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刻薄寡恩性格形成的心理探析

“孝宣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是一位励精图治、创立中兴盛世的有为君主。然而，汉宣帝又有明显的刻薄寡恩的性格缺陷：清除异己势力时滥杀无辜；不信赖、猜忌、甚至诛杀忠直之臣；开启外戚、宦官弄权之祸。中兴之主宣帝其实也是西汉衰乱的滥觞。本文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宣帝性格缺陷形成的原因和表现。     

试析西汉时期发生在西域的三次矫制

西汉时期,在西域发生了三次著名的矫制事件。本始三年,常惠擅自征兵攻龟兹,宣帝为抑制霍光势力,未赏罚常惠。元康元年,冯奉世矫制发兵平定莎车。因儒生势力的牵制,冯奉世未封侯。建昭三年,陈汤矫制发兵诛杀郅支单于。此时保守势力占统治,使陈汤最终被免为庶人。他们三人建奇功于异域,却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对这三次矫制事件的分析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更加准确地把握西汉的西域政策。     

刘向灾异论旨趣探微——兼论刘向、刘歆灾异论旨趣的不同及其成因

灾异论是西汉经学家刘向的政治思想与历史思想之重要表述形式之一 ,这一理论内蕴的基本旨趣则是反对外戚势力 ,捍卫刘氏正统。刘向之子、经学家刘歆也好言灾异 ,但他的灾异论不反外戚 ,正统观念淡薄 ,言灾异而鲜与政治历史相结合 ,与其父的灾异论旨趣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文章还对出现这种不同的原因作了认真探讨     

论汉代“以经义决狱”

汉昭帝始元五年春的一天,长安城内,一位身著黄装的男子驾着一辆黄犊车,径直驰到未央宫北阙,对公车司马门内的官员说:“我乃卫太子也”。官员们一听,大吃一惊。武帝的卫太子早在九年以前(征和二年八月)就遭巫蛊之祸自杀身亡,怎么又出来一个卫太子?他们不敢怠慢,立即禀报宫中。昭帝听了,也极感意外,便传令大臣们前往北阙辨认真伪。卫太子再现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京师,不多久,北阙外便聚积了数万围观的吏民。未央宫里也十分紧张,右将军王莽勒兵北阙,以防不虞。丞相、御史等大臣见此人模样与卫太子无异,一时难辨真伪,谁也不敢开言。     

汉武帝与外戚政治

汉武帝统治时,一改西汉前期的“无为”政治,实行“外攘夷狄,内兴功业”的“有为”政治,把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推进到一个新时期.在汉武帝的有为政治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他有意识地利用外戚作为维护和强化皇权的工具.一方面,他培植外戚势力以削夺、分割列侯和守旧大臣的军政大权;另一方面,当外戚势力发展起来后,他又施展阴谋,用亲近外戚打击疏远外戚,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 在汉宫中制造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阴谋与屠杀悲剧.而外戚势力也就在这一连串的阴谋与屠杀中急剧发展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中一个位尊权重的集团,在汉代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     

张敞与汉宣帝朝政治

汉元帝当太子时，见父亲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不少大臣竟坐刺讥辞语得罪受许，便劝宣帝宜用儒生。宣帝却严厉训斥儿子说：“汉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宣帝还因此而疏远太子，属意于另一个“明察好法”的儿子淮阳王，元帝险些失去太子的宝座。（1）宣帝的自白，颇能概括其治国的方略，即杂用霸、王之道，儒法揉杂，“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做到权操于上，政出乎君，而责成臣下，尊崇儒术而不为其所拘泥，终于达成了“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中兴局面。（‘）…     

卫宣姜并非红颜祸水

鉴于卫宣姜改嫁卫宣公、昭伯上烝宣姜是齐卫两国政治媾和的结果,卫宣姜谗杀卫太子伋、卫宣姜少子朔趁机夺取君位符合我国古代宫廷争斗的套路,双方军事实力悬殊是狄人攻破卫国的主要原因.卫宣姜儿女中不肖子、昏庸之君(卫惠公)所占比例小,而社稷之主(卫文公)和巾帼英雄(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所占比例大为客观事实.最终得出"卫宣姜并非红颜祸水"的结论.     

论明末清初施州卫的政治选择及其历史影响

明末清初,施州卫与活跃在川东鄂西的夔东十三家等农民军势力、南明势力、土司势力、清廷势力以及吴三桂势力有着复杂的政治关系。面对这些在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活动的势力,施州卫与拥明势力多有交集,采取了以自保为主的政治策略。施州卫作出这种政治选择既有卫所制度的影响,也有卫所官员有强烈国家认同的因素,还受时局所限。这种政治选择促进了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社会的整合、民族间的交流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     

昭、宣至新莽时期乐府述论

本文主要通过梳理历史事实,分析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及新莽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重点考察各朝郊祀、宗庙礼仪制度及乐府职官制度建设,尝试从制度史的角度对昭、宣至新莽时代乐府发展的分期作出划分,揭示这一时期乐府兴衰的历史。     

神龙政变与中宗朝政局关系研究

神龙政变是李显、李旦与太平公主兄妹联合发动的改周复唐的政变，矛头直指武则天。正因为如此，导致政变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丛生，中宗朝争权斗争持续不断。一方面，为巩固皇权，中宗着力培植势力集团，导致武三思、韦后专权，武氏、韦氏等外戚干政；另一方面，中宗与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的矛盾趋于表面化，反映在五王被贬、太子重俊发动景龙政变及上官婉儿政治立场转换等诸多方面。神龙政变的遗留问题不仅影响了中宗朝的政局，甚至对睿宗朝政局仍有影响，直到玄宗即位，权力归一，唐朝中央统治集团的斗争才归于平静。     

汉武帝与"巫蛊之祸"

针对西汉频繁出现的以"巫蛊"杀人的事件,本文力图透过事情的表象,以最典型的西汉武帝时的"巫蛊之祸"为例,分析其更深层次的因素.本文从汉武帝的生存环境对他的影响,统治中遇到的一系列难题,易储想法的形成与实施等方面阐述和揭示出,用巫术只是手段,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手段.     

从巫蛊术看汉武帝皇权政治

巫术渗入权术是汉武帝皇权政治的一大特色。武帝时期爆发的三次巫蛊案并非偶然事件,是精心策划的家族较量、政治斗争。作为汉武帝时期影响政局变化的大事件,不仅体现出各个政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更是武帝加强皇权统治的权变之法。巫术只是外衣,以巫术这种令人恐惧、敏感的方式来平衡皇权与外戚、朝臣的关系,是武帝皇权政治的独创手段。利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达到巩固皇权是武帝皇权政治的核心。透过武帝对巫蛊术的利用也为研究西汉社会信仰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论汉武帝前期政治思想的嬗变——兼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悉延百端之学"

汉武帝前期的政治思想存在着清晰的嬗变轨迹。通过分析武帝前期政治思想的嬗变过程,可以发现不同时期政治思想的转变,是政治形势变化和武帝个人政治阅历积累所造成的。在武帝前期,儒学一直存在且被宣传为官方理论,但在政治实践中,儒学从政策理论逐渐蜕变为意识形态的说教。武帝前期的政治思想,既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是简单的“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而是一个渐进嬗变的过程。     

唐玄宗注《道德经》的动机和效果

唐玄宗以帝王身份注《道德经》,动机是实现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安史之乱宣告了他的政治理想的失败。但玄宗本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以后迄今千年的论者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确实是一种历史的悲剧。这种历史悲剧的深刻意义就在于: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了唐玄宗不仅是一位政治实践家,而且是一位政治思想家。     

“黄帝”考源

文章认为,“黄帝”即“皇帝”,也就是上帝,原为上古三代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特别是东夷诸部族共同尊奉的至上神兼宗祖神。是虞、夏、商、周时期能追溯到的最远的祖先,也是神话中地位最高的人物。“黄帝”乃是一尊号,其名在卜辞中曰“爱”(王国维释“爱”,不正确)、曰“靠”,后来典籍中或音变为“喾(倍)”;或形讹为“夋”,音变为《山海经》中的“帝俊”,其他文献则又音变为“帝舜”。故《山海经》中所言的“黄帝”就是帝俊;其他文献中的“黄帝”则为帝喾或帝舜。黄帝名轩辕或为轩辕氏之说,乃战国时代天文学家之首倡,后被史家接受并写入史书,黄帝与轩辕本无直接关系。黄帝的姓、氏均出于黄帝系中不同部族的传说,故种种各异,固不可以为历史真实。黄帝传说本起源东方．而后随民族之迁徙而散播于四方。     

李白待诏翰林和出宫原因探微

在李白待诏翰林的学术观点上,现在通行的关于推荐李白的人皆不可信,真正发现李白并招之入宫的是唐玄宗;李白出宫的原因是唐玄宗对李白了解以后审时度势的安排,这也不失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决策。     

王褒《洞箫赋》与汉宣帝时期的礼乐建设

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执政的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礼制建设停滞,同时霍光致力于与民休息,而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自然不为其所重。于礼乐衰微相应,汉昭帝时期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与昭帝时期不同,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以凸显皇权存在,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为推动沉寂多时的辞赋创作,宣帝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肯定形式“辩丽可喜”而融入仁义风谕的赋作。在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下,王褒《洞箫赋》最初命名为《洞箫颂》,努力发掘洞箫礼乐之器具的内涵,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寓仁义风谕之旨,赋作本身也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洞箫赋》注重阐发儒家雅乐内涵,与《礼记·乐记》音乐思想相通,强调竹材之德化、制箫以合礼、瞽朦奏乐、箫音的道德属性、箫乐的教化效果,乱辞部分表达了儒家对雅乐的“德音”定性,强调“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     

论汉武三传及其传人策略的典型意义

汉武三传,即指《汉武故事》、《洞冥记》和《汉武内传》,三传为突出汉武帝好神仙的品性,主要采录那些带有明显虚诞性质的求道访仙之事,而通过这些虚诞之事展现出来的汉武帝形象,无疑与历史的真实有相当的距离,具有明显的虚构性特征。汉武三传的这一传人策略值得注意,在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典型意义,而正是这一传人策略的运用,造成了汉魏六朝杂传普遍的小说化倾向,导致唐人传奇生成土壤的形成和条件的成熟,并最终促成传奇小说的兴起。对汉魏六朝杂传传人策略的考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与把握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品格以及唐人传奇小说的渊源流变。     

从两汉人名看汉代的神仙信仰

汉代人名中有大量反映长寿、长生观念的用语,而且其时代集中在西汉武昭宣三朝.这反映了神仙信仰的社会影响在武昭宣时期发展到顶峰,此后逐渐衰落.神仙信仰在汉代的盛衰有着复杂的原因.     

北魏道武帝早年踪迹考

《魏书》对什翼犍的死期、死地与北魏道武帝建国前踪迹的记载上,其可信性不能不受到怀疑。细究南北朝史籍的相关记载,看似存在矛盾,但能发现巧合之处,而且南朝史籍能够补充北朝史籍缺少的部分内容。据此可推知：拓跋代国灭亡之后到道武帝九年（386年）回独孤部为止,道武帝并没有生活在代国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