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改革背景下的中国计划生育新去向

结合实践对机构改革背景下的中国计划生育未来走向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人口形势的根本性变化、计划生育负效应逐渐显现、法外职能拓展过度及职能交叉与计划生育工作特色渐失、自我封闭和思想僵化、未对变化了的人口形势适时作出政策回应是导致人口计生部门被撤并的主要原因。人口计生部门多对突然降临的机构改革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思想上出现一时混乱实属必然。伴随着机构改革,人口计生工作被弱化、卫生与计生冲突不可避免。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以及伴随而来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消解是国家卫生计生委与国家发改委将面临的无法回避的新问题。     

计划生育:从机构改革到转型发展

对机构改革与"单独二孩"政策遇冷背景下的中国计划生育未来走向进行了探讨。明确指出: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应尽快实现由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历史性转变。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必须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而未来数年内中国计划生育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历史遗留问题处置、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基层服务机构合并、基层计划生育人员分流安置与强制性计划生育的退出。     

当前生育政策继续变革和调整完善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生育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调整。在“十四五”时期和中长期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和推动生育政策的继续变革和调整完善。我国的生育政策包括数量、时间、性别和质量四个维度,并主要以生育数量调节为核心。在人口转变完成以后,我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变革应该从调节性的生育政策,转向更加重视对生育的服务和支持。服务和支持人们的生育的本质是,生育政策要满足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需求。当前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举措：实施“全面放开、自主生育”的生育政策;完善生育配套政策,构筑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推动计划生育制度的发展转型;加强对生育的健康质量和婴幼儿照护抚育的投入;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立法的调整。     

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该何去何从:近年的争论和讨论

通过回顾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历次调整及相关争论,指出完善当前人口生育政策迫在眉睫。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存在的弊端和隐患主要有:孕产妇女为计划生育付出了沉重的健康代价;人口性别比失衡;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养老金缺口扩大;年轻人口亏损;国防安全存隐忧。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早日开禁是上上之选,应坚持正确的人口价值观,回归计划生育的本意,以家庭计划为主,社会计划为辅。     

我国生育政策的历史沿革及对公众生育行为的影响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与环境矛盾比较尖锐的国家,尤其是需要控制人口的增长。因而,中国制定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文就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生育政策,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不同群体和因素作用下生育行为的影响。     

我国的生育政策:变化轨迹与未来调整

通过对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历程的回顾,梳理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运行轨迹,总结了该政策从无到有、从有弹性到从严从紧、再到有序调整的过程;从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家庭发展、劳动供给等方面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出现的主要人口问题;从兑现中央承诺、提升政府公信力,实现全面依法治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增强家庭发展能力六个方面论证了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设计了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的生育政策调整目标,并且对生育政策调整后的政策衔接问题做出了说明。     

从中国的人口现状看现行的生育政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后人口转变"时期。然而,人口转变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也不等于人口压力的减轻,更不能说人口与计划生育使命的结束。相反,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人口问题更为复杂化、多元化和隐蔽化。面对新的社会发展和人口变动,我们应适时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     

生育政策调整对农村人口结构的影响

生育政策调整会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而对未来人口结构发展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根据生育政策调整幅度设定三种生育政策实施方案,运用队列分要素法的基本原理构建农村人口预测模型,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2014－2035年中国农村人口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方案一中,农村出生人口规模将进一步缩减,到2035年,人口结构金字塔呈“倒三角”形态,人口发展的衰退趋势明显;方案二中,农村出生人口规模会明显增加,到2035年人口老龄化程度较方案一有所缓解;方案三中,农村出生人口数进一步增加,到2035年人口结构将更加年轻化,人口发展较为稳定。可以说,目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有利于缓解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性矛盾,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计划生育制度法治化路径及合宪性转型研究

在我国宪法框架内,"计划生育"是作为生育权限制的制度形式,其对于人口的调控应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计划的需要。"计划生育"重构于比较法学中的"生育控制"理念,生育权的自由属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度匹配,阐释了生育控制的必要性与所应保有的制度底线。中国计划生育制度的实践表明,其调控方式经历纯粹的政策主导,再到形式法治的治理,最终迈进实质法治范畴。而要彻底实现实质的法治,必须对"计划"作出清晰的内涵判断,以实现政策工具和法律机制的无缝衔接。藉由计划生育制度宪法条款的全面实施来完成计划生育制度的转型:即由人口调控的经济主义单轨制转型至兼顾社会发展中社会主体权利实现的双轨制,才是未来计划生育制度调整的宪法正道。     

21世纪初中国人口的生育观念——基于对山东省一项问卷调查的研究

山东省的一项人口生育观调查表明,21世纪初随着中国全面实行的改革开放,在社会经济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和改变,为新的生育观念的确立准备了条件、提供了产生现代生育观念的环境,促使中国人口的生育观念向现代生育观念嬗变,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调查还表明,即使目前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每对夫妻生育意愿平均人数也不超过两个孩子,因此没有必要为将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而担忧。30多年来,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既限制了中国人口大规模超负荷的激增,也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即计划生育政策已被国人内化接受了。但我们同时也应注意,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等原因,目前的人口转变是不稳定的。因此,人口政策应适时作出调整,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从“单独二孩”政策看性别评估机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缺席与问题

“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是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调整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被寄予“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厚望。但是,育龄女性作为该项新政关联度最高的目标群体,在“单独二孩”政策制定和合法化过程中几乎处于失声状态,政策前评估基本忽略了这部分人群的立场和利益。当下社会现状和性别关系模式下,“单独二孩”政策可能对女性造成加大潜在的生育保障压力、加重养育照料负担、加剧就业困境等负面影响。“单独二孩”政策引发我们思考性别评估机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缺席和问题。     

中国新时期的计划生育与改革开放

新中国在人口政策上走过一段弯路,错过了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20世纪80年代初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强制性的节制生育与改革开放不但是同步实施的,也是互为因果的。计划生育通过降低生育率减缓了人口增长速度,减轻了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现象特别是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减少了人口抚养负担并提供了一段较长的人口红利期,使全体民众都能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为改革的持续深化提供了不竭的动力;计划生育还通过减少贫困人口,改善医疗、住房、教育和营养等水平,极大地增强了人力资本投资,为我国加快现代化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强制性地控制生育率,也使我国提前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致了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提高。     

放开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通过描述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低惯性增长以及人口变化趋势,讨论了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对我国经济社会国防国力的消极影响。同时指出,新形势下,完善人口政策必须从改变思想观念开始;必须从放开生育政策,废除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唯有这样才能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     

社会性别视角下“单独二孩＂政策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这一政策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转折性调整,对于延缓中国社会老龄化进程、推进人口可持续健康发展、缓解居高不下的出生性别比,以及解决独生子女情感心理问题等都有巨大的意义。但是用社会性别视角分析这一政策。会发现新政出台后若是不配套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职业女性由公领域再次向私领域回归,在资源交换以及家庭利益最大化掩盖下的性别关系不公正可能再次呈现出来,二孩的出生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家庭中老年女性的负担,为此建议政府尽快出台相应的保障措施。     

再谈毛泽东与计划生育

适度人口是现代社会追求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快速增长的人口形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支持计划生育,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从1957年毛泽东对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稿的反复修改以及在此前后他的一系列谈话的精神来看,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计划生育是有保留的,至少是紧迫感不强.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以后,毛泽东对计划生育转持积极态度,遵照他的指示,我国的计划生育60年代工作力度明显加大,70年代向城乡全面推开,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三论中国生育政策的系统模拟与比较选择——兼论"一代独生子女"政策"自着陆"

通过对全国和30个省区未来51种生育方案近百年模拟和对人口数量控制、年龄结构改善利弊得失的对比权衡可知,与2020年开始实行一代独生子女政策相比,尽快二孩方案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并没有显著优势,而它们的分年龄人口数和人口总量将会有较大差异,前者将稳定在一个适中的或较小的规模上,后者将稳定在一个庞大的规模上.研究生育政策,制定人口战略,既要考虑年龄结构不要过度老化,也要考虑年龄结构相对稳定;既要追求战术性的阶段性优势,更要追求战略性的久远性优势.结合中国已有的大规模人口和年龄结构优化的总体要求,可以选择在2020年实行大、中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此项政策在公平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上具有九大优点,可以平稳地实现我国计划生育的"自着陆".     

“全面二孩”后的人口预期与政策展望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究竟能对人口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假定今后维持“全面二孩”人口政策不变进行了人口预测。结果可知：城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不会带来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高峰期最多可以新增出生人口400万;政策调整会提高人口峰值,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延缓劳动力供给的衰减速度,但作用微乎其微。从其他国家的人口发展经验看,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似乎不可避免。因此,“全面二孩”并不是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应继续监测生育水平,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建立和完善“家庭友好”政策体系;从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应对负面影响。     

“失独”问题的社会学解读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中国避免了严重的人口危机,但也带来了独生子女家庭的不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失独"问题。一胎政策、当今社会的高风险性、不合理的家庭教养方式、"失独"老人社会保障的缺失等原因使得"失独"问题日益严重。这一社会问题的缓解,需要国家在宏观方面调整生育政策、完善社会保障措施,也需要独生子女家庭改变家庭教养模式提高独生子女的抗压能力,另外还离不开"失独"老人之间的互助。     

我国股票市场涨跌分段特性及其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实证研究

针对现有研究对我国股票市场发展涨跌波动性特征认识的不足,根据我国股票市场发展涨跌的不同状况,将其分为1999年1月-2005年4月和2005年5月-2008年7月缓慢下降与快速上升两个阶段,通过建立VAR模型对其传导货币政策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比较,结果发现我国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在两个阶段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股票市场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的影响效果逐步加强,在第二阶段表现出较第一阶段显著的统计特征,这说明我国货币政策通过股票市场传导的渠道已经开始出现由传导不畅到发挥传导作用的转变趋势;据此提出进一步疏通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政策建议。     

试析尼克松政府的东亚外交

美苏冷战对峙中，亚洲作为欧洲之外美国遏制苏联的又一前沿阵地，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越南战争等多种原因，美国国力相对衰落，而该时期东亚的日本经济已经复兴，出现了对美离心倾向；同时，中苏关系的破裂也为美国改善同东亚大国中国的关系提供了契机。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局势，尼克松政府在东亚实施了奠定20世纪70年代美国亚洲政策基调的均势外交。本文着重分析尼克松政府调整东亚外交的必要性、东亚外交的实施、影响及其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