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审查原则

行政自由裁量权作为现代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日益扩张的趋势.明显的越权行为逐渐被隐蔽性较强的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所取代.对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原则也在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基础上增加了合理性审查.合理性审查原则在各国都有不同的标准.以我国在适用合理性审查原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切入点,对我国应采取的合理性审查原则的标准和措施进行探讨,以期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给予更加完善的保护.     

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路径

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法的基本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离不开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遵循的是先分别立法再统一立法的路径。目前在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进程中，我们又在探索一条“先地方后中央”的行政程序立法路径。     

美国行政立法司法审查标准的选择及对我国的启示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启动后,行政立法纳入受案范围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为确保行政立法的合法性,美国选择程序审查的路径,依行政立法程序的正式与否,对应的司法审查标准分别是实质证据标准与专断恣意标准,后者在适用中逐渐发展为从严审查标准。司法审查强度的增加,不仅使非正式程序日益正式化,也造成行政立法的僵化。据此,有必要根据宪政体制下司法的适当角色以及司法以外的审查机制的运行情况,确定司法审查的合理强度。这对于建立中国的行政立法司法审查标准具有借鉴意义。     

西方国家行政立法监督述论

任何国家权力都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这是西方国家重要的宪政原则和社会大众的普遍共识,行政立法权当然也不例外。自19世纪下半叶行政立法制度产生以后,西方社会就在不断探索怎样既充分发挥行政立法的有益作用,又有效遏制其可能的作恶,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和有效的行政立法监督制度和机制,主要包括限制行政立法的范围、明确行政立法的原则、规范行政立法的程序及强化各种监督方式等。     

对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再审视--兼论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

合法性审查原则被认为是我国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按照学界通常的理解,合法性审查意味着人民法院只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一般不予审查。然而,无论是从“合法性”这一概念的理解,还是从行政合理性原则与合法性原则的关系看,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行为都属于“违法”的范畴。我国《行政诉讼法》本身也没有明确排除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相反,其关于撤销判决、变更判决的规定,都反证了人民法院可以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     

论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

司法监督控制是保障行政立法正当性最终的、最有效的机制,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广义的司法审查包括司法机关对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全面审查。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并不能代表全部司法审查,因为它仅限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包括对行政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和合法性审查、对授权法(法律)和授权立法(行政立法)的审查,必然涉及违宪审查的问题,同时也必然涉及行政立法之外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因此,我们讨论的领域不得不适当拓宽。     

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之研究

在对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之功能和国外公众对委任立法的参与和我国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现状研究的基础上 ,可以提出建立我国行政立法听证制度之立法构想。     

论自由裁量权膨胀条件下的“行政合理性”原则——兼论行政合理性原则在现代行政法中之地位

现代行政主要表现为自由裁量行政 ,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膨胀条件下 ,行政合理性原则在行政法中地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系统考察了行政自由裁量权扩大的社会原因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提出、发展过程 ,尤着力探寻讨论了行政合理性原则作为当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法理基础 ,提出在中国现时代的行政法治建设中 ,只有全方位强化、倡导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双重监督与法理性监控 ,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法治才能在实质上得以落实     

行政立法初探

通过从国内外不同的角度对行政立法的基本含义、性质及我国行政立法现状的分析,有助于提出完善我国行政立法的可行性建议.     

知识经济与行政立法制度创新

人类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以它新的观念、新的姿态和巨大威力对建立在工业经济之上的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为了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挑战,努力创造适宜知识经济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必须对我国立法制度特别是行政立法制度进行变革创新。     

论行政诉讼的合理性审查

如何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保证权力的合理运作是当今监督行政权的首要问题。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原则成为行政行为合理性司法审查的主要阻力。应加大对合理性司法审查的必要性认识及制度建立的具体操作,使司法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监督能够进一步完善并真正落实。     

程序正义理念下的行政立法规制

行政立法是行政权扩张的产物,并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然而立法实践中,立法冲突、立法腐败等问题的出现,引起了我们对这一权力运行机制的警惕.正义作为人类社会所追求的一种最为基本的价值理念,一直是人类社会自我完善的道义力量,而行政立法的特点和现状呼唤程序正义理念.以程序正义理念作支撑,搭建一个民主、理性的行政立法法治框架是本文立论的基础,并以此提出:在行政立法的启动阶段应赋予公众行政立法动议权;在行政立法的制定阶段应完善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机制;在行政立法的完成阶段应引入有限司法审查机制等构想.     

坚持行政合理性原则有效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通过采取权力对权力有效控制的方法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 ,这在依法行政的实践过程中突出体现出来     

行政协商制度的合理性证成

行政协商制度作为"和谐行政法律秩序"建构的基础模式之一,是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变革,在体现协商民主理念的同时,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吸纳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价值取向。本文通过论证规范路径的可行性分析,旨在证成将行政协商制度引入行政立法与行政执法等行政程序中的合理性,由此建立起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理性交往的桥梁,实现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论我国行政立法监督机制的完善

行政立法是行政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政法律行为的特殊组成部分。行政机关是立法主体,法律文件大多是行政机关单方面作出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立法程序,行政机关一般都按照自己制定的程序进行行政立法。我国的行政立法监督机制还存在很多问题。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监督行政立法的法律规定,只是通过批准和备案两种监督方式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除此之外,再没有“事前”和“事后”的监督措施。我国目前也还没有建立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行政立法监督机制?第一,强化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审查监督;第二,确立人民法院对行政立法的监督权。     

论我国行政强制立法的价值选择

行政强制之所以存在设定权乱、执行权滥的问题,根源在于对行政强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理解出现偏差。有必要通过对行政强制行使的过程价值与结果价值的挖掘,构建行政强制权的三重价值体系,实现行政强制行使的目标。     

WTO与中国行政立法质量的提高

WTO对中国法治进程尤其是对立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会给我国带来一场深刻的法律制度变革 ,并对立法的数量和质量提出新的要求。为适应加入WTO的需要 ,我国应努力提高行政立法的质量 ,建立起与WTO规则相协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完备的法律体系。     

涉外经济行政立法新论

涉外经济关系是含有其他国际法主体所肯定的具有其法律意义要素的经济关系.涉外经济行政立法是指有权行政机关为了调整涉外经济关系而进行的行政立法.它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具有显著的特征和重要的功能.从法律转化的层面来看,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时代更是涉外经济行政立法的新时代.     

关于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法理思考

行政合理性原则在国内一直地位模糊,主要原因来自理论层面。行政自由裁量行为与羁束行为的传统划分以及形式法制主义观念,使该原则之"理"与"法"的内在联系未受重视,甚至不经意地被割裂。从法理学角度辨析,两者乃具有内在同一性,并且这种同一性恰是合理性原则的要义所在,也是其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真正基点。     

为行政诚信立法

行政机关作为重要的社会活动主体 ,应在提倡全社会遵循诚信原则情况下自己首先做到诚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屡有发生 ,影响极坏 ,因此 ,必须通过立法保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遵守诚信原则。立法应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事经济活动 ,公务员个人行为和公务行为 ,行政管理 ,保护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等几个方面进行 ,对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 :行政机关的经济活动由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承担义务 ,以财政为不能履行金钱义务的执行对象 ;公务员违反诚信原则应清除出公务员队伍 ;公务员对行政机关违反诚信原则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有行政诉讼等充分的救济渠道 ;滥用职权有判定标准 ;行政机关违反诚信原则的虚假、违法行为在撤销权方面应予限制 ,撤销应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