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青年》最早发表的新诗

关于《新青年》最早发表的新诗,现有的一些现代文学史及论文中,一般都沿用朱自清先生《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的说法:《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刘半农二氏;诗九首,……”因此往往把四卷一号(1918年,1月)“三巨头”的诗作为中国新诗的始作,新近出版的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也是如此以为,而且特地作了这样的说明:“1917年《新青年》第3卷第4期上虽已有     

《远游》与屈原的“绝命词”──兼释“与泰初而为邻”

关于屈原的“绝命词”，《职大学刊》1993年1期刊周建忠先生《楚辞研究热点透视》（五），文中举出古今七种不同的说法，即1．《怀沙》说；2《惜往日》说；3．《悲回风》说；4．《桔颂》说；5《哀郢》说；6．《离骚》说；7《九歌》说。就我所见，建忠先生遗漏了第8种说法：《远游》说。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之一的梁宗岱先生，1934年曾撰《谈诗》一文（后收入《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北京），从比较文学乃至比较文化的角度提出：《远游》“说不定是他（按指屈原）最后一篇作品”，是屈原“在思想底夭空放射最后一次的光芒…     

台湾文学的共相与殊相

读了台湾评论家叶石涛先生发表于《自立晚报》的《总是听到老调》,深感惊讶、失望和遗憾! 叶先生针对1992年《台湾文学选刊》第一期发表的一组笔谈,在尚未读到《台湾文学史》(上卷)的情况下。就把“使用汉文去创作的台湾文学铁定是中国文学的一环”的正确论断讥为“老调”,并以“双重性质民族结构”,否定台湾同胞具有“中国意识”。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过去,叶先生并非这样看问题。在《台湾文学的悲情·<台湾文学史>的展望》(1990年1月台湾派色文化出版社出版)中,叶先生说:“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民族血统,一个传统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导论”读后放言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导论”读后放言黎乔桂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一出版，立刻掀起了一片赞叹的声浪。我认为这部新著的主要优点有三：第一，对审美意识的强调；第二，对个性的强调；第三，对“以情动人”的强调。有此...     

陆侃如、冯阮君先生的《中国诗史》

陆侃如、冯沅君先生撰写的《中国诗史》（以下简称《诗史别》）共三卷：卷一为《古代诗史》，自我国诗的起源至汉代。卷二为《中代诗史》，自汉末至唐代。卷三为《近代诗史》，自唐末至清代。全书５０多万字。初版于１９３１年 １月，由大江书铺印行。 此书出版后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初版当年的９月就再版。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推荐“可看”的文学史共五种，《诗史》是其中之一。《诗史》问世之后，相继出版的杨荫深的《先秦文学大纲》、龙沐勋的《中国韵文史》、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赵景深的《中…     

晚明文学的先驱——李梦阳

目前通行的几种文学史论著(如中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对李梦阳均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代表明代文学的拟古派。这实际上维持了清人(《明史·文苑传》及《四库全书提要》等)以来的观点。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诗史》中已提出不同看法,高度评价了李梦阳的文学成就。国内有章培恒先生《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一文(1985年在日本发表),亦力纠旧说。本文力图对李梦阳与晚明文学的关系与作用,进行公允的分析与评价。     

“旦日”不是“明日”

《战国策·齐策·邹忌讽齐威王纳谏》一文说的“旦日,客从外来”之“旦日”,朱东润先生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北京大学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以及《全日制十年制学校语文课本》均注释为“明日”。我认为此注似不妥。据《甲骨卜辞:“戊旦湄,至昏不雨。”(《邺初》33.3)旦与昏相对成文。《木兰诗》:“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旦与暮相对成文。旦是日出,昏、暮是日入。《说文解字》说:“旦,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是则旦乃日出地上也,     

一副清凉散:读《谕儿钟书札两通》

３０年代初,正是二十几岁的钱钟书先生天才挥发崭露头角的时候,外间时有议论钟书先生的文章学问均在同是学者的父亲“老钱”先生之上。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先生（１８８７－１９５７）,字子泉,也是当时声名遐迩的学者,所著《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近百...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年了。四十年来,《讲话》的根本精神在文艺领域中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为大家所公认;但是,遇到具体问题,对《讲话》的意义的评价就有不同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就是这样。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五分法”,即“五四”时期的文学(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另一种是     

《中华武德通史》序

中国传统文化,不但重视发扬文德,而且重观发扬武德。所谓武德即是军事道德与军人道德。军事道德即作战时应遵守的道德;军人道德即作为将帅或士卒应遵守的道德。中国古代以军事为达到一定道德目标的手段。春秋时代,楚庄王解释所谓武的意义说:“夫文,止戈为武。”又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认为武的意义在于止戈,即使干戈停止下来。《周易系辞传》有云:“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夫”。不杀而能取胜,谓之神武。《孙子兵法》讲论了战争的若干规律,而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历代兵家都强调武德,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项重要内容。     

略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

关于中国近现当代文学的分期 ,在建国后的 30多年里文学研究界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看法 ,即如同王瑶先生所言 :“我们一般都是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视为近代文学 ,下与现代文学相接 ,而将建国以后的文学视为当代文学。”1这是一种近代—现代—当代的分期方式。但在八、九十年代 ,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对于分期问题的看法 ,比如王瑶先生自己就认为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应为 1919年的五四运动爆发至 1976年10月“十年浩劫”结束。许志英先生主张将原先的“现代”、“当代”打通 ,将现代文学的上限宽泛地定为《新青年》创刊的 1915年的…     

文化的文学史 文学的文化史——《两汉大文学史》评介

由赵明、杨树增、曲德来三位教授主编的《两汉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是《先秦大文学史》（赵明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的“姊妹篇”,是他们再次创造性地运用“大文学史观”考察与总结两汉文学的又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是两汉文学史研究的...     

“热寂说”真的终结了吗?

“热寂说”真的终结了吗？《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５期发表了沈骊天先生的《微弱的有序与强大的无序》（以下简称“沈文”）。该文的主旨（之一）就是试图从信息的角度反驳“热寂说”。初读沈文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当笔者仔细研读了其内容后，发现其并未能证...     

谢扶雅的“诉诸中庸”谬误──阿茂正传（之二）

谢扶雅的“诉诸中庸”谬误──阿茂正传（之二）（香港）黄展骥本文前段是阿茂正传，后段引述著名学者谢扶雅先生《中道救民论》大文里的一整段（见《展望》半月刊，３０６期，１９７４·１１·１，香港。）让读者们比较两者。谢氏说，他研究中西比较哲学５０年，认为中国...     

试论我国报告文学的兴起

<正> 我国的报告文学究竟于何时兴起?以前出版的现代文学史都引用以群同志《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中的提法:“在一九三一年底‘九一八’以前,中国还没有报告文学。那时,即或有少数类似报告文学的作品也未被称为报告文学,因为当时‘报告文学’这一名辞还未被确立起来”。田仲济先生于1963年《文史哲》三期上发表的《特写报告发展的一个轮廓》里,提出不同意见:“……而正式以报告命名的作品,则不能不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反映一·二八上海战争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但因此而说在这以前中国还没有报告或类似报告的作品出现,也是不确实的。”在1980年四期《时代的报告》上,刊登了田先生《我国报告文学历史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又提出:“中国的‘报告’或‘报告文学’的产生应该说开始于五四时期,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每周评论》上亿万的《一周中北京公民的     

使用价值“释义矛盾”的再分析与经济学微观结构载体的再思索

使用价值“释义矛盾”的再分析与经济学微观结构载体的再思索刘建武陶江先生《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与经济学的微观结构》（《天津社会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４期）一文是值得弓愧注意的一篇论文，它对经济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作出了特有的贡献。...     

开创,也是草创——《岭南现代文学史》读后

<正> 张振金先生的《岭南现代文学史》出版了,我非常赞同李育中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这是一个前所未有过的工作,富有创新的意义”.我以为这部新著的意义,在于具有开创、促进、激励等多方面的作用.首先,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地区性的现代文学史专著.在此之前,只有白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有人写过台湾现代文学史,而大陆各省份、各地区的现代文学史,尚未有过.已出的《江西苏区文学史》、《武汉抗战文艺史稿》、《山西抗战文学史》、《山东解放区文学概观》、《晋察冀文艺史》等书,只限于某一特定时期,未曾贯通整个现代.张著既然是第一本,当然具有开创性.先行者的成功与不足,对于后来者必定具有启发和借鉴的意义.其次是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促进作用.中国现代文学史面向全国,对史实的描述往往不     

欧阳修籍贯考实

欧阳修的籍贯 ,《醉翁亭记》结尾已明言为“庐陵” ,《宋史》本传也说他是“庐陵人”。但一具体化 ,问题就来了 :一说为“吉安” ,如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 ;又一说为“吉水” ,如《辞海》 ;还有一说为“永丰” ,如《历代名篇选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究竟哪种说法正确 ,还是     

五四运动研究中的一枝奇葩──评《武汉五四运动史》

去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全国涌现出一大批研究五四的新论著。田子偷先生的《武汉五四运动史》（以下简称《武》著）,可以说是其中的一枝奇葩。一、多元史学研究的新尝试建国50年来,我国史学研究成绩卓著,但有些领域特别是中共党史和革命史领域,由于受到“左”倾思潮和阶级斗争唯物主义单元化研究方法的影响,不少论著偏高历史真实和公正,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武》著作者在后记中说他认识到这个问题,力免“单眼观照历史”,而“用多只眼睛看历史”,“采用多维的思维方式”来研究武汉五四运动史,自觉地尝试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即多元史学…     

卢楠三考——兼驳卢楠创作或参与创作了《金瓶梅》诸说

<正>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王汝梅先生力倡卢楠说:周钧韬先生亦提出“王世贞及其门人”说,并在特别点出的两位门人中首列卢楠。笔者所考,仅在二位专家所涉及的卢楠生平行实的范围内进行。《金瓶梅》作者可能是卢楠,系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五月和素在满文《金瓶梅序》中首先提及的,但和素没有道出来由和依据,只说“不知确否”,所以尔后277年间无人问津。至1986年王汝梅先生才据其于《脂砚斋之前的〈金瓶梅〉批评》一文中提出《金瓶梅》“有可能是卢楠在王世贞支持与参预下,在民间流传的说唱词话材料基础上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