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主义模式下民间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合作主义模式下民间组织的发展对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民间组织具有合作主义的体制基础,正处在国家合作主义向社会合作主义的过渡阶段。合作主义模式下国家和民间组织之间是一种互惠、协商、合作的关系,民间组织不但是国家整合社会利益的管道,而且国家也透过民间组织汲取社会资源,在双方的互动与合作下相互适应、相互增权、共同成长达到国富民强的双赢目标。     

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关联与互动建构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二者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目标,以多元平等为共同原则,以协商合作为共同方式,存在内在的紧密关联.同时,国家治理的完善是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保障,发展协商民主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关键路径.推动国家治理进程与发展协商民主制度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建构的过程.     

新合作主义能否整合中国的劳资关系?——以上海市的实践为例

20世纪欧美国家的实践证明,新合作主义体制是工业化国家处理劳资关系的一条共同经验。随着中国经济由传统形态向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快速转型,借鉴新合作主义经验,建立新合作主义的劳资关系体制十分必要。上海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先锋,具备一定的基础,可以通过工会组织创新、集体协商谈判、签订集体合同等方式,建立新合作主义体制,形成平衡的劳资关系。     

论点摘编

协商治理与人权实现具有本质的一致性王浦劬撰文《中国的协商治理与人权实现》指出,中国的协商治理前提是对于人权的尊重和维护。公民权利的平等自主独立、权利义务对称是协商治理得以进行的权利基础和政治条件。从协商治理的政治属性、前提基础的分析可见,公民政治权利是协商治理有效运行的法律和政治基础。协商治理的目     

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国家治理与我国商协会体制探索

商协会参与治理分为三个层次: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层面.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模式下的商协会体制特征体现出巨大差异.在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商协会组织为分享公共权力而寻求政府权威认可、政府为获得权力的稳定支持而主动培育公民社会的"合作主义模式"应当成为政府与商协会共同治理国家的模式选择.合作主义商协会体制的构建,应着重处理好政府"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与合作主义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在政府与商协会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并鼓励和引导联合会组织形式的创建与发展.     

协商政治：理解中国政治过程的内生概念

协商政治是理解中国政治过程的内生概念。中国的协商政治根植于特定的公共价值预设。在特定公共价值的统领下,中国政治形成了落实公共价值的政治主体和政治制度,协商成为政治过程中联结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主体的基本机制。由于公共价值根基的差异,中国的协商政治分为传统与现代两种形态。中国传统协商政治的公共价值基础是民本思想,士大夫是落实民本思想的政治主体;中国现代协商政治的公共价值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是践行人民性的政治主体。中国现代协商政治在赓续传统协商政治的基础上实现了超越,它将在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立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继续发展。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研究

作为治理的协商民主与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及国家安全具有内在一致性。协商民主视野下的治理呈现社会共识、商谈伦理、利益均衡三个层面的需求。在现实社会政治和国家安全领域,以多层次协商制度体系为依托有效整合观点与诉求,以良性互动为纽带保证政治输入影响到公共权威部门,形成社会舆论推动社会共识达成;在伦理层面,沟通商谈伦理内蕴我国伦理道德传统,实现传统伦理向构建社会新秩序的现代商谈伦理转换,营造协商而不是暴力化解矛盾冲突的商谈伦理氛围;在具体利益冲突情境之中,切实考虑矛盾冲突各方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所在,在各界达成广泛共识的舆论压力之下倒逼冲突方通过利益的协调化解现实矛盾,构建利益均衡长效机制,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论协商型治理与群众路线的理论契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现代国家治理要求建构协商型治理模式,广泛吸纳各界意见,协商达成科学决策,实现治理科学性和合法性的有效统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是我国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协商型治理与群众路线的政治品格和工作方法存在深刻的内在契合,两者在理论基础、方法路径和功能效应等方面具有一致性。     

论法治现代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治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其建立在国家机器民主法治化基础上催生出来的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更要重视国民的法治社会心理的培育。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法治心理的支撑与配合,法治国家的实现就缺乏坚实的内在驱动力。当代中国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中存在诸多社会政治心理障碍,特别是传统社会形成的人治意识与现代法治社会存在根本冲突。现代法治心理的核心要素是理性,公正是现代法治心理的"生命线",信任是法治社会心理的价值前提,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心理基础。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历史性转变应加强社会心理基础的培育,塑造以权责意识为内容的公民意识,培育以法律认同为根基的法律信任,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法律文化,践行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法治理念。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

现代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乡土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得益于政党向乡村的延伸和渗透。正是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政党组织网络中的成员;无政治的农民具有了政治意识,动员到了党的目标之下。由此,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对于现代中国建构中的乡村治理来说,政党整合发挥着政权整合所不能够发挥的作用。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它是对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现代替代物。与此同时,随着新兴精英的权力化,会产生"脱草根性"的问题,为此需要扩展其民意基础。     

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与公共精神培育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治理的效度及能量。国家治理向现代性转型的内在逻辑说明,治理不能仅仅维系于体制革新等技术要素,而要受制于相应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正是以合作为核心的公共精神。因而,能否培育公共精神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公共精神对于现代国家治理如此重要．但是现实生活中公共精神的缺失和匮乏正成为阻碍现代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基于此,要通过培育适应现代政治社会生活的“公众文化”,引导公众参与公共生活,充分发挥公民素质教育的效用等途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精神。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法治机制建设应适应后工业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面对社会风险和治理难度都空前加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应当采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的制度模式,该制度模式将社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承担与治理逻辑内嵌于所有社会成员,通过构建领导中心与协商共治的多元主体结构,有序合理地将社会治理资源实现高效精准配置,同时将法治原则与实体权利、程序权利保障内涵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共治体系结构中,实现对权力运行的有效规范和对权利实现的全方位保障。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径优化再思考——基于新公共服务的理论视角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价值诉求在于,强调公共管理的本质是服务,政府和公职人员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公民的利益表达与实现,而不是试图控制或驾驭社会,最终实现在民主对话、沟通协商基础上政府与社区、民众的合作共治.借鉴新公共服务理论,在当前我国的公共行政改革中,以民众路线为指引,坚持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与施政理念,建立广大民众广泛参与和合作对话的共同治理机制,进而在一切为了民众和依靠民众中,构建一个公民与政府之间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现代服务型政府是不二的选择.     

新社会阶层参与社会管理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

社会管理创新就是通过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建立起促进和谐的社会机制,使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愿望。“善治”理论强调协同治理,主张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与合作。通过引导、调控,逐步形成一个以新社会阶层为主体的呈橄榄形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从而奠定和谐社会的基础。新社会阶层有序的社会参与将有效促进社会政治力量整合,推动国家政治制度完善和社会管理创新。     

从传统“政党管理”到现代“政党治理”——变化社会中的政党研究转型

20世纪后期,苏联共产党等几大政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的政党发展危机与中国共产党治理超大国家的政治现实,引发从“政党治理”视角探究政党兴衰的思考。全球化的兴起、公民社会的涌动与治理理念的变迁给传统政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在变化的社会中实现从传统“政党管理”到现代“政党治理”转型,并在大党治理过程中树立“治众”异于“治寡”的理念,是新时期政党发展尤其是大党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     

简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现代国家建构——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框架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面临着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国家建构两大历史任务;自新中国成立,民族国家建构目标基本实现以后,努力完成民主国家建构、实现国家民主化就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因而,以国家民主化为重要目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手段和必要环节,不但不会危害国家政权建构和损害各主流社会阶层利益,还是巩固现代国家政权、保证各主流社会阶层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基础和条件。     

大众传媒——一种特殊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和社会民主的表征。大众传媒是公共空间最重要的部分,是特殊的公共空间,是政府与公民、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互动的桥梁,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着力沟通协调,能够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双向对称传播真正得到落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自主选择,主动参与,从而激发个体作为主体的内在追求,提高公民的自我管理水平,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民众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促进社会的稳定、政府的发展。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这种作用与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作用是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要全面认识和充分利用大众传媒这一政治资源,就必须同时将其作为公共空间来认识和把握,使之在双向对称传播中扮演适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新角色,更好地发挥其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公共资源的特性与治理模式分析

公共资源作为公共物品的一种,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竞争性、外部性等特征,容易诱发人们对公共资源过度的消费行为,以及在治理公共资源中的“搭便车”、规避责任及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致使公共资源面临耗竭性退化的困境。科层制治理、市场制治理、自主组织治理与网络治理正是人们为解决公共资源困境所作的制度安排。在公共资源治理中,应根据公共资源的内容和特性选择恰当的治理模式,以此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使公共资源得以永续利用。     

从传播失灵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治理困境

信息的可获得性及流通状况主导着政治活动,并对社会治理产生着广泛的影响.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信息流通呈现出“传播失灵”的特征,“数字注水、欺上瞒下”以及“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等现象即传播失灵的突出体现.传播失灵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相互嵌套,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内蕴了传播失灵,传播失灵又强化并导致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治理困境.对于一个庞大的国家和日益复杂的社会而言,传播通畅是实现社会治理的前提和保证,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传播失灵降低了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和社会的透明度,给政治决策、政策执行、反馈以及社会治理与社会合作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传播失灵是解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困境与转型的一个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