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亮思想的特质及其意义

迄今为止,在中国哲学和思想史研究中,对陈亮思想的特质及其意义的认识仍然很不够.本文通过对陈亮思想中的"理欲统一"的道德观和"义利合一"的价值观等几个基本特征的阐述分析,表明了陈亮作为浙学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其事功之学不仅具有地区性的意义,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且它也已超越了传统儒学泛道德主义的化约论立场,因而不能简单地归入到传统的儒学系统中去.陈亮之学开创了在宋儒注重道德心性修养的价值关怀之外,构建新的思想范式的途径,同时又以其所具有的丰富蕴涵和思想特质,极大地丰富了浙江固有的历史文化精神,形塑了浙学的优秀传统.     

陈亮与义乌

陈亮的传奇人生在国家、时局危难之际演绎,义乌诸亲友亦在其人生轨迹之关节点上发挥影响,并成为某些思想主张的现实启示.本文从陈亮与义乌妻族、友人、门生建立的深情厚谊以及他参与地方事务的实践活动等方面展开,揭示陈亮在义乌这块平凡而神奇的土地上结下的情缘,更深层次地认识思想家与其现实人生经历的关联,拓展地方历史文化研究.     

陈亮的反理学思想和"朱陈之辩"

陈亮是南宋事功之学的著名学者,其反理学思想的形成,既继承和发展了早期事功学者的有关观点,又与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发展道路密切相关.随着理论思考的不断深入,他对理学的态度也越来越激烈,最终引发与朱熹的辩论."朱陈之辩"主要围绕对"道"的理解、"王道"与"霸道"、义理与利欲、成人之道等问题展开,反映出两人在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的理论分歧.这场辩论是事功之学和理学两种思潮尖锐对立的一个缩影,其实质是双方对社会现实看法的差异和新的历史环境下对儒学的不同改造与发挥.     

时势与公理:陈亮政治思想中的法度观

陈亮的法度观体现出时势性和公理性两个基本特征,并构成事功主义政治思想的重要前提.作为历史解释的中心范畴,法度表现出因应时代情势而发展的历史主义精神,并试图符合至公的价值目的.法度的公理性主要在于对私性的规范和制约,尤为适应了远古社会之后复杂分化的人类情性.这种体现人为正义的制度安排在现实发展中透露出一种非完美性,需要纠治法度主义的弊病.同时,陈亮透过对祖宗之法的诠释探索积极改革的善治之路.在近世早期,他代表了法度思考的一种高度发展形态.然而,印使像陈亮这样重视法度,究极而言都难以真正认同一种完全客观自行的法度机制理念,并且不能割舍对于人类积极道德能力的乐观主义信念,从而无法摆脱法度与道德智慧之间的紧张性.     

陈亮事功伦理思想探析

陈亮是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以义利观为核心的事功伦理思想独树一帜,勇敢地站在了当时的“显学”———理学的对立面。本文试从陈亮事功伦理思想的核心、理论基础及终极目标来分析陈亮的伦理思想。     

区域人文环境视野中的商办浙江铁路

清末商办浙江铁路之所以能在"造端甚宏,收效甚鲜"的中国商办铁路史上脱颖而出,成为全国"商路之冠",良好、独特的区域人文环境因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该企业同时运作于上海和杭州,企业的决策者大都为旅居上海的浙籍绅商,他们既深受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浙东学术传统的濡染,又历经"兼容开新"、拼搏进取的海派文化的洗礼,无论是商办信念还是经营方略,均显得卓尔不群.同时,由于文化传媒的推波助澜,使企业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精英努力与社会力量形成良性互动,并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历史合力,推动着浙路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浙东与浙西:浙江学术的区域分布及特点

浙学是近几年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笔者认为,认识和研究浙学应该是多角度的,也应该是更深入的。共性与个性的道理在浙学研究中同样适用。就研究浙学而言,浙学的共性既是建立在与其他省区学术特性的区别之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本省区内各个区域的学术特性(个性)之综合的基础上的。认识浙江学术在各区域的量与质的分布及其走向,对更深入地认识和研究浙学是有助益的。     

从胡铨、陈亮的上书看南宋初期文人意识

南宋文人中,涌现出胡铨、陈亮等一大批积极进言的忠臣义士,这是个奇特现象。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两宋皇帝右文纳言,激发出士人狂热的淑世情怀和直言勇谏的人文正气;二是南宋偏安江南,朝廷软弱,国难当前,士大夫进取之心尽倾于抗敌复国之理想,以忠义之心而狂直忠谏者,前赴后继。胡铨和陈亮只不过是这一时代中勇往直前的两个典型。     

总体性辩证法下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融合及其实践语境

既有对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的理解大多强调二者的区别,并执着于某个领域性或行业性的特殊考察,尚未在工匠学理路上关注它们之间的共通性和互动互释的内在关联。为此,有必要在总体性辩证法下将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的融合问题课题化,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语境分析,不仅在理论一般意义上逻辑地阐明何谓科学精神、工匠精神以及二者的融合,而且历史性地说明新时代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实践融合的必然性、紧迫性及其所具有的塑造物与塑造人、成物与成己的双重功能。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是提升劳动者科学素质和工程素质的关键,共同构成职人伦理的灵魂和最高境界,只有将二者内在地统一于主体的劳作和生产实践过程中,合内外之道地求真向善臻美,才能既实现组织的创新发展,又促进个体从“知之者”到“乐之者”再到“是之者”的劳动辩证法的历史展开,让实践主体在“去存在”的道路上成为“技艺型新匠人”,在总体上开显出生命力量与劳动意义。     

企业家精神与精神扶贫

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对于深入推进甘肃省放管服改革,大众创业,抢抓一带一路和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务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深化精神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同样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陈亮:用诗歌“发声”的农民诗人

正诗人这个称呼,在当今快节奏、物欲横流的社会,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毋容置疑的是,人们需要精神世界的慰藉,人们的心灵需要文学、诗情、艺术的滋养,人们的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在青岛,除了专业作家、诗人,在网络上活跃着相当数量的草根诗人,其中中国十大农民诗人陈亮是其中的佼佼者。     

梁启超、梁思成的建筑意播种与传承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面向国民与社会的科学文化和民族精神传播。他所理解的"建筑",作为表达"强国新民"的政治理想和复兴民族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深刻的人文性和民族精神;通过人文精神的建筑教育,他引导儿子梁思成、儿媳林徽因共同走上了开创中国建筑历史的研究之路,赋予他们作为建筑师的自觉的民族意识和凝聚历史感的时代关怀。     

梁宗岱诗学与中国艺术精神

在中国近代逐步走向开放、大批学者纷纷转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背景下,梁宗岱作为一个对中西文化都有很高修养的学者,他在文学批评中却时时渗透出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笔者认为,梁宗岱诗学中的中国艺术精神主要体现在:在哲学层面他的诗学受庄禅哲学的影响,在文学批评的范畴和概念上受中国传统文论的影响,在批评话语的选择上也借助了中国传统批评话语的形式和方法.     

梁晓声,重拾“知青岁月”

6月,电视剧《知情》在央视一套热播,同名长篇小说也同期面世,四十多年前那段纠结着青春与创伤、理想与摧残信仰与幻灭的岁月再次震撼呈现.作者梁晓声应邀来青,与岛城知青见面,并向媒体畅谈作品背后的故事.     

行走在变与不变之间——近访摄影家梁达明

1960年梁达明生于中国沈阳市 1981年就职于沈阳"生生"照相馆,开始学习摄影 1990年 "我的未来"获全国儿童人像摄影大赛金牌奖     

康德美学的宗教精神与道德精神

康德认为审美可以沟通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把人引向“最高的善”。这思想脱胎于基督教,是经由舍夫兹博里和哈奇生的美德伦理被康德吸取到他美学之中的;而另一方面,康德又通过对“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命题的深入阐发,把审美引向美德伦理和新教伦理,以求在这个神圣的东西遍遭亵渎、日趋消解的时代,使个人的精神生活保持一种神圣的感觉,以维持自己生活的圣洁和人格的尊严。     

公私之辨:从梁启超到梁漱溟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的主要道德形态以"私德"概括,同时认为中国人亦有"公德"观念.他对中西的公私观念不做区分,原因在于他对"公德"的目标即"群"的关注只着眼于它的效果,而对其类型未进行明确的辨析.梁启超提倡的"公德"受效果论的影响,强调尽己责己,这与"公德"是"私德"之推的结论相关,最终使得公德、私德这一分析框架回到传统的问题结构.国家作为重要的"群",是梁启超"公德"观念的最终目标.梁漱溟以理势观作为方法论,认为公德观念产生于现代西方有边界的团体之中,他区分了中国与西方各自的公私观念及产生背景,在此基础上,将团体建设作为培养"公德"的入手处,并认为,以无边界的天下作为公的视野是中国思想的卓异之处.从梁启超到梁漱溟对公私之辨的回答体现了中西思想交流中方法论的渐趋成熟,对其进行归纳总结,有助于我们理解建立在连续性与创造性基础上的中国思想史仍有启迪意义.     

导夫先路:梁启超与“古史辨运动”

在一定意义上,梁启超应该被视为"古史辨运动"的导夫先路者之一。在"古史辨运动"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古史辨运动"中的主要学说,还是共同讨论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甚至《古史辨》相关几册的编辑,均与梁启超的相关撰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一事实的挖掘,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古史辨运动"的"学源"问题及20世纪20年代的梁启超在"新汉学"中的角色定位问题。     

梁启超与印度文化、印度文学

梁启超既是我国近代最早的较为系统地研究印度文化的学者 ,也是最早进行中印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他的许多研究成果 ,对后来的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提出的翻译文学的概念 ,对比较文学中翻译文学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本文从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了他对印度文化、印度文学的研究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