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谭嗣同思想异同论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最为接近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两人的思想有同亦有异。无论康有为、谭嗣同还是梁启超都注重同的方面而忽视了异的方面。只有全面审视其间的同异,才能对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契合做出正确的分析和评价。     

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关于《仁学》的刊行与梁撰《谭嗣同传》

谭嗣同被捕就义之前,曾向梁启超表示彼此要像日本明治维新志士月照与西乡那样,分别承担死者与生者的责任。亡命日本以后,梁启超很快将谭嗣同遗稿《仁学》发表在《清议极》上,履行自己作为生者的责任。然而《仁学》的发表颇经周折,多次中断,且有删改,刊载历时3年。与此同时,梁启超写过3篇《谭嗣同传》,其中的内容各有不同。这些不正常的情况,耐人寻味,反映了清末社会历史大变动时期梁启超思想演变的明确轨迹,以及梁启超思想的复杂性和"多变"中的诚实性。     

略论唐才常、谭嗣同思想之差异

唐才常(1867一1900),字伯平,号佛尘,湖南浏阳人,19世纪末中国政治舞台上与谭嗣同并肩战斗的维新派干将之一,曾积极参加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筹建自立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事败被捕,就义于武昌.     

君权、国权与民权之间的变奏:以康梁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立宪派领军人物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在君权、国权与民权上的观念有所差异,康有为的君权思想始终较浓,而梁启超的民权意识日盛,他们的思想对维新变化法有着极大的影响.     

大同之梦:康有为与谭嗣同的社会构想及其局限

说起中国人近代的大同理想,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康有为和《大同书》,这也在无形中减弱了对谭嗣同大同思想的关注。其实,谭嗣同与康有为一样对大同社会津津乐道,并且对大同社会提出了种种畅想。两人的大同思想呈现出诸多相同之处,一起推出了近代大同形态的第一阶段。比较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相同点,有助于领略戊戌启蒙思想家的大同思想的共同特征,进而深入了解戊戌启蒙思潮的主旨诉求和历史局限。     

梁启超对康有为宗教思想的凸显及用意

梁启超是最早对康有为的思想予以介绍和阐发的近代思想家,而他介绍得最早且最多的无疑是康有为的宗教思想。除了"述康南海之言"的《论支那宗教改革》之外,宗教思想也是《南海康先生传》的重头戏。梁启超之所以将康有为誉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宗教家,并对康有为的宗教家身份和宗教思想津津乐道,与他对宗教作用的认识密不可分。由此,梁启超将宗教说成是造就康有为这一中国千载难逢的真英雄、大英雄的要素,借此表达对英雄的热切呼唤。     

清末的王船山(续)

<正>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七)是通过谭嗣同而知道王船山的。两人相识于光绪二十一年.其时谭三十一岁.梁二十三岁.均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梁启超是这样写到此事的:“其评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钜。”(《清代学术概论》)即启超与谭嗣同交往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向后倒退,而是继续向前发展。他把变法成功的希望从皇帝和少数当权官僚身上转到“开民智”和要求“民权”方面。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主要是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参加变法运动的。那么,变法失败后为什么梁启超能实现这一转变,而康有为不能呢?我们应该看到,早期梁启超的思想与康有为相比,就存在差异。百日维新以前,梁启超将民权和绅权并重,     

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评介《梁启超传》

<正> 孟祥才同志写的《梁启超传》最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成绩卓著的学者。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侧面。他的学术活动和巨大的成绩,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梁启超的活动和思想,应该说是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与其对他同时代的人物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比较起来,都显得薄弱。甚至,只有当人们研究“戊戌变法”时才提到他。解放前,出版的关于研究他的学术专著,只有吴泽先生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其     

梁启超荀子研究论析

梁启超早年服膺乃师康有为关于孔子及孔门后学流衍之说,极力推崇孔、孟,贬黜荀子,与谭嗣同、夏曾佑等发起过所谓"排荀运动".但是,梁启超至晚年讲学著述时,才对荀子作过一番较为平实的纯学术性研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荀子》的文本研究,主要是关于荀子其人其书的考论.第二,对荀子思想的阐释:〈荀子》可资人格上的修养应用;对荀子思想主要是有关儒家"道术"的几个重要概念,如"性"、"天"、"命"、"心"等,展开研究.     

论谭嗣同的阶级属性

(一) 谭嗣同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是封建官僚家庭的贵公子,但却悲壮地为与封建地主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而献身;他大力鼓吹改良,但又歌颂革命;他竭诚赞助光绪皇帝维新变法,但又号召“冲决罗网”,推翻清廷。康有为、梁启超在谭嗣同死后极力推崇他的改良主义精神,称誉谭是“长虹亘白日,紫澜卷苍溟。”资产     

康有为、谭嗣同平等思想的相同性及其本质

作为中国近代平等派的启蒙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都对平等推崇备至,他们的平等思想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第一,为了提升平等的地位,把平等说成是宇宙本体仁的基本内涵,致使平等成为宇宙法则;第二,在内涵界定上,把平等理解为绝对平等或平均,将平等的实现与大同社会联系起来;第三,借助西方传入的以太、电、力等自然科学来论证仁和平等。康有为、谭嗣同平等思想的相同性源于相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在本质上带有虚幻、抽象和绝对等消极因素。     

梁启超与王船山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他经历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乃至北洋军阀当政,他一生多变,康有为很早就以"流质易变"相责,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曾多次总结自己的变化,<三十自述>即记载了青少年治贴括、治训诂词章、拜师康有为、读东书等四次变化.有人说梁启超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对变化极为敏感,虽是细小的变化,在他亦常觉其巨.实际上综其一生,梁启超的人生旅途虽小变不断,其重大变化则只有三次,即光绪十六年秋(1890)拜师康有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游历美洲,与1919年游历欧洲①.在梁启超这多变的一生中,他用力最多不是王船山的著作,但对王船山著作的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他的一生,从他对王船山的研究来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戊戌变法的前后,二是在日本侨居时期,三是归国后尤其是脱离政治从事教育时期.当然,处于不同的时代的梁启超对王船山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论王船山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影响

<正> 毛泽东在完成其世界观转变以前,所受的思想影响是多方面的.一般认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主要是受了宋明理学、曾国藩、谭嗣同、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杨昌济等的影响。但作者认为,对青年毛泽东理论思维模式的形成产生过不同程度影响的,还远不止这些。比如,王船山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影响,就很值得研究,然而现在所见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却很少。本文试就这一课题谈点粗浅体会。     

近代日本民族的变法和中国维新派改革之比较

当今处在改革大潮中的中国人,不能不想到这样的问题:在近代,为什么同在亚洲,日本的改革取得显著成效,而中国的改革却收效甚微?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曾说:欧洲搞资本主义三百年而治;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中国变法三年即可自立,十年可以富强,二十年可以雪耻.结果却是,变法一百零三天,慈禧太后一翻脸,便把谭嗣同等六君子纳入血泊,康有为、梁启超只因逃往国外才得以保全性命.为什么中国的维新变法是这种惨痛结局呢?将中日情况加以对比,不难了解问题症结所在.     

试析梁启超戊戌变法后的启蒙思想

试析梁启超戊戌变法后的启蒙思想□吴乃华戊戌变法的失败，是梁启超思想的转折点。戊戌之前，梁启超以变法的宣传家而著称，为鼓吹变革作了大量宣传工作。但在当时，他的思想还未突破康有为认识的局限。他主张自主人格，但和康有为一样，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皇帝之身；他...     

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近代哲学进入了进化论和人道主义的发展阶段,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是其代表人物。当时,青年梁启超以生花之笔,用人道主义冲决封建专制主义,用“自由”反对“奴性”,从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我之自由”的意义,起了广泛的思想解放的作用。诚如他自己所说:“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在1903年(梁卅一岁)以前,这称号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现在我们来回顾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重温他在这一时期写的《论自由书》、《新民说》等著作,也仍然会感到字里行间洋溢着生气和活力,富有启发意义。     

康有为的不变与梁启超的善变——史料解读与史事探究

康有为、梁启超师弟二人,虽然一体并称,实则从来和而不同.梁启超的善变与康有为的不变反差尤为鲜明.不过,深究内情,梁启超的善变虽然公开而坦白,背后故实周折复杂;而康有为的不变则有故意掩饰的诸多情节,甚至不惜抹去变的痕迹,以维系不变的形象.如此一来,研治康梁就面对共同的难题,而须采取不同的办法.对梁启超,应尽力收集文字的所有版本,比较解读其相异之处及其所以然;对康有为,应注意文字标注和披露时间的差异,分别不变的自述与变化的实事之间的纠结.     

论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与改良主义政治实践的矛盾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重要回合,在知识界发生过较大的波动和影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他们是代表当时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谭嗣同又是一直被誉为这派人中的左翼或急进分子,因为他既是主张流血变法的实践者,而他的政治社会思想又闪烁着民主革命的光辉。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中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由此可知谭嗣同的思想言论,为康、梁等人“所不能达”和“所不敢言”的。那末他们“所不能达”和“所不敢言”的是什么?这非他,就是谭嗣同激烈地反抗封建传统的民主思想和革命愿望。著名的“仁学”写成于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间,不但没有象“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一样的印行,也没有在和谭嗣同有密切关系的“时务报”和“湘学报“发表。不难想象,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固然是洋务派和顽固派所震骇和坚决反对的,也是改良派所不能完全同意的,所以“仁学”至一八九九年在国外才有出版的机会,当由“清议报”印行时,还遭到康有为的干涉,而康、梁又竟擅自删改了其中某些反满革命的言论。今文经学大师、湖南维新派首领之一的皮锡瑞,至一九○一年看到“仁学”,尚惊为“骇俗之文”。可是改良派震惊和害怕的谭嗣同思想,却为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邹容、陈天华、吴越等人所继承和发扬,章太炎虽痛诋保皇党,而称道谭嗣同的“卓厉敢死”为革命道德。不仅如此,即在五四运动后的二三十年中,他那冲决“与虚空而无极”的网罗的精神,仍没有丧失它的战斗意义,陈伯达同志在一九三四年写的“论谭嗣同”,就不止是为了写历史论文,而是因为他的反抗封建传统的思想仍是现实斗争的武器。可是谭嗣同的思想,一般仅指出他的“革命倾向”或“革命因素,却忽略了他那曲折而显著的民主革命要求,当然由于他的政治实践,从在浏阳倡办新学开始,到喋血宫门,却没有跳出改良主义的圈子,这是他的矛盾,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着改良与革命两条路线的矛盾的反映。     

康有为、谭嗣同的经典观与国学观

在近代哲学家中,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观最为相近。两人的国学研究都以对国学经典的解读为基础,对孔子的推崇也最为契合。无论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研究还是国学理念的建构,都在两人对国学经典的解读中得以贯彻,并且以更直观的形式反映出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观与经典观密不可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人对国学经典的个案解读既构成了其经典观的一部分,也构成了其国学观的一部分。通过比较,既可以直观感受康有为、谭嗣同解读国学经典的不同心态,又可以深刻领悟两人国学理念的不同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