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勰的“情采”观及其审美理想

刘勰处在“情采”审美意识已经形成的文艺自觉的时代,他在继承和糅合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基础上,从自己的天道自然观出发,提出了既重情又重采的“情采”观。刘勰的“情”和“采”是一种辩证互动、互为表里的关系,各自有着深刻的审美内涵。刘勰情采并重的“情采”观铸就了他的情采并茂式的审美理想。这一审美理想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感知共情：共情的第四维度探析

传统的共情研究将共情分为情感共情、认知共情和行动共情三个维度,并没有重点关注共情的获得方式。结合现象学和认知科学对于共情的研究,指出感知共情作为共情的第四个维度是其他三个维度的基础。感知共情的作用方式表现为：感知共情与行动共情互为协同,感知共情与认知共情互为渗透,感知共情作为共情整体的保障。四维共情内在关联的综合观摆脱了共情的分离观和一体观,解决了分离观的认知消耗以及一体观的他异性问题。     

郭店儒简的重“情”论

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的重"情"观,代表了早期原始儒家关于心性思想的一大特色即"道始于情"。通过将郭店儒简"情与文相对待为义"与孔子"文质彬彬"的对照式考察,可以揭示出《性自命出》篇的"情",实际上源自于孔子"尚质"的传统,是孔子"仁"学中侧重于人心内在真性情的流露。这样把握郭店儒简的"情",不仅对深入揭示儒家早期心性思想的起源,而且还对正确解读先秦儒家的诸多原始文献,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汤显祖“情之至”论辨正

汤显祖“情之至”论，当下学术界都把以情抗（反）理作为其核心内涵予以认定，其关键在于对《牡丹亭记题词》的读解上。结合“临川四梦”，两者均不能得出对立关系论断；同时异世之人尽管歧见纷呈，但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境域而言，情理关系始终处于和合状态；汤显祖贵生思想以生之理统贯人之生，实质上建构的仍是情理和合关系态势。     

试析理学性、情观对“以意为诗|”论的影响

宋代理学对诗学的影响在何种层面上发生一直众说纷纭。事实上,理学的性、情观对宋人思想观念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文人思想结构的改造,理学性、情观影响到此一时期诗人的创作思想。宋人“以意为诗”论中就渗透了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它同时也铸就了宋人诗歌独特的美学风格。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心、情、智、法”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传播者，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责任重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履行好这个职责的关键是：有“心”，即事业心和责任心；有“情”，即教学激情、师生交流真情和工作热情；有“智”，即学识渊博和思维聪颖的“知本家”；有“法”，即坚持做到四个“相结合”。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     

幼儿园教师共情研究现状与展望

本研究回顾了共情的概念，梳理了目前国内外幼儿园教师共情研究的现有成果，分析幼儿园教师共情研究存在的不足，指出未来研究应着重细化共情发生情境，明确共情指向对象；探究内部影响因素，重视中观环境影响；融合多种研究方法，开发特色测量工具；将共情纳入选拔培训体系，探究具体共情策略。     

法治思维中的情理和法理

“法不容情”这种情法二分、情法对立的思维定势，对于法律至上、以法为教的法治思维始终是一种阻遏因素。为此，从立法、执法、司法、用法４个方面来重新定位法治思维体系中情法两者的逻辑关系，从而坚守情法一元的理想法治观。认为：说“法不容情”，这只是一种缺乏法治思维的命题。在法治思维中，情理和法理两者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要真正推进法治，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就必须在人们日常交往的情理中寻找法律的规定性，即以生活的规定性决定法律的规定性，并反过来用法律的规定性指导、调整和规范日常生活的规定性。     

论《牡丹亭》对情的塑形

在对《牡丹亭》的解读中，“情”始终是一个有效的门径。而《牡丹亭》对情的塑形是含混的。理清这种含混可以使我们对历史流逝的感受变弱，经典的不朽才得以实现。《牡丹亭》中的情是形而上的“情”；它是想符合人伦的情但又不是；情与孝的关系上作者趋于情；欲与情之间作者故意地含混。它不仅仅是对个体情欲的肯定。它通过美化“欲”，将其扩张入已被认可的“情”，由于回转又在讽刺、谐仿情。这种含混是因为晚明价值论的混乱造成的。     

论“三言”情教观的市民色彩

“三言”因为是通俗文学、市民文学,情教主要的教育对象是市民阶层,所以,这种情教观就必然染上鲜明的市民色彩。主要表现在:下层群众形象的大量出现;对历史人物的改造和对笔记故事的加工。正因情教观具有鲜明的市民色彩,才更易为市民阶层所接受,情教才更能发挥其作用。     

地方发展视野中高校思想政治课域情内容融入问题研究

思想政治课是社会主义中国在高校中开设的公共必修课程,认识社会、了解国情是其主要目标.而域情教育是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国情教育地方化的具体实践,域情教育应成为高校思政课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思想政治课中域情内容的融入对推动高等学校更好地为地方发展服务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利于丰富高校思想政治课的内容,拉近它与学生间的距离,增强高校思想政治课的实效性.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问卷法,在分析地方发展视野中高校思想政治课域情内容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高校思想政治课融入域情内容实践问题.     

先秦儒家对于“情”的理论探索

情或情感要素在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正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郭店楚简先儒文本的发现 ,于这一研究又增添了新的材料和活力。“情”、性情观念是如何进入先儒的伦理视野 ,以及性情观和与其相关的理念在先儒思想史上如何逐步地获得展开 ,构成了本文的主要论题     

“至情”与“情情”——杜丽娘、林黛玉的情感世界

《牡丹亭》和《红楼梦》可谓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璀璨双珠，都是以“情”为核心的伟大著作。杜丽娘和林黛玉分别是作品中典型的至情女性代表，她们蔑视专制的淫威和礼教的桎梏，共同以情为生命的救难方舟，倾其一生诠释着真情：前者历经生死奇幻，突破情路上的重重障碍，一路高唱着人性的欢歌；后者则任霜剑相逼不改初心，为心为情倾尽血泪至死不渝，至终悲吟着诗人的葬歌。将从情之天下、情之历程和情之归宿三方面来探讨杜丽娘和林黛玉的情感世界，对比在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和婚姻制度压迫下同样至情女子散发的不同魅力，并探讨各自的作者在其身上赋予的情之内涵。     

以“情”论“性”——孟子人性论思想新探

孟子人性论一方面对孔子人性论进行继承和重构式地拓展,使儒家人性论思想获得系统性发展;另一方面,又显示其独特性,即孟子从“情”出发对人的本质属性进行规定,而且其人性论思想体现为情理精神的特色。也正因为孟子以“情”论“性”,“情”在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本体地位也随之确立。可以说,孟子以“情”论“性”的人性论思想显示出其独特的道德哲学意义,即孟子在人性论中对“情”的本体地位的确立,为儒家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道德形而上的根据。     

中西“情物”关系的演变--王国维诗学和表现主义文论的互释

在对中西“情物关系”的研究对比中，我们发现彼此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式。中国是由物到情，情和物的地位是平等的；西方是由情到物，更加偏重于主体的情感。到20世纪初，在王国维反“游词”和西方表现主义的对比中，我们能在两者之间发现其共通之处，那就是“情物结合”的创作方式已经成为中西文化沟通的重要方面，从而更加明晰中西情物关系的互释性和共通性。     

情理兼到，情智双修——论吴宓的诗歌精神观

吴宓提出了情理兼到、情智双修的诗歌精神观。他的思想资源来自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和中国传统的诗学经验。吴宓诗歌精神观潜藏的人性因素是他和新诗派在诗歌精神上的分歧所在,前者偏重道德约束,后者偏重欲望驱动。其实,诗歌本身就是人的体验,是人性通向美的过程的体现,是超越和弥合情与理的。     

陈祚明“尚情”思想下的“陶谢”批评

在“以情为本”的诗学理念下,陈祚明着重分析“陶谢”诗歌的情感类型。陈氏情感观呈现出一种“泛情化”倾向,不仅包括自身诗学体系中的“人之同有之情”,也囊括陶谢诗作中传达出的“理语”。陈氏尤为看重“陶谢”郁结于胸中的宦情,发掘其中政治意蕴,这不仅缘于“陶谢”的政治遭遇,而且同陈祚明的人生经历亦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在“隐秀观”的诗学思想下,陈祚明大为激赏陶渊明宛折深曲的抒情方式,并认为陶诗在此方面借鉴了《古诗十九首》;欣赏谢灵运借景传情的创作手法,实现了情景的圆融。二人的抒情方式皆完美切合了陈祚明“以言写不言之隐”的诗美理想。     

从《红楼梦》人物僧道化历程看曹雪芹的“情空观“

<红楼梦>塑造了众多僧道形象,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僧道系统.全书通过主要人物的僧道化历程、尤其是宝玉出家的过程来诠释"情空"这一主旨.曹雪芹的"情空观"有对世俗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彻底否定,也包括对世态人情尤其是男女恋情的失望.他的"情空观"是建立在对社会人生深刻、清醒认识的基础之上,也是深受佛道思想浸染的产物,更是对中国历来才子佳人小说"欢欢喜喜大团圆"结局的认真思考与反省.其实质是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与对美好爱情的眷恋.     

冯梦龙矛盾思想及其表征探析

冯梦龙“情教”思想,实际是情教与名教的矛盾思想。他试图苦心营建“情教”理想来取代传统“名教”思想,将自己以情施教的思想体系贯彻在以名为教的社会现实中。冯梦龙情教与名教思想的矛盾,是二者在逻辑起点上的对立和逻辑终点上的同旨,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其婚恋观、妇女观、忠孝观和释道观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