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的满族人形象——兼与其中的汉族人形象比较

在朝鲜朝的文化一心理结构中,潜在的关于满族人的“社会集体想象”比任何客观经验都更加牢固,更具有塑造力与包客性。《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的满族人形象实际上是朝鲜人同满族人数百年历史交往中无数次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其中有一些客观的知识,但更多的,尤其是在情感领域中,都是那些产生自独特的心理原型的“虚像”。如果说,老稼斋之前的燕行使者从未在朝鲜朝关于满族及其先民女真人的文本丛林中迷失方向,那么,从老稼斋开始,随着朝鲜朝关于满族及其先民女真人的先例文本所带有的对于满族人的“质”的规定性的逐渐丧失,朝鲜人将不得不探索新的认识满族人的方向。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评徐东日教授新著《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

徐东日教授《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运用形象学理论,对众多朝鲜使臣《燕行录》、《朝天录》进行了全方位、大面积研究.该著不仅灵活地将文化阐释学等理论整合到形象学研究实践中,揭示了满族人习俗描绘的“他者”形象,还注意到汉族人形象在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也有一些选择性和部分扭曲,并且动态化地剖析了异国形象生成变化的多重成因.著者成功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着重从域外视角反观中国文化,具体考察朝鲜士大夫看待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特殊视角、价值取向,以及朝鲜民族对中国的总体想象,拓宽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视野.     

清代朝鲜士人与来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

近年来城外汉籍,特别是与朝鲜有关的《韩国文集丛刊》《燕行录全集》等史料的整理出版,为研究明清时期中朝士人的交往与天主教如何由中国通过入华朝贡的朝鲜使臣传入朝鲜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本文试图从《朝鲜王朝实录》等官撰史书及时人的文集入手,梳理出西学、西教传播至朝鲜半岛的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殊性,朝鲜半岛的西学、西教不是由传教士传入,而是由来华使臣带回并生根发展的.     

《燕行录》与清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域外书写

清代是我国民族共同体不断壮大的重要时期,建立王朝的满族群体大量地承袭了汉族的思想文化以及政治制度。作为对中国政治文化、礼制风俗了解最为深刻的邻国朝鲜,燕行使在长达数百年不曾间断的出使过程中,记录着来自满蒙汉藏群体的多种样貌,亲历着“风俗华夷半”的融合进程,感受着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与共融性,也悄然改变着朝鲜使臣传统华夷观影响下的固有认知,成为目睹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交往中生长、在交流中稳固、在交融中壮大的域外见证者,日记形式的《燕行录》不仅是一部东亚视域下清代多民族融合共生的域外观察史,更是汉文化圈内东亚不同文化间的彼此接触史。     

《热河纪行诗注》对东亚文化模式的批判

柳得恭是朝鲜北学派主要成员之一,曾三次出使中国,著有诸多使行作品。在1790年与朴齐家一同以书状官的身份随问安使团赴热河行宫后,咏其所见而成《热河纪行诗注》,该作以诗为主而又自为之注。柳得恭以崭新的文化视角观察东亚文化模式中的维持与变革,对东亚格局的变化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对新文化模式的设想。     

江淹《杂体诗》的方法论意义——兼驳《杂体诗》“非其本色”说

有人认为江淹《杂体诗》非其本色,甚至主张将拟古诗与其他创作成就分而论之。考察江淹的全部作品,我们发现,江淹早期的其他作品为《杂体诗》作了题材上的准备,成就了其“诗体总杂”的创作特色;而其他模拟作品“学古制今”,则培养了江淹“善于模拟”的创作个性,为《杂体诗》的创作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美兼善”的理论导向和实际创作,使《杂体诗》成为了体现江淹“本色”的集大成之作。     

《战国策》与《世说新语》中士人形象比较略说

中国士人的精神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有着独特的意义。战国与汉魏六朝作为中国古代士人特征明显的时期,《战国策》与《世说新语》二书当是解析其时士人风貌精神很可靠的文本。两份文本内蕴的记言方向、记录的历史背景及人物的思想活跃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士人阶层在战国形成,形象各异;经由汉魏六朝承接演绎,更多形成为群体形象。战国时士人的＂行＂、＂兼善天下＂经时空,到汉魏六朝时多呈现为＂藏＂、＂独善其身＂,但二者内在一脉相生,几乎为中国古代士人的行迹奠定了两条遥相呼应的主线。     

《燕行录》中的千山、医巫闾山和首阳山形象

《燕行录》中出现的千山、医巫闾山、首阳山凝聚着燕行使者们的理念和精神。这三座山并不单纯是物理空间，它还提供了与中国文化相逢的契机；对于具有北学思想的朝鲜朝使者而言，这三座山本身就是充满文化意义的空间。千山与医巫闾山是参与燕行的一部分朝鲜朝先觉者们转变思想意识从而实现涅槃的象征性空间，而首阳山则是他们克服既存理念的惯性、补偿自尊的另一个空间。从这一点上看，位于燕行路程中的三座山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清编《全唐文》误玄宗文为中宗文

清编《全唐文》卷十六第200页下载中宗皇帝《褒天竺国使臣诏》,卷十七第202页上又载有中宗《宴集日本国使臣敕》。今检《册府元龟》卷四九七第1145页,可知五年“五月壬子,天竺国遗使来朝,诏曰”,即前篇全文:五年“十月丁卯,日本国遗使朝贡,戊辰敕”云云,即后篇全文。     

朝鲜燕行使的蒙古族友人博明

博明是清代蒙古族学人中代表人物之一，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近年来虽有研究者对其展开研究，但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对其生平事迹的了解有限，相关研究进展迟滞。本文利用韩国文献和文物遗存中发现的新材料，从博明与朝鲜来华燕行使臣交往的角度，呈现出博明与朝鲜使臣间长期频繁深入交往的事实，同时通过综合运用中、韩两方面资料，对其生平事迹加以考订和补遗。博明与朝鲜使臣交往的个案，提示我们不能忽视朝鲜燕行使与中国非汉族群体交往的历史现象，也让我们对清代中朝两国关系发展与变化的理解有了新的切入点。     

19世纪初东亚话语体系刍议——基于《使琉球记》《琉馆笔谈》《燕台再游录》的考察

在近代东亚国际关系从“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型过程中，东亚外交话语体系依然奉汉文为尊。《使琉球记》《琉馆笔谈》《燕台再游录》等三种东亚使行录资料，生动而又具体地展现了清朝册封副使李鼎元、琉球文人外交官杨文凤、日本汉学家石冢崔高、朝鲜燕行使柳得恭等人“以笔代舌”的跨国交流与沉默外交，勾勒出空间范围涵盖北京、福建、琉球、台湾、萨摩等地的近代东亚外交生动画卷，廓清了首部中琉辞书《球雅》的来龙去脉。19世纪中后期“汉文”上升为近代条约的外交话语体系，彰显了汉字持久辐射力与国际影响力。     

晚唐小说与政治——从《杜阳杂编》等看"甘露之变"后的唐文宗

“从古未有”的“甘露之变”,不可能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没有反映。文章以唐小说集《杜阳杂编》、《松窗杂录》、《阙史》为例,考论其对“甘露之变”后文宗受制于宦官的处境和心态,以至郁郁而殁的描述,具有证史、补史的意义。     

《燕歌行》的断句分解及其他

曹丕《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的标点历来纷坛不同,莫衷一是。本文以诗歌内在情思为依据,以诗人创作实践为佐证,以诗体渊源为参照,对它进行了新的断句分解,以深入认识这第一首文人七言诗的艺术特色,及曹丕在诗歌创体方面的可贵贡献。     

满族服饰文化的域外折射——以朝鲜时代《燕行录》为视角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服饰特征是构筑满族文化符号的重要元素,体现了满族文化的内核与表征。朝鲜时代《燕行录》作为以"异域之眼"反观中国社会的重要文献,比较全面地保存了燕行使对清代满族衣饰颜色、材质、形制、纹样等诸多方面的记载,留存了大量关于满族服饰文化符号的印记。满族服饰特征是诞生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族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实写照,体现了"尚简朴,重实用"的民族天性,这种以周边邻国为参照的文化梳理无疑更能唤回满族文化的历史记忆,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东亚朝贡诸国对满族族群特征的认知和观感。     

浅谈周密笔记中的“变怪谶应之谈”

宋代“多变怪谶应之谈”(鲁迅先生语)。堪称宋代笔记“巨擘”的周密笔记中有一部分记写鬼神怪异、巫卜谶应的篇目,主要集中在《齐东野语》、《癸辛杂识》这两部笔记著作中,大约有七八十条。《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是以记南宋史实和人物轶事、琐闻等为主的史料笔记,其中出现如此数量的鬼怪谶应之作,可以说充分体现了周密所处时代(即南宋后期)的社会风尚和社会思潮;从这些奇谲诡怪、荒诞不经的篇目中亦能感受到那个特定时代士人的生活状态、心理趋向及其文化心态,即对仕途的汲汲追求以及在社会的巨变下惶惑不安而无所适从的心态。     

关于《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的一点思考

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是汉代散体大赋最富盛名的作者,他们还于不同时期创作了同属“符命”文体的《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但囿于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性情际遇和文学主张,所以这三篇“符命”文章的写作情况和思想意识也各有不同。《封禅文》是司马相如在寂寞闲居中向汉武帝表达的忠心,《剧秦关新》是扬雄在“王莽新政”热潮的冲击下既惑又惧的违心之作,《典引》是班固欲纠前者之谬以颂汉功汉德的典正纯美。总体而言,《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与作者各自散体大赋所采用的讽谏方式相仿佛,因此都可视为汉代士人在制度和规范下创作心态的读本之一。     

《尚书》农业术语英译的文化折射及其认知识解

《尚书》为“七经之冠冕”,是中华文化的元典。基于已建成的《尚书》英汉平行语料库，以定量方式考察理雅各和彭马田两个英译本对农业术语的文化折射。研究发现：理译本在四个分项和整体上的文化折射率均低于彭译本，文化忠实度较高，相比而言，彭译本文化忠实度较低，与原文的文化距离较大。从识解理论的辖域与背景、视角、突显以及详略度四个维度入手，可以阐释产生文化折射差异的认知机制，对于中国古典农业文化外译与传播有一定启发。     

蒲松龄《凤阳士人》人物塑造艺术与内涵探析——与《三梦记》、《独孤遐叔》、《张生》之比较

《聊斋志异》中《凤阳士人》一篇与唐代白行简《三梦记》、薛渔思《独孤遐叔》以及李玫《张生》有着不可否认的渊源。与《三梦记》、《独孤遐叔》、《张生》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凤阳士人》在人物塑造和内涵揭示中都有自己突出的特征,而这正体现了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风格和文化内涵。     

关于“赚”与“套”之关系的重要资料考辨及其他

周密《癸辛杂识》中保存着一条关于“唱赚”的重要资料,由该条资料可知“赚”作为“套曲”体,是以“套”记数的,元曲中“套数”的称名与之有直接关系。无论南曲、北曲,其“套数”都是对“赚”体的直接借用。     

朝鲜使臣所见的明天启社会——以洪翼汉《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为中心

朝鲜使臣作为朝鲜士大夫的一个群体,他们对明代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至明中叶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朝鲜朱子学逐渐深入,使得朝鲜"小中华"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与明前期相比,朝鲜使臣开始以从中华学到的价值观念为武器,用批评的眼光来观察思考明代社会。他们通过对明代社会观察与思考,既希望朝鲜王朝引为前车之鉴,更期待着由朝鲜来实现真正的"中华",反映出朝鲜作为东亚的主要朝贡国对自身在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