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两种含义及其对法治的意义

古典自由主义时期 ,自然自由和社会自由的分类已经被明确提出。自然自由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自由 ,自然自由强调自由的平等性 ;社会自由是经过理性妥协和制度限制的自由 ,社会自由强调自由的权利性。从自然自由到社会自由就是使自由由价值形态转变为权利存在 ,这个进步在人类自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明确自然自由和社会自由的不同含义 ,对于法治具有重要意义 :以价值形态的自然自由为出发点 ,以权利存在的社会自由为制度核心 ,能够造就法治传统 ;宪法是自由的宣言书 ,自然自由体现为价值预设 ,社会自由表现为权利安排 ;自由既是目的 ,又是手段 ,法律制度对自由的限制应具有正当性和适宜度     

法治核心价值理念的生成及其深层动因

西方法治思想内蕴人类的自由精神,体现人的尊严与价值.在西方法治理念演进的历史上,从法治自由价值理念的萌生,到以个体自由为核心的法治价值的突显,再到现代西方法治因对人性的背离而产生的危机,都与人自身的发展有必然的联系.从人自身发展角度上审视法治核心价值理念的发展,可以看到其演化的深层动因.人类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催生了法治的萌生,人类个体自我意识的生成促进了西方法治核心价值理念的生成与发展,人类理性的过度膨胀使得现代法治危机重重.如何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层面走出困境则成为西方法治发展的当代命题.     

当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价值及培育

法治在当代早已成为一种全球性话语,但中西方法治观念在"历时性"和"共时性"视野中的差异直接导致中西法治践行的分殊。法治观念之于中国法治社会的生成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意义。它既是中国法治进程的本土根基,也是一种黏合剂,同时还将起到一种催化的作用。重视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法治观念的培育,既是基础性的,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与现实不断互动的过程。     

卢梭自由的丧失和重建——论卢梭的自由观及其当代价值

卢梭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自由问题占据了他思想的核心地位。他将自由看做人的本性,在对自然状态下人的孤独平等的自由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后,揭示了奴役和私有制的出现是人们丧失自由的根源,并进一步提出了在社会状态下如何重建自由,使人们获得真正的自由的构想。他的自由思想也有着超越时代的感召力,对于今天我们的政治理论建设和实践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当代中国六大法治主题的形成、逻辑和价值

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伴随着民主政治诉求、市场经济转型、政府改革、执政党建设、社会建设以及文化强国的战略而一同向前推进的.在这一进程中,法治开始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政府、执政党、民生、文化深度结合,由此形成了民主法治、法治经济、法治政府、依法执政、民生法治、法治文化六大法治主题.六大法治主题的形成与演变体现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整体性逻辑,表明当代中国重要的社会关系已被纳入法治轨道.这六大主题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着力点.     

政府价值治理中的法治观及其实现

政府价值治理是立足政府治理实践而萃取的一个描述、分析性概念。政府动用公共权力、财力等资源进行价值生产、动员、整合等活动中的法治观问题,成为“价值治理”理论迈向深入发展的一个前置性议题。当前宪法法律上的核心价值观条款昭示了“民主+形式合法性”版本的形式法治观,它可以为政府价值治理供给具有较弱合法化论证能力的“薄规范”。但政府价值治理中“整合+权利”版本的实质法治观具有理论和现实层面的优越性,它能够提供正当、持久的“厚规范”支撑。为了更好夯实政府价值治理的实质法治观,可以从宪法价值环境、法律规范化建设、行动模式等方面着力推进。     

邓小平法治思维的当代价值

邓小平的法治思维倡导法律的至上权威,主张通过集体领导和权力下放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强调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并崇尚从制度方面解决各种问题。对于当前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邓小平的法治思维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     

《共产党宣言》的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法治是现代政府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共产党宣言》的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法治要义在于它是体现阶级意志性的良法,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变化是法治的生命力,法治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的,法治全球化助力国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法治理念在当今中国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其当代价值在于恪守以人为本,体现人民意志;坚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构建共同体,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培养全球格局,营造法治地球。     

论法治与德治的内在统一性

道德与法律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不论是其体现的人类理性还是其价值功能都具有内在统一性,这是德治与法治的内在统一性的根基;坚持法治与德治的实践统一性,既是实现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的关键,也是国家治理的必然趋势。     

法治的实质: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

人是自由的存在物 ,也是遵循规则的存在物。自由和秩序的需求源于人类本性 ,人的个体性彰显为自由 ,人的社会性体现为秩序。法治是法律运行良好的“法大于权”的生活方式 ,法治的核心价值是自由 ,法治的基础价值是秩序。法治的自由与秩序价值难以在静态中达到平衡 ,法治的实质是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     

论法治社会中的司法自由裁量权

有的学者认为法治社会与司法自由裁量权有相互冲突的一面 ,并以严格法治主义的名义试图排斥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本文论述了司法自由裁量权在法治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必要性 ,探讨了在维护法制权威的前提下 ,如何使司法自由裁量权在最合理的范围内存在并能够最公正地行使 ,依法制约其随意性 ,使其为健全法制、完善法治社会而服务     

中国梦的法治思维逻辑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法解读中国梦的基本蕴涵,它应依循、并践行着生态之梦助成生态文明、廉政之梦趋向政治文明、民生之梦蕴含制度文明、法治之梦诉求法治文明、人权之梦追求人类文明等基本思维逻辑的持续展开;让法治成为信仰,让文明成为常态;在法治实践中,中国梦是生态的更是人文的,它是政治的更是民生的;这一法治之梦的愿景是接地气、可持续、能长效的,它的实现关乎民生之本、政体之基、生态之源,具有实在的法治价值和践行的社会意义。     

哈耶克法治思维的当代意义

哈耶克的法治思维强调实然之法与良法的区分,倡导良法的至尊地位。他认为良法必须具有自发性、抽象性、稳定性、平等性和否定性,主张用良法限制一切权力。哈耶克的法治思维对于当前我国提升法律的权威性、把反腐败的重心转移到权力结构的科学化建设上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目标及实践路径

一、法治文化的概念及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关于法治文化和法治文化建设,学术界和法治实践中有多种解释。笔者认为,法治文化是指公民内心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及其价值追求。它是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法律保障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和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持有并遵循的以法律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法治文化建设是法制宣传教育深入     

全球化与法治国家的历史演进--国内与国际的连接

一、历史阶段:前法治国家、法治国家、后法治国家依据英国学者赫尔德在《全球大变革》中的观点,全球化大体经历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阶段,而与它们相适应的法律形式可以分别确定为前法治国家、法治国家和后法治国家。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和组织形式随着经济和技术条件的发展有一个逐渐扩大的趋势,从本土到国家到全球,其中每一个进步,都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主要依靠畜力的前现代人们生活的领域一般不可能超出本土,民族国家的产生与工业革命和机械化大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全球化和信息产业的出现息息相关。但是,这并不是说,…     

人的价值及其实现

探讨人的价值问题对于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和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从人的价值的内涵、显著特征和根本及其实现途径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人的价值的根本在于创造和贡献,在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从自由到权利:康德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

康德政治哲学的突出特点是他为近代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即自由的绝对性。人作为自由的存在者,其自身就是目的,当他在社会生活中展示出自己作为自由者的身份时,自由就外化为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绝对权利。这种权利属性是个人一切其他行为的基础。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就在于维护和保障个人的这种不可剥夺的、绝对的自由权利。     

演进的法治

20世纪末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也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 2 1世纪的中国 ,尽管法治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 ,但“依法治国”的信念却是不能动摇的。如何从各方面加速法治的进程 ?如何处理法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本刊特邀六位法学界的知名学者 ,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公丕祥认为 ,应该凭借自身基于本民族需要和条件的创造性行动来创设现代司法文化与制度。徐显明认为 ,2 1世纪中国法治的发展 ,将取决于我国平等权、财产权、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这五大权利群的整体进步与发展。卓泽渊认为 ,改革与发展、冲突与互动、和平与稳定将是影响中国法治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外在因素。徐祥民认为 ,在当下中国 ,选择的法治只有经过一个演进的过程、尤其是宪法的良性运行和公民法律文化的建设 ,才能成为稳定的、良好的法治。温晓莉认为 ,实现现代法治价值 ,建立一个符合法治精神的宪法制度框架 ,并在充分肯定法治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 ,将法治与德治、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 ,是 2 1世纪中国法治建设的主题。赵正群认为 ,公民的得知权及与其相应的政府说明义务构成了政务公开政策的法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