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祸视阈下汉武帝与戾太子父子纠葛探析——与辛德勇等先生商榷

汉武帝统治晚期,由于汉武帝与戾太子所秉持的治国理念有异、戾太子羽翼已成、戾太子继位朝政可能为卫氏外戚所操控等原因,使武帝与戾太子之间的矛盾日渐加深,兼之各利益攸关方的深度参与,使武帝意欲更换继嗣。但因兹事体大,使他一度犹豫不决,而上天的警示又让他欲罢不能,至征和元年冬最终决定废黜戾太子,遂对卫氏外戚集团大开杀戒。面对武帝咄咄逼人的攻势,戾太子一直采取守势,隐忍以对,直到江充在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为求自保,方奋起抗争。     

浅析武帝朝巫蛊之祸对宗法制的破坏

巫蛊,是以民间礼俗迷信作为观念基础而施行的加害人的一种巫术形式.这种民间的巫术侵入上层社会后造成了严重后果.巫蛊之祸即是发生在汉武帝统治晚期的一场政治风波.这场风波对西汉政权组织形式、权利的分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汉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通过大量文献资料分析了西汉时期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认为,巫蛊之祸是西汉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尖锐的产物,不仅给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造成巨大影响,致使汉武帝探索治国理念付出了重大代价,同时危害了西汉时期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建立。     

太子的意图与《文选》之根

作为我国现存第一部文学总集,《昭明文选》具有鲜明而深刻的文化史意义。太子萧统的编纂意图,不仅体现在形象工程方面,而且与梁王朝的文化工程息息相关。《文选》之根是为《五经》,其所透显出的强烈的儒学精神,正是中国最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客观反映。     

三国时期的嘲戏之风、诙谐文章与其政治原因

三国时期,社会政治形势复杂多变,人们在应付、处理问题和进行政治斗争时,时常需要通过嘲戏来达到一些特殊的目的。政治因素是促使当时社会上嘲戏之风昌盛的一项重要原因,而嘲戏之风又波及到一些文章当中,使其呈现出诙谐的风貌。     

政治与诗:朝鲜燕山君时期的“竹林七贤”

朝鲜燕山君四年,士林派遭到勋旧派的疯狂打击,史称戊午士祸。其中,以南孝温为首的竹林七贤,作为诗人兼处士群体的代表,亦被殃及。他们学术上重诗而轻道,政治上重隐而轻仕,既不满士林派中性理学家的弃诗之论,亦不满勋旧派的宗宋之说,后世朝鲜诗坛从宗宋到学唐的转变,由此开始萌芽。南孝温的《师友名行录》和《秋江冷话》具有互文关系,藉此为中心,追溯历史,正可探寻文学深处的政治隐喻。     

新时代尊医重卫社会风气的法治保障:制度机理、核心环节与整体推进

法治保障尊医重卫社会风气是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道路指引,法治保障尊医重卫社会风气的制度机理在于深化社会共识、规范行为标尺及明确价值目标,核心环节在于法治保障应当贯穿治理全过程、注重规范主体行为和保障发展成果。进入新发展阶段,法治保障尊医重卫社会风气必须坚持整体推进,在深化法治中国建设中持续营造尊医重卫社会风气。     

两个人和两本书——荣格、卫礼贤与两部中国典籍

荣格称卫礼贤对他的影响超过任何人,这主要是卫氏翻译的《易经》和《太乙金华宗旨》(德译本名为《金华秘旨》)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部中国典籍蕴含的中国思想,或许成就了荣格思想中最有创意的部分,如"个性化"概念、"同时性原理"、"集体无意识"等。《金华秘旨》让荣格发现,心理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环绕"本我"的"个性化"过程,这成为他的个性化理论的关键特征。透过这部首次译介到西方的道教内丹学典籍,荣格在"集体无意识"的层面上找到了联结东西方思想的纽带。荣格认为,《易经》的"科学"所依据的不是因果律,而是一种西方没有的、尚未命名的原理,他称之为"同时性原理";他自己的"同时性"理论或许也根植于此。荣格既受到中国思想的深刻影响,又在其科学思维和医学实践中不失去自己的西方之根,这才会有他与中国思想对话的极为丰硕的成果。     

秦汉时期方术、方士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秦汉时期的方术作为原始宗教的一种重要形式对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方术、巫术为基础的宗天神学和谶纬神学得到统治者推崇,在历次的政治斗争中,方术或成为统治者愚弄朝野的工具,或成为野心家问鼎皇权的借口.由于方术具有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重要的政治作用,所以一批又一批的方士应运而生,他们又利用方术混世谋生,提高社会地位,跻身上流社会.秦汉时期的方术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广泛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尤其对道教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汉武帝与《汉武大帝》

从内政外交和选拔人才方面,简述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又根据班固的评论,指出他的主要缺点。同时对电视剧《汉武大帝》做出评价,基本肯定;略有不足之处,也做出简单分析。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司马迁《史记》之秦皇与汉武

西方学界对<史记>的篇章结构未给予充分的关注.我们强调了一种分析十二本纪划分的方法.并详尽的论证了秦始皇与汉武帝在儒家的胜利、朝色的选择、封禅之举、政权的膨胀以及封地的废止等方面上的相同处,由此提出"司马迁笔下秦始皇的事迹受到当时汉武帝的影响并作为汉武帝的警示"这样的结论.     

汉武帝时期的乐府制度及对乐府诗歌创作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是乐府大规模发展、乐府诗创作兴盛的时期。在乐府发展史上,汉武帝有着极大的贡献。在他的倡导下,乐府这一不太受人重视的音乐机构成为汉代政治生活的主体,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乐府制度。同时汉武帝亲身躬行,创作了大量以祭祀为中心的乐府诗。在汉武帝的带动下,有许多文人参与创作乐府诗,乐府诗的创作逐渐走向繁荣。汉武帝时期的四十八首乐府诗,其主体是祭祀乐歌,与汉武帝的乐府制度以及其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相一致,还有一些是文人直抒胸臆之作和各地民歌、民谣。     

浅论汉武帝德法并用治国方略

汉武帝在其执政时期 ,倡导儒学 ,广施德政 ,同时 ,又创新改革 ,以法治国 ,恩威并施 ,德法兼用 ,积极寻找多渠道的治国良方 ,使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     

试析北周武帝释放奴婢的原因

北周武帝释放奴婢，既有人为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两晋至南北朝时期奴婢的大量出现，有战争、民族矛盾、自然灾害、少数民族落后等诸原因。随着内迁各少数民族封建化的完成，民族融合的深化，门阀势力的削弱，解放奴婢的阻力大为减少；加之北周武帝个人儒学修养好，又出于灭亡北齐追求天下一统的目标，通过释放奴婢以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成为一种必然。     

论汉武帝前期政治思想的嬗变——兼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悉延百端之学"

汉武帝前期的政治思想存在着清晰的嬗变轨迹。通过分析武帝前期政治思想的嬗变过程,可以发现不同时期政治思想的转变,是政治形势变化和武帝个人政治阅历积累所造成的。在武帝前期,儒学一直存在且被宣传为官方理论,但在政治实践中,儒学从政策理论逐渐蜕变为意识形态的说教。武帝前期的政治思想,既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是简单的“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而是一个渐进嬗变的过程。     

论汉明帝

汉明帝在政治上的统治是成功的,汉明帝的永平之政与光武帝的建武之政相比毫不逊色。汉明帝在经济上采取了适当的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很迅速。化事业的繁荣,也是汉明帝统治时期的重要特点。     

梁武帝其人其诗

关于梁武帝萧衍的评价 ,历来众说纷纭。本文从其发迹、对宗室的态度、与儒道释思想的关系、诗歌创作等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勾勒出一个真实的“萧衍”     

刘宋武帝与天师道简

东晋末年刘裕通过镇压以天师道为旗号的孙恩之乱起家并最终凭借军功建立了刘宋政权,然而刘裕与天师道实又有其他重要关联.刘裕及其姻亲家族均表现出信奉天师道之痕迹,此外,刘裕代晋造宋在军事政治上所依赖之重要人物亦表现出与天师道的密切关系,天师道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政治上结合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