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传》看春秋历制

《左传》对《春秋》经文中的天象记录作了大量的补充和纠正 :它指出鲁国史官对几次日食发生时间的误载和“闰月不告朔”的失误 ;在“二分二至”的基础上补充了“四立”和惊蛰 ,将二十四气增加到九 ;岁星纪年的出现 ,标志着历制统一为大势所趋 ;在“分野”的问题上 ,客观地记述了科学和迷信的斗争。这些为我们研究春秋历制提供了丰富的天文学史料     

《春秋左传注》考辨

本文对 1 990年版《春秋左传注》残存的文字讹误予以纠正 ,并对文义注疏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春秋》《左传》再平议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分"十二未谕"、"五虚美",提出四十馀条证据指出<春秋经>是一部"真假不分,是非相乱"、"理乖惩劝"、"厚诬来世"的秽史,表现了一位富有良知的史学家的卓识.但由于刘知几误解了<史记>中司马迁的有关记载,误信了班固在<汉书>中的有关记载,仍然认为<春秋经>为孔子所作,这就值得商榷了.其实.只要深入探讨<史记>、<汉书>中有关记载以及相关史料,便可以看出:<春秋经>决非孔子所作;<左传>亦决非左丘明所作,其作者应是孔子.     

《春秋左传》灾害书写初探

《春秋左传》是记录鲁史的史传文学。以它为起点,历代史官极其重视对灾害的记录流传,后世文学更加注重对灾害的反思创作。在书写方面,《春秋左传》是目前有关春秋时代灾害记录的最权威资料。它囊括了灾害发生时间、地点以及防灾、救灾、灾害预警等多方面内容,同时也体现了古代人民对灾害的认识与思考。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拾遗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是我国文史学界一部很有影响力的著作,但在极个别注释、文意理解等处,有失偏颇,兹提出有疑义处进行商榷和补充。     

《左传》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

中国长期农耕经济的熏陶,造就了中国人"依圣托古"的文化心理,这使得经典诠释在社会变迁与文化创新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也直接引发了中国经典诠释实践的早熟。历史上,在标志着中国诠释实践开端的三传对《春秋》的诠释中,人们对《左传》的诠释,多肯定其"传事"而批判其"不传义"。事实上,《左传》对《春秋》的诠释,是兼具"传事"和"传义"的。在战国社会由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过渡的大背景下,《左传》作者通过从"尊君"到"重礼"的重建,从"尊王"到"民本"的辩证,以及从"灾异"到"尚巫"的复归等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承担起了社会转型下思想转承和观念重塑的历史使命,也因此而成功地展现了其兼具"传事"与"传义"的创造性诠释风格。     

《左传》成书春秋说综考

溯源探流,<左传>成书春秋说以左丘明作传说为主流.此说最早出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此后,左丘明作传说成为正统观念.但自中唐啖助、赵匡倡言<左传>成于战国左氏说后,这一正统观念开始动摇.清季以后,左丘明作传说渐趋退隐.清康熙年间张沐倡言<左传>成于孔子之手,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孔子作<左传>说的.乾隆年间许伯政踵继张沐之说,但其论证实已远较张沐为详.近人毛起说又与张沐、许伯政略合.元郝经认为<春秋>三传皆出于曾参,左丘明乃学于曾参者.值得注意的是,对"左丘明"三字到底姓名如何,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左传》叙事见本末与《春秋》书法

原始要终,本末悉昭,为古春秋记事之成法,孔子作《春秋》因之。左丘明本《春秋》而为传,或排比史事,或连属辞文,或探究终始,《晋书·荀崧传》称其张本继末,以发明经义;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谓左丘明作传,有先经、后经、依经、错经之法。可见《左氏》释经,承比事属辞《春秋》之教,薪传张本继末、探究终始之历史叙事法。《左传》体虽编年,然于世局变革之际,往往出于终始本末之叙说,如《重耳出亡》《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季札出聘》《王子朝告诸侯》诸什,发明尊王、攘夷、重霸之《春秋》大义,皆因事命篇,原始要终,侧重事件之本末叙事。"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之纪事本末体优长,已胎源于斯。     

试论周人战争观与《诗经》中的战争描写

周人战争观具体表现为对战争的高度重视,认为确保战争取胜的条件有敬神、和民、崇礼尚勇兼具的人格,认为战争和内政存在着密切关系.周人战争观决定了《诗经》中的战争诗和战争描写注重群体描写和群体情感的展现,注重对军队声威的渲染,对将帅形象的刻画,从而丰富了《诗经》战争诗的意蕴.     

"孔子作《左传》说"再议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乃战国《公羊》先师公扈子旧说,并非“汉人所统计的数字”。姚曼波女士关于所谓《孔子春秋》下落的考论不可信据。周季西汉诸子推崇的“春秋”是指源出孔门的《春秋》学,其具体指涉则随文而定     

《左传》之"非礼"窥探

《左传》一书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共244年间发生在鲁国及其他诸侯国中的重大事件。我们借助《左传》一书所载“非礼”之事,一方面可以了解春秋诸侯的僭越行为,从而更进一步了解“礼崩乐坏”的渐变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以窥探春秋及其之前的社会生活风俗。     

从《左传》看嫡长子继承制与春秋动乱之关系

周代基于商王朝传弟制度的弊端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却并未真正避免争位之乱,除了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外,这种制度并未彻底实施也是引起动乱的一个重要因素。导致这种制度未彻底实施的原因有三：嫡长子继承制本身的逻辑漏洞;该制度与人情人性相违背;该制度与现实政治相脱节。     

从《左传》到《史记》：《春秋》笔法的早期发展及其基本内涵

作为《春秋》笔法的直笔传统,“书法不隐”包含据礼直书和据事直书两种,而《左传》是“书法不隐”由“据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过渡。《史记》对《春秋》笔法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为“实录”和曲笔,前者指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后者指寓主于客、寓论断于序事、侧笔。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春秋军事术数考述——以《左传》为中心

春秋是中国古代军事术数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祭祷、卜筮、天文气象占、梦占、诸杂占和祓禳、诅咒等术数被普遍地运用于军事中，使春秋战争表现出浓厚的术数性，并对其进程及结果常常产生深刻的影响。春秋军事术数的发展奠定了战国秦汉时期兵阴阳家的形成与大发展的基础     

从楚简《老子》中"亡、無"和"(彳人亍)、道"的使用推断楚简《老子》的文本构成

楚简<老子>的文本构成,是目前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有人认为楚简<老子>是摘抄本,有人认为是全本,也有人认为是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单位里产生的三种不同抄本.通过对楚简<老子>中"亡、無"和"(彳人亍)、道"等文字使用情况的考察,可以看到楚简<老子>不但甲、乙、丙本三者间存在着历时性差异,而且甲、乙、丙本的内部,包括组与组、同组内的文字聚合同样存在着历时性差异.     

对《春秋左传注》有关方城释解的质疑

《春秋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楚屈完答桓公曰：“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当池。”此方城系指今方城县东北之方城山，非泛指战国时期楚所修的以方城山为中心的长城。     

刘文淇《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探析

《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是清代扬州学派仪征刘氏家族历经几代而未竟的学术名著。通过对其编撰背景、过程的分析,说明该书是清代学者尊崇经典、回归汉学学术思潮影响下的重要研究成果;通过对该书两大主要内容——旧注和疏证的归纳分析,概括其特点分别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和广考博征、精审独到;通过以上分析揭示该书的价值不但在于进一步疏通了《左传》文意,而且在辑录和疏证旧注的过程中,梳理了《左传》学史。     

柳宗元论左氏与《左传》、《国语》及《春秋》之关系

通过对<柳宗元集>中相关内容的整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鲁人左丘明,曾言事孔子,稍先于或稍晚于孔子或与孔子同时,为<国语>的作者;其次,<国语>总体上文胜而道蔽;再次,<春秋>为经,<左传>为<春秋内传>、<国语>为<春秋外传>,左氏为<国语>、<左传>二书的作者;最后,孔子根据左丘明之<左传>、<国语>中的鲁史删定而成<春秋>,而在孔子之后的一位姓左的史官又通过对<春秋>经的训诂疏解而作<春秋左传>.     

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文章述论

在《左传》学史上,《左传》作为文章的属性长期被遮蔽。帛书《春秋事语》的出土进一步例证了《左传》作为文章的性质及价值,《左传》得以成为“文章之祖”,其文章性质是第一位的因素。在《左传》文章学发展史上,吕祖谦《左氏博议》不仅第一次以文章形式呈现《左传》,而且更是典型的时文教材,此与作为“教科书”性质的《春秋事语》一脉相承。正如帛书《春秋事语》内蕴“事”“理”,《左传》的“事”“理”成为《左传》文章学蔚为大观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