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搜查启动程序问题研究

刑事搜查的启动 ,指侦查官员将确定的搜查意志付诸实施的过程 ,是搜查程序的逻辑起点和合法性起点。国家权力因刑事搜查程序的启动而进入特定的案件范围 ,并产生对特定公民或特定空间的强制作用 ,犯罪嫌疑人则不得不开始面对以搜寻、检查为行为特征的另一种国家暴力。由于目前我国刑事搜查启动程序存在严重问题 ,既不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也不利于更好地发挥搜查的职能和作用 ,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加以研究 ,以完善我国的刑事搜查制度。     

论夜间搜查——从两则案例谈起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搜查的时间未作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夜间搜查频繁出现。夜间搜查很容易侵犯被搜查人和与其同住的人的隐私权和生活安宁权,给其造成伤害,司法实践中也确实发生了因夜间搜查而把人吓病的案例。因此,我国在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规定禁止夜间搜查。当然,在保护公民隐私权和生活安宁权的同时,也要兼顾打击犯罪的需要,法律可以设置一些禁止夜间搜查的例外。     

论紧急权的法律性质及人权保障

国家在紧急状态下为维护社会秩序可以行使紧急权.关于紧急权的法律性质,国家中心论与宪法中心论对之作了不同界定.笔者赞成宪法中心论,认为国家应当在宪政法治轨道内行使紧急权,在维护社会秩序与防范紧急权滥用、保障人权两个向度寻求平衡,从法律上对国家行使紧急权予以必要的规制.     

论刑事附带搜查制度

刑事附带搜查是指执法人员在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时,基于保护执法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安全和避免证据毁损或灭失的目的,虽无搜查证,也可搜查其身体、随身携带的物品、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住所或其他处所的制度.刑事附带搜查的成立必须具备"合法逮捕"、"即时性及其修正"、"须有附带搜查的必要性"三个要件.刑事附带搜查范围必须以立即可控制原则为限.     

非税收入合法性浅析

合法性是解决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能否存在的核心问题,非税收入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否合法不仅事关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也事关国家财政制度的合法性.只有在理论上具备正当性,在实际运作中贯穿民主并以法律化加以落实,非税收入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取得实质的合法性.     

简论侦查公正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阶段,侦查公正对刑事司法公正有重要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从立法上对侦查公正予以保障,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享有的权利,如知情权、辩护权、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权等.但还需进一步完善加强律师协助权;消除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法搜查等不公正的现象.为保证侦查公正,建议赋予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辩护权、律师有讯问在场权;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面向乡村振兴的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解析、基本模式和实践困境

从政策梳理来看,宅基地政策保持稳健,宅基地改革重点是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目的是为宅基地流转提供产权合法性,激活宅基地的市场价值.可从地方经验中概括出两种宅基地"三权分置"模式:"象山模式"和"义乌模式",这两种模式试图为不同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提供产权合法性,从而突破现行法律.同时必须注意到当前的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实践困境,宅基地价值的实现缺乏普遍的市场前提及宅基地"资格权"尚缺乏经验的坚实基础.由此可见,放活产权的宅基地改革构成了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然而并不是充分条件.新一轮宅基地改革要厘清地方经验及其局限性,防止和现行宅基地政策的基本原则冲突.     

论公民住房权的宪法保障

住房权是宪法确认的公民权利,通过考察住房权的宪法和法律规定,对住房权的含义进行了一般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住房权的宪法和法律保障机制进行阐释.住房权的保障主要依赖积极的国家财政政策以及政府改善民生的政治合法性理念,而这正是宪法保障公民社会权实现的重要途径.     

行政紧急权略论

在发生了威胁到国家生存的紧急状况时,国家会宣布行使紧急权而扩大国家权力、逾越常态的法律约束并克减人权保障标准,这种扩大了的权力就是行政紧急权。行政紧急权在危急状况下十分必要,并以保护大部分人的人权和共同体的利益获得正当性的。但是紧急权并非不受任何约束和监督,也不是法治的真空地带。实际上,并非任何高效都是值得称赞的。如果行政紧急权是无限制的,必然会蜕变成专制的权力,对公民的自然权利进行高效地侵害。因此,必须对行政紧急权施加法治约束、制度约束和外部监督等全方位的限制。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其既在牢笼中又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电子数据搜查:规定情境与新经验主义

电子数据搜查是基于电子数据这一新型证据的独特收集手段.传统搜查理论中“搜查主体”“侵入私人空间”和“有形客体”的要素规定已明显不能胜任规范电子数据搜查的工作.电子数据搜查理论应以规定情境为观念基础和结构支撑,内部情境演发内心意向,合理的隐私期待细化意向颗粒度,外部情境规范外部环境与联系结构,各部分相辅相成、动态运行.电子数据搜查的哲学皈依是新经验主义.新经验主义以不确定性为认知起点,以“数据—驱动”为认知动力,以关联度分析为认知模式,它为电子数据搜查提供了逻辑清晰且高度契合的基础支持.以相关关系为基础,从规定情境到新经验主义,这是电子数据搜查理论构建与进化的一条有效路径.     

论军事权与行政权的分野——以扈佳佳案为切入点

在扈佳佳案中,军事权与行政权发生了混同和错位,应归属于军事权的征兵政治审查权力以行政权的模式配置,并以行政权的运行机理运行,造成了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并导致权力的合法性遭受质疑.对"权力分立"与"权力分类"的混淆性认识是军事权混同于行政权的原因.军事权应该是一项独立于行政权的国家权力,其权力结构和运行方式都有其独特特点.军事权的法律规制与行政权的法律规制有类同之处,如都受到来自公民权利界限、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限制;军事权的法律规制也有其特殊之处;宪政架构下军事权的配置有独特的特点;军事权的程序控制具有特殊性;与行政权相比,军事权应受到更多的国际法上的规制.     

乡镇政府改革的路径选择——对三个乡镇政府的实证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三个乡镇政府的实地调查分析乡镇政府的走向.事实上,很多乡镇政府虽然在法律上获得了一级政府的合法性,但在实践中,乡镇政府作为一级政府的大部分必要要素已经在逐渐丧失,乡镇政府在事实上已经演变为县(市)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完法和地方组织法所赋予乡镇政府的相对独立性已经被压力型体制[1]所异化,无论是乡镇财政权还是乡镇人事权,抑或是关系乡镇权威的强制性的行政执法权都无法真正独立行使.因此,笔者认为,从乡镇政府改革的可行性来说,可以将乡镇政府改为县(市)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以整合乡镇政府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真正做到名实相符.     

宪法控制公债之必要性探析

代议制民主机制不足以控制公债.它不能实现代内公正,且缺乏公共德行,不能保障代际人权.公民表决机制则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用它来控制公债也不现实,特别是不能保障代际人权.公债涉及国家信用和执政合法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央地之间财权、财力的合理配置,及经济自由权、平等课税权、生存权等基本权利保障等都决定必须用宪法来规制公债.     

论法律的边界——以央行的宏观调控权为例

法律并非万能.央行宏观调控权可以作为一个显著的例子,说明法律的边界.由于央行宏观调控权的行使条件、后果,均无法通过法律界定,央行宏观调控权的行使,在国外,乃是由经济学共同体来对其行使的恰当性来加以评价,在中国,则是由国务院通过政治责任评判的方式来解决.     

“与时间赛跑的立法”：行政应急权的生成及其逻辑考量——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

立法机构在应急管理中的角色与作用一直未被系统研究。在过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我国各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与时间赛跑,通过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方式进行紧急立法授权,生成政府应急防控急需的行政应急权,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法治支撑作用。原本被“虚置”的人大决定权也因承载着行政应急权的生成职责而被应时激活。地方人大通过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生成行政应急权具有内在的契合性,遵循着三重基本逻辑：其一,应急防控亟需权威机构紧急立法,以确立紧急时的社会规范,即紧急立法需求是地方人大生成行政应急权的基本前提;其二,人大决定权的准立法性、应急性与补缺性等属性与应急功能高度匹配,具备紧急立法能效,即立法功能匹配是地方人大生成行政应急权的基本要素;其三,“上位法”与预先设定应急权的重申、行政应急权优先性的确立以及临时管控权力的新授是行政应急权生成的三个面向,即确权与新授是各级地方人大生成行政应急权的基本路径。     

寻求合法性——从经学到纬学

汉代政治的合法性由经学和纬学共同建构,二者都承继了先秦儒学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思想精义,然后各自加以发挥、扩展.经学所重在哲学,通过阴阳五行宇宙观下的天人感应为政治的道德合法性依据提供形而上论证,纬学所重在神话,通过一个虚构的帝王世系和他们受命的故事来展示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为正当.在思想上二者并不绝然分离,往往相互交错.经学和纬学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发生学意义.     

市场化背景下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选择的合法性研究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形势依然严峻,凸显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面临失灵与合法性危机的双重困境.食品安全治理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合作治理型、制度激励型和指引督促型四类.四类治理工具各有优劣.我国规制机构在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选择上面临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困境.鉴于此,为化解食品安全治理工具的有效性困境,应立足功能主义视角,以回应性规制治理理论为框架,基于食品安全治理场景转换有针对性地选择治理工具,以实现治理工具的合理配置.为化解合法性危机,应立足规范主义视角,对食品安全治理工具加以合法性建构,一方面,对传统命令控制型治理工具进行适当革新和规制;另一方面,以合法性建构为核心,分别从程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两个维度,探索合作治理型和制度激励型食品安全治理工具的合法性建构路径.     

论同性恋者婚姻权的法律规制

同性恋者婚姻权的法律规制,建构在同性恋合法化的基础之上.凡对同性恋者婚姻权予以法律规制的国家或地区,均已完成同性恋由非法向合法的转型,并遵循了家庭伴侣法案、公民互助契约及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规制路径.我国针对同性恋及其婚姻权是否予以法律规制.应从民众认知、文化宽容、伦理审视等层面加以综合分析.     

本土化视野下的刑事搜查制度研究

我国搜查制度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法律条文规定较多,但缺乏可操作的技术性规定;搜查决定权采取自我控制的监督模式,但缺乏有效的外部制衡;划分了有证搜查和无证搜查,但缺乏内容的充分性的特征。启动搜查程序无明确的证明标准、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较高和协力型的诉讼结构是造成非法搜查的重要原因。通过调整无证搜查的条件,增设同意搜查制度,设置不同层次的搜查理由和证明标准,由检察院行使搜查审批权,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搜查执行程序,彻底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途径,可以健全我国的搜查制度。     

意识形态语境中“主导”和“主流”的辨析及启示

在意识形态研究中,把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等同替代、随意混用的现象较为普遍,造成了不少认识困惑。从学理上辨析主导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联系、区别及其表现形式,有利于深刻认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拓展意识形态建设空间,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权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