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的“理”、“欲”思想析论

戴震认为,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造成了后世"以理杀人"的现象。为了对此进行批判,他重新诠解了"理"和"欲"这对概念。他指出,"理"就是事物的条理、分理,而涉及人事行为的"天理"则是通过以情度情而来的定然之则。这种以情度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人都有相同的欲望,"欲"才是一切"理"的基础。这一思想突出了"理"的客观性,对人的自然欲望进行了肯定。但是他把一切价值建立在"欲"的基础上的做法,使"理"失去了规范"欲"的作用,因此,并不能真正实现批判宋儒"天理人欲"之辨的效果。     

戴震的理欲观探析

戴震以人性论为基础提出了他的理欲观,与程朱相比,他既看到理和欲的统一性,又看到理和欲的矛盾性,提出了对立统一的理欲观和人性择善论的思想。这不仅在新安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近代思想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戴震的新人性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戴震是第一个从理性的立场为人性学说立论的哲学家。他把人的自然属性提升到人的本性高度,视之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并通过对宋明性理之学独到的批判中,显示出他的新人性论的内涵：如对＂理＂的新认识;理欲之辨的新见解;智愚观点等,从而将中国传统人性论提升到新的高度。在当时,他的人性论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     

戴震关于儒学治学旨归的辨析

圣贤以后的儒家学问,就是通过儒学经典的研习以揭明圣人之道且身体力行,这是孔孟以后儒家学者的共识。但是,经典所明之道究竟是不是圣人之道,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戴震提出判定所明之道是否为圣人之道的双重标准：以训诂考据手段揭明经典义理,通过学以致用去实现和确证儒学真理。戴震通过确立治经明道的双重标准以诠释儒学治学旨归,对于全面、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儒学思想特质和儒学思想的实现方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戴震“人欲肯定”论与“无私”主张的思想意义

戴震虽然在肯定人欲这一点上与宋代新儒家的思想有所差别,但他这种有意回避欲望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的倾向,又与黄宗羲主张的"自私自利"有所区别。戴震思想的特征是他不仅肯定了人生理上的欲求,而且对生活上的欲求在个人问题的层面上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他的思想里,人欲不仅是个体的欲望,甚至是扩展到社会层次的欲望。但在解决从中所可能发生的欲望冲突时,他强调了"无私"这个概念。这一方面反映了明清时期小商品经济的成长,另一方面说明他意识到了当时经济关系中诉讼的频繁发生以及官商相连、社会阶层的分化等当时一系列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也就是说,他注意到了"富民"成为经济弱势群体新的加害者,因此主张通过调节对欲望的追求从而达到调和社会矛盾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在近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在世界各地引发抗议示威的形势下,戴震的主张对今后市场经济正确方向的探索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理”实体的消解与“理”秩序的重建——对戴震理欲观的再评析

针对宋明理学将理和欲对立起来并以前者压抑后者的成见及其后果,戴震重新思考了道德原则的产生基础、价值内涵等问题。他取消理的外在性和实体性,确立了欲对理的本原地位,以实现、完善欲来重新规定理。这突出了个体感性存在的价值,同时又展现出一种能使这一价值得到普遍实现的理想道德秩序。     

戴震的理欲观

戴震的理欲观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一反程朱理学的理欲对立说,提出了一种新的理欲观——理欲统一观。 戴震认为,理是人们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一种必然之则。他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要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     

“心之所同然”:戴震的“人性论”与实践解释学

戴震对程朱理欲论的批评建立在他对经典的重新解释基础上。他反对理欲对立,认为欲望和情感这些人类生养的基本需要,是理解人和人性的关键,他由此来阐发他关切民生和百姓疾苦的理论志向。戴震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社会批判和启蒙色彩,对戴震思想的理解可以丰富我们对清代考据学之义理特性的认识。     

戴震“理欲之辨”与理解的历史性批判

戴震对理学"理"、"欲"二分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出"理存乎欲"的观点,其思想路径是将"理欲之辨"与对理学诠释传统的批判结合起来。戴震在"理欲之辨"中展开了对理学以"自私"为特征的诠释传统的反思,进而提出"无私"与"无蔽"的观念,对理解的历史性进行了批判,同时,其"理"、"欲"统一思想的阐发亦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完成。     

戴震人性论思想探析

戴震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中,把血气心知规定为人性,认为人性就是欲、情、知的统一.人要经过不断学习,使"心知"达到"神明"才能去除私蔽,从而达到人性真正的善.戴震人性论与孟子的人性论差别较大,而与荀子的思路大体一致.     

论清代儒学的再整理

清代儒学家力图从儒家经典中重新挖掘儒学的意蕴,致力于儒学的再整理。针对宋明理学的弊端,顾炎武提出两条挽救儒学的措施,一条是正本清源,另一条是由器求道。戴震提出“道器一体”、“气化即道”、“理在事中”、“理存乎欲”等新观点,重申了儒家关心国事民瘼的民本主义思想,恢复了经世致用的学风。清代儒学表现出较强的批判意识和学术独立的意识,构成儒学的第四个理论形态。     

我看儒学和新儒学

儒学是以孔子思想为源头、为基础、为基因而形成、存活、传承的一种学说。儒学发端时,主张既简单又明了,强调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目的是恢复与维护商周的伦常旧制秩序。只是在后来的历史嬗变过程中,儒学才演变成具有多重色彩的复合多面体。儒学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处于一学独霸的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性特征。儒学文化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中具有必然性,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起到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但在20世纪,儒学的没落已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新儒学具有不争的文化保守主义性质、明显的反现代化色彩、浓厚的文化浪漫主义气息。     

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

儒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首先是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 ,第二阶段为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 ,第三阶段为宋明新儒家 ,清代可视为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为当代新儒家。第五阶段中新新儒学的兴起在面对当代新儒家的盲点与弊执而进行再启蒙并回归原点再出发。此有两重点 :重点之一在掌握自我以掌握宇宙本体 ,掌握宇宙本体以掌握自我 ;重点之二在掌握天人一体的整体以面对现实 ,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宋明儒学公私观之初探

“公”与“私”虽然不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范畴,但是它却几乎渗透到宋明时期每一位儒家的伦理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之中。本文沿着宋明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通过对儒学重要个案的考察,揭示了在公私之别上,二者既有国家之分、人我之分、物我之分,又有义利之分、理欲之分,还有公有和私占之分;在公私关系上,宋明儒学经历了“圣人之道至公而已”、“无物我之私”、“至公无私”、“循理而公”、“天下为公”、“廓然大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大公无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旨在说明,宋明儒学公私观在其自身发展的脉络上显示出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之特征。     

宋明新儒学的逻辑发展及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

本文遵循历史的顺序和逻辑的顺序一致的原则,揭示了宋明新儒学气本、理本、心本三派哲学的内在矛盾和陷入的理论困境,论证了新儒学三次重要转变的逻辑必然性。认为阳明心学十分简洁,水平很高。但新儒学的根本缺点是把“心”“性”本体论化,不论是张载的“性即天道”,朱熹的“性即理”,还是王阳明的“心即理”,都忽视了人有比道德理性和道德实践更为基本的活动,从整体上说是忽视人的生存论。     

戴震与理学

戴震既终结了理学又没有终结理学。从价值观的层面看,戴震与理学同属中国传统道德理性主义价值系统,故戴震没有终结理学;从政治层面看,戴震揭露理学“以理杀人”的社会政治作用,可以说戴震终结了理学。     

儒学的历史与未来——我的儒学观

通过关于儒学历史的反省和反思,揭明儒家思想自身发展的哲理化/哲学化、神学化/宗教化和技术化/科学化的历史进程,是儒家思想与现实的个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渐行渐远以至于变得敌视人了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我的儒学历史观;在此基础上,省察和沉思儒学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走向和未来命运,提出接续儒家思想自身发展的学问化/人格化进程以拓展儒家仁学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中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思想理论支持和心理文化支撑的理论构想,这就是我的儒学发展观.二者合称为我的儒学观,是本人关于儒家思想和儒家学问的历史和未来的省思所持有的个人立场和观点.     

宋明儒学的中心课题

宋明儒学的中心课题［美］杜维明宋明儒学，如果根据日本岛田虔次先生的提法，可以说是东亚文明的体现。也就是说宋明儒学的兴起，如果从中国的儒学的发展来看，是儒学第二期的发展。第一期是先秦两汉，经过了魏晋玄学、隋唐佛教以后，在思想上，大家一般的提法是儒学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