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

公共政策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利益的分配形式,作为公共政策中的教育政策必然应保持其公共利益取向.由于政策内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教育需求的多样性和作为教育政策主体的政府的自利性,容易导致教育政策中公共利益的异化.为此必须完善涉及教育公共利益的法律条款,建立和完善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公平的教育利益补偿救济机制,建立严格的政府责任机制.     

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共利益与公众参与

公共利益与公众参与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必须考虑的两个因素。文章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如何在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体现公工利益与公众参与     

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

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利益的多元化和多元格局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各级政府决策所面临的新情况。政府政策就是在解决利益予盾和冲突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并发挥其应有功能。而公共政策必须采取公共利益取向才能对社会稳定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一、政府利益及利益团体对公共利益的影响 所谓利益,是指人们对于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处于稀缺状态的客观对象的占有程度。一般可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多元利益的均衡和协调:和谐语境中公共政策的新取向

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似乎已经被多数学者认同,然而他们在对公共利益界定时却显得困难重重,公共利益在政策实践中也异化频频.因此,在和谐语境下,公共政策与其强求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不如保留其"公共性"之内核,并围绕这一核心将多元利益的均衡和协调作为公共政策的新取向.     

公共利益:谁来界定?如何整合?——基于公共政策制定视角的分析

在现代民主社会,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共利益为指针已成为共识.而谁作为界定公共利益的主体来确定某一公共政策需要实现的利益分配恰恰是公共利益话语中需要厘清的内容,也是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获取合法性的必要环节.在当代中国,要精准地反映并表达公共利益,执政党(政党)、政府、民主党派、学者专家、社会团体、公民个体等必须在公共信息对称的前提下,以均等的话语权进行相互沟通与交流,共同对公共利益作出科学的界定;且应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听证会、民意调查、各种类型座谈会、电子投票、网络论坛、远程视频会议、邻里集会等协商对话的平台实现公共利益的整合.     

公共政策价值的政治学分析

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对政府目标、手段的选择及其相互转换的过程,即利益调整的政治和技术过程。价值是主客体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客体之于主体的意义和效用。就公共政策的价值而言,赋予公共政策利益优先的价值取向,在利益优先的前提下,选择、分配利益、综合和落实利益,最终达到平衡利益,解决公众问题。以利益为基础的公共政策价值分析无疑揭示了公共政策的本质,也为公共政策价值判断建立了一个客观参照系,为政府行为的良性循环引领方向。     

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制定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日益分化的利益格局使得利益集团的产生难以避免,同时,渐趋成型的各种利益集团已经对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要以法制化形式将利益集团纳入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公共政策制定要与弱势群体沟通,了解他们的利益诉求,制定符合他们利益的公共政策,体现社会公正。政府应均衡各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论文化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内在张力与作用肌理

公共政策文化是社会民众对公共政策所持的心理倾向模式.它通过政策主、客体所持有的关于公共政策的价值观念、思想信仰、利益取向、精神态度等形式释放独特的文化张力,作用于公共政策运动全程,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质量和效果.构建具有公正、公平、民主、科学和人文关怀内涵的公共政策文化,并渗透到政策运行的肌理,有利于提高公共决策质量,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     

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的价值分析——以经济适用房政策为例

目前还存在着许多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形、受阻乃至停滞等的政策执行阻滞现象。而影响政策执行结果的有效性的因素很多,文章主要探讨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与政策执行效果的相关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政策应当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同时以我国经济适用房政策实施及其效果为分析载体,从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和公平与效率取向的角度,寻求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对公共政策执行有效性产生影响的内在价值因素,并探讨在现实情境下,公共政策价值选择所应该遵循的原则。     

政府管制与公共利益维护问题初探

政府管制是政府平衡各方利益,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管理方式.它追求的目标是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全面发展.在政府管制中,各阶层、群体、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影响政府管制目标的实现.为维护公共利益,政府应鼓励利益集团通过正常渠道参与公共政策;建立科学的政府治理机制;保持政府管制中的公开和透明;加强政府管制中的监督.     

公立医院的体制改革与治理

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公立医院改革历程,分析其改革政策,认为政府财政补助不足、不规范的市场、扭曲的医院服务定价政策,以及政府管制和公共治理能力不足是造成目前医疗费用上涨、资源缺乏配置效率的深层次原因,而现行的治理结构又是导致公立医院费用上涨、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正如公立医院所有者职能不统一,缺乏评估公立医院组织绩效的手段,对公立医院院长缺少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等导致公立医院内部治理失效;社会医疗保险覆盖面小,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缓慢无法形成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结构等导致外部治理失效等等,为此我们提出,应该全面规范公立医院自主化改革。     

乡村振兴中基层政府的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及纠正机制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基层政府在政策实践过程中,面临一些政策执行困境,容易产生一些政策执行偏差。如果不能及时纠正这些偏差,不仅会影响基层政府自身职能的发挥,降低效率和质量,还会严重影响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降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针对基层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偏差问题,来具体分析产生偏差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偏差纠正对策,高效对接,科学统筹,合理安排,构建精准执行政策的长效机制,以保证基层政府对于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维护公共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顺利实现乡村振兴的政策目标。     

公共利益、民企利益与共融发展

民营企业发展的利益范式更多是忽略环境成本基础上的利益寻租，而以公共环境为代表的公共利益具有弱化特征。民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往往忽略由于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成本，很少考虑环境破坏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这必然构成企业私有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一致。而在没有外力的推动下，民营企业的个体利益不可能与公共利益自动走向协同，应在政府的主导下构建民营企业与公共利益趋同的利益共同体。     

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研究

充足的公共物品供给在经济建设中有重大意义。文章分析了公共物品的性质及其供给模式,运用博弈论对公共物品的市场供给和政府供给效率进行了比较,认为我国应该构建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推进服务型政府改革,明确政府和市场边界,减少公共物品供给中寻租行为。     

公共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政府信任建设

政府信任本质上是公众与政府之间以行政权力为依托的一种广义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存在,在公共资源开发这种重大利益关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公众期望与实际获得认知的差异,引发政府信任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政府信任建设的核心在于政府自身能力建设,较少涉及外部公众认知与监管机制的研究。其实,公共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政府信任建设,需要保持公众、政府与外部控制机制三者地位平等、循环互动。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模式反思与制度选择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扮演着双重重要角色。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由中央政府推进旨在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超大规模的公共政策实践,最终导致了地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萎缩。改革开放推动了地方政府在计划经济的外围和边缘进行的公共政策创新试验,使中国创造性地导入市场经济。互动的、相互调整的公共政策选择模式逐渐取代了单向的、命令式的模式,为地方政府在中央政策的约束线内发挥自主创造性和进行不同方式的公共政策试验,作了必要的制度准备。     

政府公共投资决策与成本效益分析

在政府投资逐步“淡出”竞争性领域的背景下,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投资正“升温”为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目前我国的公共投资决策不尽科学,公共投资存在重复浪费的现象,这也是造成近期部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作者提出我国公共投资成本效益分析的概念,阐述其方法和效用,提出公共投资的选择模型,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探求公共投资决策的方略,提出政策建议。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公共政策调整与创新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对传统发展方式的反思和修正,在实施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公共政策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要对传统发展观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公共政策进行调整和创新,形成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以公共利益协调为本质特征、以目标可持续性为基本要求的新的公共政策体系。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创新的基本维度

在农村公共文化发展中,政府应将公共利益的民主价值观、公民权和公共服务肯定为公共行政的规范性基础,这昭示着政府公共行政的现代转型。在统筹城乡的基础上采取多元方式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基层政府文化行政模式的现代转型,是实现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创新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