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垄断的成因、类型及法律对策

行政垄断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伴生物,其生存的土壤是资源配置的高度计划性与行政性。在体制转轨时期,行政垄断不仅普遍存在,而且严重阻碍着有序竞争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文章分析了行政垄断形成的原因及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规制行政垄断的法律对策。     

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唐宋时代是中国高度中央集权行政体制形成的重要时期。本文通过具体的历史材料,展现了这一时期地方行政体制的演变,分析了重内轻外、强干弱枝的中央集权行政体制的特点、组织原则和机制的形成过程。     

简论民国时期城市行政民主化与法制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城市行政体制初建于清末 ,而确立于民国时期。随着城市行政体制的建立 ,城市行政也开始出现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城市行政体制与民主选举相联系 ,二、城市立法与行政相互制约体制的初步确立 ,三、市民阶层参政议政的兴起 ,四、城市行政决策的民主化———行政合议制度的初步形成 ,五、城市行政法制精神的初步确立。     

试述我国第三产业中自然垄断行业的行政垄断

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行政垄断不利于第三产业中自然垄断行业的发展。但市场经济体制下由政府管制而产生的行政垄断却是自然垄断行业正常发展的条件。对于我国第三产业自然垄断行业中行政垄断的改革,应该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重新构建政府管制制度。     

明代辽东都司军政管理体制及其变迁

洪武年间 ,辽东都司行使着军事镇戍和行政管理双重职能 ;永乐年间 ,专门执行军事镇戍职能的总兵体制形成 ,都司只剩下行政管理一种职能并受制于总兵体制 ;洪熙宣德以后 ,行政监察体制形成 ,逐渐侵夺都司的行政管理权和总兵的军事指挥权 ,在监督和决策中都起着决定作用。了解这个过程对研究明代北部边疆结构及其管理方式有重要意义。     

加入WTO对我国行政制度的影响

加入WTO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作为政府,其行政权力受WTO规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行政法治建设、政府职能转变、行政体制和管理方式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等方面。     

试论行政决策的法制化

行政决策作为行政管理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社会管理的成败得失,为确保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必须使行政决策的有关重要环节、步骤、体制和程序规范化、制度化,这便是行政决策的法制化。一、决策体制法制化行政决策体制主要是指承担行政决策的机构和人员所形成的组织体系,它一般是由享有不同决策权的决策主体、专门的研究班子和专家咨询组织所组成。现代决策的基本特征是它     

战后日本教育行政法治化探析

二战后,基于对战前中央集权式教育行政体制的否定与反思,日本开始探寻契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的教育行政体制。在教育政策法律的引导下,日本不断推行教育行政改革,围绕"集权—分权、统合—分立"两个轴心,先后形成分权—分立型、集权—分立型、集权—统合型、分权—统合型教育行政体制,逐步建立起中央与地方合作管理的教育行政法治体系。     

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初探

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源自于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陕甘宁边区得以广泛实行和发展,边区政府依据实际需要,在领导体制和行政体制等方面对此加以创新,形成了具有边区特色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这一制度及其管理经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的建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制度建设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浅析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和路径选择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制型政府,长期以来弱化和忽视了社会服务职能,造成政府大量越位、缺位、错位,必须用现代公共管理的理念改造政府,建设一个全新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和实现路径,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型政府,以及怎样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对传统的政府行政理念、行政体制、行政流程等的全面重塑。     

建国初期城市行政队伍建设研究

在面临复杂的旧政府遗留人员状况和缺乏城市管理专才的困难局面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坚决依靠工人阶级"、"留用和改造旧职员"、"培养‘又红又专’的管理干部"、"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的不良作风"、"党政合一、党管干部"等一系列城市行政队伍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使建国初期的城市行政队伍建设工作有的放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积极运用群众运动式的工作方法,城市行政人员结构在军管时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五"期间得到了不断调整,最终建立起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城市行政管理队伍。     

行政嵌套自治与现代简约治理

我国进入到强国家时代,基层治理行政化趋势不断增强,行政和自治关系发生变化。广东潮州Z镇通过重选村庄头雁、赋予制度空间、激活村干部治村动力,对村庄内生型自治结构进行改造,构建了行政嵌套自治的乡村关系结构。行政嵌套自治强调行政力量对自治力量的总体性控制,以及自治力量在总体性控制之下的自主空间。在具体实践中,行政嵌套自治通过任务包干制、压力释放术和策略批评法等工作机制进行责权分配和矛盾协调,呈现出乡村关系结构稳固和基层治理有效的特点。行政嵌套自治遵循目标导向、建设导向和协作导向的治理逻辑,强调权力简约、制度简约和目标简约,符合国家发展要求和基层治理实际,是现代简约治理的典型实践形式。     

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下教学管理的思考与实践——以广东工业大学为例

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结果,构建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对教学管理的模式、人员素质、方法及手段等提出新的要求,文章以广东工业大学为例,探讨了高校如何通过重塑教学理念、制定“以生为本”教学管理制度、构建多样化的教学评价体系等教学管理的变革,来适应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     

城管执法工作法治化的基本路径

鉴于现代城市管理具有的特点和难点,城管执法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和谐发展,严格依法行政,实现城管执法工作法治化。为此,要不断改进城管执法的各个制度环节,积极采用灵活有效的新型管理方法,特别是城管执法人员应普遍树立尊重人权、行政权限、行政民主、行政服务、行政公开、政府诚信、程序法治、权力监督、责任约束、权利救济等一系列现代行政法治观念。     

中国“省管县”体制改革的现实审视——广东省“省管县”改革的路径选择

新一轮的省直管县改革是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显著发挥、现代技术快速发展、有效政府和城乡分治理念被广泛接受的大背景下推进的,承担着壮大县域经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提升行政效率的历史使命。作为经济强省的广东省必须在“省管县”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化解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制约因素,促进生产力发展。在全球经济萧条的背景下走出广东省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即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结合两种不同模式和广东省自身条件探讨了广东省“省管县”改革的必要性、可行性、制约因素及其路径选择。     

历史时期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政区设置之特点及其当代启示

西安是中国历史时期多个王朝之都城,也是中央王朝控驭西北地区重镇以及挽毂中原与西北、西南地区之枢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后,以国家级中心城市西安为首,调整改革关中地区的行政区划,是重大的学术与现实问题。对历朝历代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的政区设置进行分析,对形成的一些相沿成习的重要特点进行论证。研究认为,撤销咸阳市与铜川市并入西安市,重现西汉“三辅”、东汉与隋代关中三郡并立之历史时期经典型的行政区划建置格局;咸阳市原辖之秦都区、渭城区列为西安市市辖区,渭城区改称为“咸阳区”;黄陵县划入大西安市内,增加清明黄帝陵祭祀的影响力;渭南市富平县划入大西安市;另还将渭河源头之甘肃省定西市下属渭源县、陇西县以及泾河源头之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下属泾源县也划入大西安市。如此,形成以国家级中心城市西安为首之关中平原城市群,可更有力地推动国家级中心城市西安建成为中国西部经济中心、“一带一路”对外交往高地、丝路文化高地以及内陆开放高地与综合交通枢纽。     

城市群的发展与政府协调机制——以长三角和小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我国城市群发展仍处于形成初期,在这个阶段,城市群内不同城市政府的协调对该城市群的健康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目前,长三角城市群与小珠三角城市群已初步形成各自的政府协调机制,长三角已建立省际高层座谈会以及专题合作制度,而小珠三角由广东省省政府统一协调,而且很早就重视区域规划协调。总结两个区域的政府协调工作,对构建我国城市群政府协调机制可得出如下启示:重视行政区划的影响;制定城市群规划;不同城市应有正确的战略定位;务实。     

江苏省强县扩权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为了充分发挥县（市）政府在本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避免地级市对县域经济的不合理干预。鉴于“匀质型”地区“市管县”功能已经失效;以及行政组织扁平化的改革的要求,有必要改革目前的“市管县”体制,实行“强县扩权”。即赋予经济发展状况较好、行政管理水平较高的县（市）更多的行政管理权限,并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变“市管县”为“省管县”。     

关于行政机关法律责任的思考

重视国家行政机关法律责任问题的研究,对加强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阐述了国家行政机关作为表现国家意志的机关,具有特殊法律地位;国家行政机关法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重要内容,其责任内容和责任形式取决于国家的性质、目的和任务;而国家行政机关法律责任制度是否健全,亦成为国家责任制度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意识和现行政治体制中的缺陷是阻碍我国行政机关法律责任制度健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应当关注这个问题,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完善。     

教育市场化趋势下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高等教育市场化是当今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发展趋势之一。高等教育体制以及运行机制的性质与方式受制于一定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完善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文章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宏观层次的改革为研究对象,从新公共管理主义以及全球化趋势下的高等教育协调三角关系变迁入手,分析了教育市场化趋势下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在新旧机制转换中的变革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