学科的背景知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以更好地理解和阐释纠纷及其解决。第五,对策的研究。我国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应当着眼于中国现实国情,立足于对我国既存纠纷解决体系的全面认知和理性反思基础之上。     

“北川模式”与几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比较研究

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凸显,不断探索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新机制,成为当前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中的热点之一。“北川模式”、“南通模式”、“厦门模式”、“陵县经验”、“枫桥经验”是几种有代表性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对它们各自基本内涵的异同进行比较后发现,“北川模式”更符合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更值得借鉴与推广。     

基于减排目标的贸易限制措施与WTO义务的一致性——基于多边贸易法的制度考察

低碳货物的国际贸易属于以GATT为中心的多边货物贸易体制的管理对象。有关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部门协定本质上归属多边环境协定的范畴。在有关GHG减排的此类协定中可以设计若干条款,涵盖国境调节税与国内碳税以抵消非协定成员国生产的进口产品在进口国的竞争优势,也可能在此类协定中允许进口国通过技术规章的形式要求进口货物加贴碳标签,引导消费者选择低碳产品。所有这些进口限制措施在具体运用中可能与WTO义务发生冲突。作为WTO发展中成员国,中国必须作出正确的政策选择并构建起与WTO义务保持一致的制度体系。     

中国农产品SPS保护水平评估的实证研究

随着农产品进口增多,外来疫病、虫害和危险物进入的概率加大,导致的经济损失大幅提升,考验着中国卫生与植物检疫（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SPS）“防火墙”的安全性。采用科学方法评估中国农产品SPS措施的保护水平,探寻并强化中国SPS保护的薄弱环节,为构建科学有效的防御系统,保护消费者食品安全和国家生态安全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以中国进口量最大的农产品大豆为例,采用层次分析和灰色模糊评价方法,选取转基因大豆谨慎程度、大豆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土壤重金属最大残留限量以及SPS规制数量4个方面87个评价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和降维处理,最终组成23个评价指标,以国际法典委员会标准和国际平均水平为参照体系,评估中国大豆的安全保护水平。研究认为:中国大豆SPS措施处于中等保护水平,与国际水平持平;转基因大豆谨慎程度、农药和重金属残留均处于中等保护,而SPS规制数量则处于较低保护水平,应重点强化;中国SPS保护水平受国情历史、经济水平、科技实力及管理机构的效率等因素影响。     

WTO《农业协议》下的粮食安全——基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博弈的思考

国家粮食安全的本质要素决定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博弈,但两者实力的悬殊导致WTO《农业协议》对粮食安全作出了不平衡的规定,这严重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空间。多哈农业谈判也不能根本改变这一现状。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保障粮食安全不能仅依赖于贸易,而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从公平贸易出发,争取农业发展的有利外部环境;二是从开放与保护相结合出发,加强国内政策对粮食生产的支持。     

透视与解读:调解的困境与重构

调解 ,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 ,在过去承载了过多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功能的重负 ,以致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凸现出自身结构性、技术性的弊端。在调解制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 ,从传统的文化解释和功能分析方式转变为对微观调解过程的关注并以此重构法院调解制度 ,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FAO援助机制的嬗变及中国应对

《巴黎协定》明确了"自下而上"型的温室气体贡献目标,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更需包括FAO在内的多元主体予以共同治理。事实上,FAO已将援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粮食安全的传统工作范围延伸至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但客观而言,其仍存在国际合作模式僵化、机构设置与整体目标不匹配、行动能力不强、工作透明度不高等一系列问题。对此,FAO宜在自身改革和治理中更突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地位,加强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的互动与衔接,创建发展中国家关于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的数据库。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亦应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机制的完善,并创新农业发展战略和碳融资方案。     

美国证券交易仲裁制度及其立法借鉴

美国证券交易仲裁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证券交易仲裁持消极态度。直到80年代,证券交易仲裁才最终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证券交易纠纷仲裁主要涉及纠纷的可仲裁性、公平性、司法审查等问题。作为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美国证券交易仲裁制度对我国证券仲裁制度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