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背景下政府组织管理理论与模式的变革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中国政府组织理论与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必须对理论进行创新,对模式进行变革。创新与变革的基本思路是改变传统的以官僚制为基础、全能型、封闭式的组织理论与模式。即在理论上,建立与经济全球化要求和行政体制改革相适应的中国公共行政管理组织理论体系;在模式上,构建基于提高政府竞合能力和公共行政效率的开放式的企业化政府运作模式。     

论行政发展的双重困境

作为公共行政的组织基础,官僚制对于公共行政具有管理、政治和伦理的意义.以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和谐为目标的行政发展需要对官僚体制在上述三个维度加以完善以及实现三者的和谐统一.行政发展的困境就是官僚制自身的组织缺陷在管理、政治和伦理三个维度上的集中体现;同时,官僚制的公共性特征导致在管理、政治和伦理这三个维度之间也存在着内在逻辑困境.这构成了行政发展的双重困境.     

追求高层次的社会公平：中国行政发展的目标

追求高层次的社会公平：中国行政发展的目标谢贻富现代政府，是指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为适应现代国家管理职能的要求，依照民主和法律程序组成，采取现代组织形式和现代管理方式，稳定政治、巩固政权、推行政务、治国兴邦、组织民众、管理社会的国家行政机关。革命导师恩格...     

民主行政:价值·框架·生态环境

在当今各国的公共行政改革中 ,民主的价值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民主行政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建立参与型的公共行政决策架构 ,实施程序化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 ,推行竞争性的公共服务机制。民主行政运作所需要的社会生态环境是 ,以法治为保证的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的培育和以公开为前提的社会信息传播机制的发展     

我国实行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制度规范。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宪政民主政体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实施行政问责制是推进民主政治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实现高效廉洁的必要基础,因此推行和完善我国政府的行政问责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我国行政问责制还面临诸多困境,主要有:问责主体缺乏法定明确性,异体问责相对薄弱;问责的法律体系不完善,缺乏强制力作为保障;政府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政府信息公开的有限性。为了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政府就要转变行政理念;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制度体系;构建权责一致的行政问责制度;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     

深化发达县(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县级行政管理体制在我国整个国家行政体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行政层次和行政地位。在政治管理上，县是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的结合部；在行政管理上，县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在经济管理上，县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由于县的这种地位，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县级经济市场调节比重大、受计划影响较小的实际状况，使得县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了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而发达县（市）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其实践与经验对发展中的县（市）具有明显的指导作用。因此，研究经济发达县（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分析其经济社会环…     

民主之困局与出路——对中国政治改革经验的反思

民主是一种世界性进程和世界潮流,民主政府已被视为可接受的合法政权形式。但民主必须是宪政的,即必须通过宪法和法律对社会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实施有效控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民主,才是合理的。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民主化包含双重任务——控制政府与规制民意。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进行政治改革,按照宪政民主的要求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推进着民主化的进程,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并积累了宝贵经验。面对民主化需要继续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国政府应积极推进政府创新来拓展有效的政治发展空间,寻求和培育新的制度生长点,逐渐建构一种能够应对民意挑战的政治体系,这样才能化解来自民主化等方面的压力,走出民主的困局。     

当代公共行政改革的目标趋向与价值选择

公共行政改革浪潮席卷欧美和大洋洲国家。它所带来的思想观念、管理模式对传统科层制的挑战显示了当代公共行政改革的成就及其基本目标趋向。文章指出,传统科层体制难以适应以信息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要求。在公共选择、管理主义等理论的影响下, 以“掌舵而不划桨”等为内容的各项变革逐渐成为公共行政改革的主流,由此而形成了市场、灵活、参与和放松管制等四种主要模式。它们在组织结构、人事管理、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价值选择,以及所暴露出的问题,对于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制定和具体实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转型期公共行政模式的变迁--由管制行政到服务行政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对公共行政的理念、规则乃至职能的履行模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公共行政的变革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也在推动公共行政模式由管制行政走向服务行政。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意味着要转变行政理念、扩大行政主体以及变革管理方式。在为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变迁提供制度以及组织保障的同时,也要警惕行政对民众权利的侵犯、政府对应有职责的放弃等服务行政“异化”现象的发生。     

当代民主建设:制度移植的风险

当代民主建设主要是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制度转型。政治学借鉴经济学和医学研究将这种制度转型称为"制度进口"或"制度移植"。目前西方制度移植研究主要聚焦在被移植国的制度构建上。西方学者不仅关注移植西方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可能性,而且研究制度移入对象国的具体形式。现有西方研究多数指出民主和宪政是冲突后国家建设的核心,不仅有利于民族国家重建,也有利于与邻国建立和平关系。不过,部分西方学者指出,小布什政府强行推进西方民主践踏了全世界人民对民主的信任,损害了美国作为民主"推进者"的形象。美国应该反躬自省,加强国内民主建设。原苏东地区国家的民主建设面临三重挑战,现有研究对这些挑战的论述过于简化。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必须考虑"接受国"的自身特征和历史传统。     

从比较公共行政研究看战后日本行政体制特征——兼论90年代日本行政改革的特质、意义

比较公共行政视角下的战后日本行政体制具有明显的特征:以国民主权为基点的现代行政体制的民主性;国会制定和健全行政法律,使行政体制的法制性得以增强;以民主性、效率性为目标的行政体制变革性;在国家目标设定上体现出的中央政府行政官僚组织的主导性、能动性以及优越性。省厅体制改革打破了官僚制组织所具有的强烈自律性或稳定性结构。地方分权改革措施具有了提升地方政府决策和执行的自律性,改变地方政府以往作为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的角色定位,以及向日本宪法所倡导的作为完全自治单位的地方政府回归的积极作用,创造了变革长期以来的中央优越集权体制、统治结构和战后行政体制的基本契机。     

新公共管理: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趋势

新公共管理是８０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之一。它以现代经济学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强调文官对社会公众的响应力和政治敏感性，倡导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行政环节上实行更加灵活、富有成效的管理。新公共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不无借鉴意义。     

从赋权型到保障型——吉登斯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思想研究

吉登斯认为,国家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行为者,要在民主体制内进行政治变革——由赋权型国家向保障型国家过渡。赋权型国家更多的是发挥民众和社会团体等的社会自治作用,保障型国家则着重强调国家和政府的主导地位。赋权型国家虽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保障型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气候变化要求政府在自由民主的政治框架内加强管制和监督。保障型国家必须实现多方合作,包括民主政府和威权政府之间的合作,保障型国家与民众、非政府组织合作,凝聚各方力量,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国有企业改革与国家政治─行政体制变迁

在传统指令性政治—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身份及其行为从属于国家党政权力组织的正式序列，企业缺乏在国家计划之外自主发展的能力空间，同时也为政治—行政体系的运行制造了障碍。从１９７８年起，国家政治—行政体系开始放松对国有企业的垄断性权威控制，并逐步确立了国家和市场的双重不完全规范机制。在国有企业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中，对产权的合理处置是核心问题。中国国企改革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对绝对产权和相对产权作了比较明确的界分。在此基础上，国家政治—行政体系完成了与国有企业“权力共享”的变革：一方面，政治—行政体系向国企管理者进行权力的功能性委托；另一方面，政治—行政体系最大限度地滞留权力。国企改革引发了国家政治—行政体制的积极反应，并通过市场自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努力，实现了政企之间切实可行的权力平衡机制。中国国企改革与国家政治—行政体制变迁的事例，提供了一系列经验性的有效启示     

韩国金大中政府行政改革的成效及特点分析

1998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大压力下,为迅速克服金融危机,韩国金大中政府在公共行政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综合性改革。实践证明,金大中政府的行政改革对韩国迅速摆脱经济危机和政治信任危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在阐述韩国行政改革的主要举措及成效的基础上,对影响改革成效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总结,进而为我国政府的行政改革提供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的宝贵经验。     

中国转型时期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必要性探析

中国的公共行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也要不断地进行相应变革,但在转型期所存在的体制的不完善和行政主体行为的不规范所引发的诸多公共行政的问题,尤其行政伦理失范,已成为公共行政发展中不容忽视且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行政的发展和完善为目标,主要从“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有机统一的有效途径”、“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之必需”和“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提升行政素养,塑造行政人格的重要措施”等三个方面,简要分析来说明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建设是我国公共行政走向“面向现实、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重构政府价值与制度——实现中国梦的制度逻辑反思

中国目前基本的制度框架包括三个层次：宪法层次、法律层次、行政法规和规章层次。从制度本身的性质来说,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政治行政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相始终的渐进过程,但在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制度性问题,特别是社会转轨时期容易产生的＂制度漏洞＂问题则亟待通过制度安排认真解决。中国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必须依据宪法和社会发展现状有计划、有步骤和渐进式地进行。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基本上分为三个层面：价值理念、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是建立＂人民政府模式＂,强调＂规模适度化政府＂,这是由中国社会现实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是提高政府效率的基本因素。我国社会主义公共机构的民主化制度建设将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     

论公共行政体制改革面临的文化支撑缺失问题

随着"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兴起,政府改革取向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已成为全球趋势。当前我国取向现代公共行政的政府改革,在行政传统和价值理念上缺乏现代公共行政体制运行所必需的文化支撑,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在缺乏现代公共行政所需要的文化理念、制度理性和公平意识。     

发展中国家社会与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个国家在建立了民族国家或刚刚独立以后，面临着社会与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问题。战略选择中有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即发展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政府体制。民族国家建立以后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目标是由思想解放、经济增长、政府能力、政治稳定、公平分配、公民政治参与组成的目标体系；而可供选择的政府体制有民众主义的、传统主义的、集权主义的、集权技治主义的、集权与民主相结合的和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体制。一个刚刚独立的民族国家对发展目标的选择，首先是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政府能力的提高，其次是社会公平，最后是公民政治参与。与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相适应，在政府体制选择中首先是选择集权主义的政府体制，以后依次是集权技治主义的政府体制、集权与民主相结合的政府体制、民众主义的政府体制     

人性化公共行政理念的重构

公共行政理念在百年公共行政理论的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将直接决定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必然决定公共行政实践活动的方向.从"执行行政人"、"官僚行政人"、"有限理性行政人"、"理性经济人"的发展理路进行反思,它们都只是从一个简单化的层面意义上揭示了人之本性的内核,进而从认识论维度构建起人的完整体系--心理、精神到行为."完整行政人"是要将此种理念具体为行政制度及其发展过程中的行动,追求"完整行政人"是对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行政人人性缺失方面对公共行政理论进行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