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话语权与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切历史都是话语权控制和斗争的历史,而并不是新历史主义所提出的历史学家的任意阐释,文学史亦然。不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面临西方话语霸权,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存在儒家话语霸权,并进而导致诸多怪象:曲解《诗经》的《毛诗序》却成为"千古宝典";西汉居然没有文人五言诗;《史记》甚至没有"墨子传"。中国文学的承传、嬗变与论争从根本上讲都是围绕话语权展开的,话语权是考察中国文学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维度,而儒家话语霸权地位的兴衰正是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的核心要素。     

语言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当代学者运用西方语言理论和话语理论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现代知识者对"文学汉语"的想像与实践.本文从文学史的脉络中确立了运用西方语言理论来阐释现代文学中文学汉语的可能性,但是任何某种西方的语言理论都无法支撑对文学汉语的现代发展的解读.最后,对文学汉语的实践和想像的问题提出了初步的描述框架.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现代性阐释

进行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性建构,必然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一号召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及文化政策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体现出了开明和远见,促进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但长期以来,简单的移植和片面的曲解使这一理论的阐释效力逐渐降低.本文希图从历史语境和思维模式转换的角度切入,重新审视和阐释这一范式的深邃内涵,提出应以当代文艺实践为立足点,实现在传统、西方与当代之间文艺理论的多元对话.     

文言话语霸权遮蔽下的中国古代白话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反思

一切历史都是话语权斗争和掌控的历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演变便清楚地体现着文言话语霸权对于白话话语的压抑.正是在这种影响下,诸如“白话诗派”、白话小说等中国古代白话文学呈现出畸形的发展样态.而从话语斗争的层面重新考察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的发展,不仅能够解释清楚文学史上的众多谜团,更能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作出相应的反思,完善自身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     

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

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在历史的共名之下,可以包含有无数的个别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辨析中,对学科的学科本体的重新确认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总结,将文学史写作纳入到人类思想史的分析之中,在一般思维逻辑上确立一种历史哲学观念,从而把文学史学上升为文学史哲学。革命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全部法则,应该在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内去寻找和确立人类性与个人性的尺度,以丰富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的理解。     

从文化阐释到历史厚描: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文化诗学批评

文化诗学是20世纪90年代在中西方学界逐渐兴起的新兴批评话语.文化诗学对文化人类学既有文化结构的方法论借鉴也有历史意识的理论创建.文化塑型和厚度阐释的批评观念是两者方法论的契合点,文化结构和历史情境的阐释重心是研究旨趣的分歧,文化分析与历史厚描的批评范式则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理论导向.考察这两种西方批评理论的指涉关系,可以使中国文艺学研究获得一种生态文化批评的诗学新起点.     

中国文学史学的历史感浅析

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历经百年,著作林林总总不下千种,总体看来,模式不一,侧重不同。文学史的发展是由传统到现代演变的,传统文学观与西方理论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大差异,二者之间的碰撞、整合在所难免。正确把握文学史学的历史感,寻找和构建一个供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理论交流对话的平台很有必要。撰写文学史,要贯彻历史的发展的观念,厘清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关系。     

六十年沧桑: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与"回归"——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京派"文学史表述为例

文学史家写作曾很长时间比附于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主体精神缺失后的"失语"."京派"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文学流派,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几经沉浮.我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京派"的文学史表述的考察,可以探析文学史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的关系,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写作中文学史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失落的客观存在,以及这种集体"失语"与"回归"的原因,进而给今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以启示和借鉴.     

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史学的理论问题

中国文学史在50年代发生了根本转变,其标志是,已往文学史的进化论观念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史观.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在写法上,评判的立场占据上风,对材料的重视让位于理论的阐释力.文章从中国文学史参与民族现代性寻求的角度探讨了这一转变的理论内涵.     

构建中国自己的当代发展哲学

我们正处在一个发展的时代.发展的时代需要发展的哲学.建构中国自己的当代发展哲学,既是"二战"以来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需要.中国自己的当代发展哲学必须具有当代中国自我特色.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探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根本问题,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本质关系,阐释当代中国人在其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价值和意义的当代发展哲学.建构中国自己的当代发展哲学,离不开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和发展观念.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期发展观历史演变的基本趋势.     

女权主义理论与中国当代女性先锋文学

讨论女权主义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的超学科和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这两者的比较具有跨越文化传统和语言界限的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之意义;而运用(来自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来阐释中国当代女性先锋文学则有着双向意义:对照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思潮的发展及其现状,我们固然可以在中国文学的各种现象中窥见与其相象或相似的     

早期当代文学史真相的迷失

早期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虽然以再现文学史真相,建立科学的文学史论述为己任,但由此所致却恰恰是泛政治化文学史话语对文学史真相的遮蔽。这一现象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当代文学史话语生产流程有关,其中作品的经典化、经典的本质化、本质阐述的权威化、本质阐释的权威泛化等环节对文学史真相均有遮蔽作用。一,由于经典化是各种权力综合作用下的合法化、主流化,经典化过程成为主流和共同体运用有限史料置换历史原生态的过程;二,对文学史本质规律的概括不但没有接近文学史真相,反而造成了历史话语对真相的遮蔽,使文学史论述沦为话语游戏;三,在本质阐述权威化的过程中,领袖的言论成了绝对真理,对文学史本质规律的阐释变成了对领袖言论的阐释;四,领袖的言论又不同程度地被不同代言人的言论所置换,最终导致文学史真相在本质阐释泛权威化的格局中进一步迷失。     

论先秦两汉民歌的叙事特征

当代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有一个通识:相对于西方源远流长的史诗传统,中国古代诗歌以抒情短章为主.因此.先秦民歌是抒情诗已成为最基本的文学史常识.笔者对故意翻案以求标新立异的作法不以为然;不过笔者深切地感到:对中国古代诗歌所做的“抒情诗”与“叙事诗”的划分相当含糊,基本上不符合中国古代诗歌的实际,其根源在于对西方相关文学理论的割裂与误用:从中国古代的诗学观念和叙事理论看来,先秦两汉民歌多     

文学、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之间——论乔纳森·多利莫尔的政治文化批评思想

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学者,其政治文化批评思想引起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意识形态"是他批评话语里的一个重要范畴,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则始终是他思考的重点。多利莫尔指出任何文学艺术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并在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动态双向建构中对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了独到的阐释,这对我国当前理论界探索文艺的本质特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追寻

现在学术界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是西学跟进后近代才有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各学科来自于西方,发轫于西方,包括“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诸名词,都是从西方学者那里翻译过来的舶来品,中国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很少有自己的话语权.由此,中国社会科学有没有历史可寻的问题便毫不留情地摆在了我们面前.针对以上问题,对中国社会科学进行历史追寻,从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寻求困惑我们多年的答案,还社会科学在中国的本来面貌.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重写文学史”问题考辨

“重写文学史”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学界和中国文坛均产生过深远影响.欧美学界关注文学史话语和书写机制的权力关系,中国学界重视历史文学的底层经验和书写策略.新旧形态的历史主义习惯将文学史观念襄挟在文学作品和社会语境之间,文化诗学批评则关注历史与当代之间的文学活动、作品与情景之间的活态历史,以及史学与诗学之间的理论生态.文学史体系之下存在的是经典形塑的文化史空间,重写文学史问题之下则是以往被遮蔽的活态历史和民间经验.     

西方浪漫主义阐释的有效性──对屈原作品的个案考察

西方理论是否可以阐释中国文本与这种阐释是否有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从分析屈原及其作品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入手,似乎可以认为"屈原是浪漫主义者"的命题是个伪命题,原因是此命题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了"过度阐释",因而是无效的。要实现有效阐释,必须实现从"屈原是浪漫主义者"到"屈原与浪漫主义"的命题置换。我们既不能因为浪漫主义是西方话语而否认其阐释中国文本的可能性,又不可因其可以阐释从而断定"屈原就是浪漫主义者"。     

"中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西方学者和国内学界都在关注"中国经验",可是对于"中国经验"的性质和内涵的认识却是模糊的.完全照搬西方概念来分析"中国经验"的研究方法必然导致对"中国经验"的片面理解和误解."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话语权.发展中的"中国经验"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艺术品资格的提出及西方当代美学转型

在西方当代美学的发展中,美学提问从"艺术是什么"向"某物为何是艺术品"的转变是一个重要事件,因为这意味着传统的"艺术品本体论"向"艺术品资格"问题的转向.随着"艺术品资格"问题的提出,西方当代美学转而开始关注艺术品与其具体文化语境的关系,这便是诺埃尔·卡罗尔、斯蒂芬·戴维斯等人所称的"语境论"转向,西方当代美学对作者"意图"及"历史叙事"等的兴趣都与这一转向关系密切.而阿瑟·丹托的艺术界理论和乔治·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在这一转变中则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林语堂与国学（笔谈）——林语堂的国学观

所谓"国学",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文学艺术、数术方技等;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