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十八世纪的卫藏战争

十八世纪的《卫藏战争》是西藏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著名的西藏首领颇罗鼐即是在这次战后被清廷封为贝子,总理全藏事务的。在他执政的二十年间,“遵奉谕旨”,“克尽忠诚”,加强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促进了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使西藏地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和繁荣。颇罗鼐之所以能够成为西藏历史上煊赫著名的藏王,是与这次战争有密切关系的。本文拟对这次战争进行初步探讨,以抛砖引玉。     

论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政策

公元13世纪,西藏已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公元17～18世纪,清王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掌权时期,更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全面行使了对西藏地方的管辖权力.西藏地方事实上是一个行省.西藏地方政府完全隶属于清朝中央政府.本文试图就清代中后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政策进行探索,总结一些历史经验教训,并通过历史事实说明西藏地方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清朝中央治理西藏地方政策的制度化和系统化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设立驻藏大臣办事衙门,派遣驻藏大臣总理西藏事务,是     

中国藏学出版社新书简介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 一部全面、系统地公布有关历史档案的大型文献——《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隆重推出。 本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计划期间重点研究项目《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问题的研究》的成果之一。此项课题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织承担,并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合作编辑。 该书共选辑档案史料3200余件,以元代、明代、清代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     

民国时期出席全国性政治会议的西藏地方代表

中华民国于1912年元月1日成立后,效仿西方诸国,实行三权分立,议会、政党应运而生。在“五族共和”的旗帜下,藏族及其它少数民族亦参与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在议会和政党中占有一席地位。尽管帝国主义分子在西藏问题上绞尽脑汁,使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出现裂痕,但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并未中断,西藏地方代表也较为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民国初年,国会参众两院即有西藏地方代表。以     

对国民政府后期治藏政策的再分析——以五世热振及沈宗濂关系为中心

五世热振活佛是近代西藏历史上一位倾心内向的活佛,曾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改善做出过贡献,并戳破了英国人在“西藏问题”上苦心经营的“道德”形象,但热振辞去摄政职务时,国民政府对此的反应却是轻慢的。当１９４２年“外交局”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在治藏政策方面进行了调整。沈宗濂作为蒋介石属意的官员出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曾积极投身藏事,改善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对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发挥了较大影响。但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西藏地方发生了若干事件,国民政府却无所作为。对此,沈宗濂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然而在沈宗濂态度转变的背后,更本质的原因则是国民政府的消极治藏政策。     

隆吐山设卡之争及其对清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影响

19世纪中后期,英国殖民主义者以“传教”、“探险”、“游历”等方式对我国西藏进行侵略渗透失败之后,为尽快打开西藏的门户,使西藏尽早成为英属印度殖民地的一部分,于1886年英帝国主义擅自划界,并将西藏地方政府在隆吐山设卡进行防范的行为指责为“越界”,任意增兵挑衅,以挑起战端。这一事件,不仅使西藏地方很快陷入了英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侵藏战争的“泥淖”中,而且对离间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及增加彼此的隔阂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国政府任命的西藏办事长官——以陆兴祺研究为中心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央政府更替,中华民国取代清朝后,西藏的地位为新政府的宪法所确立.民国政府通过任命西藏办事长官等,显示对西藏拥有主权.民国元年,北京政府任命西藏办事长官钟颖.民国2年,驻印华侨陆兴祺继任护理驻藏办事长官,虽然由于英印政府阻拦等原因未能入藏,但他仍然成为民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班禅等西藏地方政教力量联络的中间人,在反对“西姆拉条约”等过程中,积极为政府建言献策.文章利用已公布的档案及相关资料,主要围绕陆兴祺在民国初期涉及的西藏事务,考察北京政府时期设立的西藏办事长官等职官沿革,讨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等问题.     

清朝西藏地方政府官印的使用特点及相关问题探析

结合盖印档案、印章实物及文献史料，对清朝西藏地方政府官印的使用及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后认为，清朝西藏地方政府所用官印可分作中央政府封授、西藏地方制作和明朝遗存旧印三大来源体系。其中，中央政府封授官印与西藏地方自制印在使用过程中，它们的使用场合、受用群体、钤盖载体，以及发布公文权力的来源和文告的行政措辞都有比较严格的规范，并且二者形成鲜明对比；明朝遗存旧印是西藏特定时代背景和政治格局下的历史产物，其使用特点与清早期西藏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上述问题的讨论，对于认识和理解清朝西藏地方政治制度以及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清代西藏地方兵制考

清朝驻兵西藏,是中央政府行使主权管理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加强对西藏地方兵制的完善和管理,也是中央政府行政体制中的重要一环.文章通过对清代西藏地方兵制的体制分析,从中揭示出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及其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作用,使后人对西藏地方兵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民国时期西藏独立论质疑

从史实来看,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腐朽的封建统治,翌年在拉萨发生了“壬子事变”,即西藏方面驱逐清朝在藏统治势力。之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困难和曲折,这些困难和曲折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西藏与中央政府政治关系的松驰。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困难和曲折,无疑是一个较为复杂和棘手的问题。之所以复杂和棘手,是因为那个时期西藏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在表面上存在游离性。这种状况往往很容易使人们因政治立场、角度乃至文化的差异而得出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一个核心的、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是:在这期间西藏是否获得了独立?     

清朝用兵驻兵西藏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影响

清代用兵西藏是清治藏方略的重要内容,驻兵是用兵之后清政府在西藏进一步开展政治、军事工作的继续与发展。文章宏观地分析和研究了这一重要历史进程及其特点和影响,认为清代用兵驻兵西藏是清政府管理西藏地方过程中形成的一项制度,直接体现了清朝对西藏行使主权的力度和层面,其意义深远。它保卫了边疆、巩固了国防、安定了西藏、推动了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促进了西藏地方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积极发展,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西藏地方的见证 元代“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管见

<正>元代，为了巩固和加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朝廷曾授予西藏主要僧俗首领以各种头衔、名号，并颁赐给西藏地方数量众多的印章。如今在西藏博物馆的展厅中，就陈列着一枚弥足珍贵的元代印章传世品——“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龙钮玉印。这枚印章，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西藏地方的重要历史见证，实证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该印为青玉质，质地细腻温润，印文为八思巴文所书“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面长12.4厘米、宽12.1厘米、高11.4厘米，重3.27千克。其上部为龙形钮，     

西藏:“历史与现状”学术讨论会综述

今年5月23日,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签订四十周年纪念日。3月17日至1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中国藏学杂志社联合举办的“西藏:历史与现状”学术讨论会上,北京的60余名藏、汉族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就“十七条协议”签订的背景及其伟大意义、西藏的历史及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史、西藏当代经济、民族团结、藏学研究以及所谓人权等问     

国民政府化解尼藏战争危机的历史意义

近代史上,英国侵略我国西藏的图谋层出不穷,手段不断变换,1929年底和1930年初,尼泊尔与西藏因为某些细小事物发生纠纷,英国见有机可乘,暗中唆使尼泊尔入侵西藏,战争一触即发。国民中央政府识破了英国的图谋,派员入藏和遣使尼泊尔进行劝慰和调解,促成双方弭兵和解。通过此事,国民中央政府加强了与西藏地方关系,在无形之中,使英国侵略西藏的图谋,又一次破产,保护了西藏的安全,进一步密切了西藏地方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刍议——“蒋介石致十三世达赖喇嘛书”撰写时间探析

自元代中国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地方实行有效管理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在主权管辖上一脉相承,中华民国时期亦是如此.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为改善与发展同西藏地方的关系,制定过许多政策和措施,体现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紧密联系,也体现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主权隶属关系.     

论清末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和政局的动荡,清政府在西藏地方的统治进一步削弱,尤其是它在西藏的内政外交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客观上刺激了西藏地方政府向外国寻求政治依靠的倾向.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自元朝以来所形成的传统隶属关系一直没有改变.     

清代西藏的历史及其特点述要

清代,西藏地方藏传佛教格鲁派占据统治地位,"政教合一"制政体和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贯穿这一时期的整个历史.在清中央政府多层面的管理下,西藏地方各个时期的政教建制和沿革等方面都突出了清代的变化和特点,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西藏人民为国家的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总揽此段历史,认识其特点,对清代西藏地方历史及社会的深入研究均具意义.     

1921年西藏新派驻京僧人述论

历史上,西藏驻京僧人的主要职能是传播藏传佛教,协助处理政教事务。民国时期,因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原有的许多沟通渠道不通畅,因此,驻京僧人成为沟通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主要渠道,其政治职能大大增强。在1920年后的十多年里,顿珠汪结、楚称丹增和降巴曲汪等西藏新派驻京僧人往返于北京、南京与拉萨等地的一系列活动本身,即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保持关系的明证,具有积极意义。在这一时期,西藏地方多次按例选派僧人赴京任职,客观上维护了中央与西藏地方间的关系。     

驻藏大臣温宗尧筹藏试探

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在西藏任职只有一年两个月,他在筹藏策略方面与驻藏办事大臣联豫产生较大分歧。温宗尧筹藏最令人注目的行动,是与西藏地方上层统治者谈判,并达成七条协议。此协议不被联豫认可,亦最终被清中央政府否决。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十三世达赖出走拉萨,得知消息的温宗尧建议联豫迅速采取行动进行阻拦,这反映了他筹藏时还有强硬的一面。温宗尧《咨请川督代奏维持西藏大局折》,对当时西藏地方所面临的英、俄两国威胁与侵略的形势,均有相当准确的分析与判断,这与他关注英俄对西藏地方博弈情形及通晓外交有密切关系。     

从西藏灾异档案看清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援助——兼论藏汉官道所反映的藏汉关系

在西藏历史档案中,有一部分属于非常特别的灾异档案,它们除了记载水灾、旱灾、雹灾、虫灾等,还涉及了旧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档案还记载了清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灾区的大力援助,深刻地反映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