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中国对日外交战略选择

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应当是既符合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又有利于实现自身的长远利益。中国的对日战略也应该是对中日两国相关的国际形势及日本对华政策深刻研究的结果。对中国而言,对日政策的理性目标是真正的友好合作,实现共同利益,最低的底线是防止政治斗争激化导致全面对抗。中日关系将在合作与摩擦中曲折地向前发展。中国在对日关系中必须有“新思维”     

冷战前期中国对日政策中的台湾问题

冷战前期,为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新中国对日奉行了三手政策：一是反对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打）;二是鼓励日本扩大对华贸易（拉）;三是与日本人民联手,迫使日本政府废除日台“和约”（压）。     

蒋介石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塑造与对日外交（1931～1936）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就开始积极推行有利其统治的社会价值观念。这一努力在多个方面同时展开，不仅体硬雇意识形态的构建，而且表现在同时开展的法西斯主义宣传，其目的一方面是要达到国民党政权建立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是要在观念上肯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但是建设社会价值观念的出发点和路径．不仅没有弥合反而加剧了与当时的对日外交政策冲突．而这也成为其构建社会价值观念失败的一个很重要方面的原因。     

蒋介石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塑造与对日外交(1931～1936)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就开始积极推行有利其统治的社会价值观念.这一努力在多个方面同时展开,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的构建,而且表现在同时开展的法西斯主义宣传,其目的一方面是要达到国民党政权建立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是要在观念上肯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但是建设社会价值观念的出发点和路径,不仅没有弥合反而加剧了与当时的对日外交政策冲突,而这也成为其构建社会价值观念失败的一个很重要方面的原因.     

论明统治者的对日政策及其影响

明朝时期中日两国的关系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统治者——明王朝的皇帝,对于日本情况的认识及态度,很大程度上左右他们对日本的政策,从而对中日关系的进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分析明代统治者对日本的认识,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对日政策变化的原因,进而把握不同时期明朝统治者的对日政策对两国间关系产生的影响。     

日本新安全战略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战后日本的安全战略 ,先是依靠美国力量 ,实行内向型“专守防卫”,冷战结束后 ,转而采取外向型“介入地区战略”。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关联法的制定就标志这一战略的转变。虽然不能由此断定日本必走侵略战争的老路 ,但这必将深刻影响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特别是日本对“周边事态”范围采取的模糊政策 ,实际上把台湾划入准备介入的范围 ,从而可能导致中日安全领域的激烈冲突。当务之急是中日之间要实现真正和解并建立信任关系 ,这首先需要日本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诚意 ,也需要双方对中日关系的战略意义作出新的评估     

论1928～1936年张学良对日外交观

1928—1936年间,张学良与日本的关系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曾影响东北及全国政局。张学良对日外交观内涵颇丰一,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认识深刻,认为日本对中国东北早有侵略野心;推行“大陆政策”,意欲“统治全中国”;对中国采取武力与经济并举的侵略手段;中日问题绝没有和平解决的希望。二,张学良对日本侵略东北采取一系列对策反对日本政府干涉中国内政;通过秘密外交策反推翻日本军阀内阁;对日外交完全听命南京政府,与日本的东北铁路交涉则寸步不让;倡导国共合作共同救国;提出唯有抗日才能求得中国统一。三,张学良对日外交思想的失误之处即九一八事变时对日本政府抱有和平幻想,希求事态不扩大;依靠国联外交,制裁日本;寄希望蒋介石领导抗日。但张对日外交观自始至终以抗日为主线,不愧为是民族英雄。     

日本外交的文化渊源

亨廷顿发表的《文明冲突论》和“9·11”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人们对外交行为的文化探索。文化通过影响一国的外交行为进而影响国际关系。日本种种“不可思议”的外交行为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特殊文化”基因呢？日本的岛国环境使之具有了一种“岛国根性”，危机意识异常浓烈，因此“集团主义”成为日本文化的典型特征，外交上便表现为结盟外交和“不负责任”外交。独特的“耻感文化”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但是日本人的“町人根性”和特有的“中间人制度”完美地平衡了“耻感”，这一点从日本顺从地接受美国占领便可见一斑。日本“特殊文化”打造的外变气盾必须有所改变．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有所作为。     

日英同盟对日本近代外交嬗变的作用——基于同盟条约内容的分析

近代日本经历了由民族自立、殖民扩张到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直至灭亡的过程,在外交上则表现为由修约外交向扩张外交的嬗变,这是日本近代外交的一个显著特征。日英同盟作为日本近代外交的基轴长达二十余年,并且处在日本近代由修约外交向扩张外交嬗变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三次日英同盟条约内容的分析,结合现实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揭示日英同盟在日本近代外交嬗变中所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由此把握日本近代外交的一些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日美同盟及日本外交的走势。     

三十年代日本侵华与中日苏三国关系变化

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日苏三国关系随即也发生了变化。日本一方面对苏联采取谨慎政策,避免苏联"干涉"侵华,另一方面却打出反苏反共的旗号,以换取西方国家的绥靖主义政策,进一步发展为对苏采取以攻为守的强硬政策。苏联则一方面对日本侵华战争采取"不干涉",避免引火烧身,另一方面却控制及占领中国边疆地区扩大自己的防线,加强本国边防实力,进一步发展公开援华以牵制日本力量。可以看出30年代日苏关系矛盾焦点在中国,日本要独占中国防止苏联插手,而苏联要控制中国防止成为日本进攻的基地。当然中国也要利用日苏矛盾维护本国独立及领土完整。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来的对日政策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来,对日政策上经历了执政前和执政后两大时期。在执政前,中共对日政策的主要特征,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坚决反对、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政策主要体现在政党政策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成为执政党,对日政策既体现在政党外交方面,又体现在政府外交方面。中共和政府通过以民间促政府,实现了中日邦交。实行改革开放后,又积极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经济支持,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促进了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冷战结束后,面对纷纭变换的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又适应时代变化,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中日关系的定位和发展,使中日关系不断深化,形成了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     

近代以降日本“天皇制否定论”论析

天皇制意识形态,既是日本官方的核心价值观,也一直受到日本人的高度认可。但近代以降,日本社会各界也一直存在对天皇制进行质疑与批判的各种“天皇制否定论”。其主要观点有：自由民权运动中激进派的天皇制否定论;日本共产党的天皇制否定论;以井上清为代表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天皇制否定论”;间接的“天皇制否定论”。“天皇制否定论”作为日本社会主流价值之外的“异端邪说”,充满理性与勇气,极其可贵。     

近代留日小说中的东京镜像——以向恺然《留东外史》为代表

向恺然的<留东外史>是近代中国留日小说中的翘楚.然而,学界对<留东外史>很有限的研究也仅局限于小说的道德诉求及黑幕揭露方面,并且,向氏的其他几部留日小说如<留东新史>、<留东外史补>及<留东艳史>等一直处于无人知晓或问津的状态.作为近代留日小说的代表,向氏留东系列描述了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留日热潮,反映了异质文化带给国人的巨大冲击,对留学生、流亡客、政府官员等各式在日华人的描绘刻画更是鲜活生动至极,其视野之广阔,笔力之雄健,揭露之犀利,前所未有.     

日本横滨开港与华侨社会

随着西力东渐的殖民贸易浪潮日益强劲，１９世纪中叶以来日本横滨被迫开港，成为欧美国家与亚洲进行贸易的重要基地。欧美国家开通的东亚航线把横滨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紧密联系起来，中国人由此开始移住横滨并逐渐形成了华侨社会。日本横滨的华侨社会为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和中日友好往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梁启超的报刊理论与小说理论之关系

本文将梁启超的报刊理论与小说理论进行了比较,发现无论在表述上,还是在报刊与小说的功能、功用、传播方法的论述上,梁启超的报刊理论与小说理论均有着极度相似之处,而原因在于,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梁启超,视任何媒介均为政治改革的工具。从此视野出发,他所能看到的和乐意看到的就是报刊及小说的宣传功能。在理论阐述上,二者之间以政治为纽带,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关系。     

抗日战争与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

抗日战争的结局之一就是国内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变。国共两党的力量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到抗战结束时,形成了几乎“均衡”的政治格局。中间势力形成了代表自己政治意识和利益的政党,对平衡政治格局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的各阶层、阶级进行了重新的分化、组合并根据政党先进性这一深层次的标准选择了不同的阵营。这次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为未来中国社会的根本走向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中日汉字文化的互动历程

东亚文化圈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存在共同的文化传播工具——汉字,因而又称为“汉字文化圈”,中国是汉字文化圈的“直属圈”,日本是汉字文化圈的“自治圈”。在古代,源自中国的汉字广为影响日本,日本也逐步实现文字的“和风化”。近代日本在译介西洋语汇时,大量创制汉字词,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择取中国古典词翻译西洋术语;(二)利用汉语词素和汉语造词法,创制汉字新词,以翻译为洋术语。这些日制新词在清末民初大量输往中国。故中日汉字文化呈现历时性的互动过程。     

论日本对中国菊文化的接受

菊花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从菊花种植、菊花酒酿造等技术层面到与菊花相关的习俗、信仰和人格象征等精神层次,共同构成了中国的“菊文化丛”。中国菊文化传入日本,受到日本文化的视域影响,形成了不同的特点,也显示出日本文化的心理差异。     

唐代军镇关津的涉外事务管理职能

唐代边疆军区“道”之下设置之军、镇、守捉、城等军事与边防单位,以及边防要害及交通要冲之处设置的关、津,均这外交使节或各类蕃客所首先接触或必经之处,故都在不同程度上担负着涉外事务之管理职责,构成为唐代庞大周密的外交管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而保证了唐代外交活动的正常开展和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