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历史写作的文化关怀

张宏杰的历史写作具有一般通俗历史好看好读的特点，用传奇化的文学叙述讲述帝王将相的传奇人生。但是，他的历史写作不“麻辣”、不“搞笑”，而是将历史写得沉重，发人深省。这背后渗透着作者强烈的文化关怀，是一种为“启蒙精神”招魂的历史书写。当然，其利弊也存乎其间。     

论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真实理论的发展

历史文学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样式。由于它取材于历史生活,以一定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因此自古以来即和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历史文学的“这一个”特性,是造成它的真实理论与一般文学的真实理论既相似又不相同,具有自己独特品格的根本所在。近年来,有的同志提出历史文学真实可以不受历史真实的规范和约束,并认定建立在它的“这一个”属性基础上的真实理论“并无前例”,只不过     

“存在”与“虚无”:何谓非洲文学史?——以朗松实证主义文学史观批判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初,法国文学史家朗松通过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斗争确立了文学史研究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归纳法原则。这些原则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文学史写作,也对非洲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影响深远的后殖民主义著作《逆写帝国》就是朗松所倡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产物。中国的非洲文学和非洲文学史研究应该从批判朗松的历史学原则开始,否定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可以形成一种所谓的“主体-客体”关系,重新建立起主体与主体间的对话。在法国的思想界,是萨特真正开创了非洲文学研究的可能性,他提出的“意识描述”的方法来自他对朗松实证主义的否定以及对胡塞尔“超验现象学”的批判继承,萨特的思想对于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今日中国的非洲文学史研究应该重新思考萨特“意识描述”的方法,将非洲文学史看成是主体的主观化的历史。     

试论司马迁的写作意识

司马迁是在有意识地写作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作品。他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详细地总结了自己的写作过程和理论。《太史公自序》则从各方面记载了司马迁作为创作主体的详细情况，这不论在文学史上还是在文论史上都是不可忽视的珍贵资料。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史家眼里的文学还主要是为人们提供一种道德规范、宇宙哲理，以及历史经验的学术写作活动，但这种观念构成了中国古代对于文学写作认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中或可窥见文学自觉的前奏。     

论文学图志的图像意识

当历史步入21世纪的今天，文学史写作已经表现出新世纪的自觉，这种自觉源于对文学本质的创造性理解和文学史表达方式的创造性把握，并把这种理解和把握贯串全部的写作过程，赋予它一种新的整体性的生命。文学史写作，关键在于把握住文学的“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丰富复杂、新鲜活泼的“魂”。惟其如此，才能使文学史写作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不仅给人们提供知识，而且给人们提供智慧和趣味，提供新的文化精神的启示。     

胡适传记作品的语言世界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胡适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学术成就涉及哲学、历史、文学、教育等众多方面。他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山大师”①，为整个中国文化的转变，树立了新规范。唐德刚先生认为，“胡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应该还是在文学方面”，因为“他是近百年来提倡‘文学改良'和推行‘白话文学'的第一人。”②胡适一生最热心倡导的是传记。他认为“模范人物的传记”，“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可以给少年人“介绍一点做人的风范”。③因此，他常常劝别人写自传，自己也身体力行，一生写了约120万字的传记作品…     

“生命存在”的赞美诗──重读“三恋”兼谈王安忆的创作理念

“三恋”是文学评论界对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的简称 ,到现在为止 ,评论家仍多从“性”的角度评论作品性描写的意义和其中女性意识的张扬 ,大部分文学研究者通常也只把它作为一个“性描写”和“女性写作”的版本来引用。但是在世纪交接的今天 ,在性爱描写已经泛滥的时代 ,当我们超越历史的规定性和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来重新解读“三恋”,却发现 :其实作者写作的真正意旨和倾向并不止于此 ,有更为真实也更内在的东西流淌在作品之中。在“三恋”中 ,王安忆着力描写的是生命所处的情境和状态 ,我们更多地感受到…     

和辻哲郎"风土文化论"成因浅析

和迁哲郎（1889-1960）是日本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化哲学家和伦理学家。《风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核心观点是“风土文化论”。本文主要从主客观两个角度分析了“风土文化论”的形成原因，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和迁哲郎的个人生平与学术兴趣在“风土文化论”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家庭教育和乡村的生长环境对他的性格影响；他对日本历史文化的深层思考，其中“日本人意识”是他展开对日本民族及其文化探讨和追寻的起点；时局变化和“国策”需要对“风土文化论”写作的影响，“战时”的写作背景是他无法摆脱的时代局限；人类历史上思想文化的传承。其中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对他的触动最大。     

"历史的现场"有余、"文学的现场"不足——对"红色经典"研究现状的一种考察

目前“红色经典”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仍在惯性思维的影响下，过度专注于在“历史现场”中研究“红色经典”，而对回到“文学现场”来研究“红色经典”重视不够。客观理性的研究应该将“红色经典”置身于由“历史现场”和“文学现场”所共同营造的语境网络中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既不抹杀一定历史时期政治对文学的规范和挤压，又将目光投向“红色经典”文本内部，以揭示其本质属性即文学性之所在。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研究——论文学史写作的“生命化”

我们把“使生命和历史有可能相互成全”的研究方法称为“生命化”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研究主体的“生命在场”,强调对象的“历史事实在场”,强调以上两种在场基础上所达到的“个性化”研究的实现。“个性化”研究将尽可能彰显个体对于生命、生活、社会、现实、历史、自然的看法,并通过这些看法达到对历史与人生终极眷注的最终成全。文学的生成与接受诸要素构成文学史写作“生命化”的基本前提,“生命化”的文学史写作能够更好地保证对文学历史原貌与文学历史的真理性接近。     

西周金文与“修辞立其诚”的原始意义

西周铭文是现存较早的单独成篇的文本,《易传·文言》中“修辞立其诚”之观念虽是后起之说,但其所强调的“诚”应与早期铭文之类写作活动相关,可能就是对这类文本写作经验的总结。西周铭文是祭祀者与神对话的记录,以诚心获取神之佑助是铭文写作的动机,向神展示诚心是其核心的内容,诚也是铭文行文的基本要求与行文风格,故借助西周铭文,可以为这一文论观念作更具体的文化溯源。     

二宫尊德报德思想对丰田企业文化的影响——基于《丰田纲领》

《丰田纲领》所体现的“报德思想”是集团创始人丰田佐吉人生价值观的根本,也是奠定丰田企业文化根基的思想基础。丰田佐吉“劳动、感谢、奉献”的人生理念,以及奠定丰田企业文化根基的核心理念,都来自日本江户时代农政思想家二宫尊德“报德思想”中的“勤劳、至诚、分度、推让”理念。     

不能为“红学”而“红学”——简论姚雪垠的“红学”贡献

姚雪垠不但积极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界的思想解放,而且致力于扭转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方向,反对《红楼梦》研究重思想轻艺术的倾向。在促进＂红学＂的研究方法＂转轨＂的基础上,辩证地把握了《红楼梦》这部伟大小说,既分析和研究了《红楼梦》在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也分析它的不足之处。姚雪垠在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时没有停留在＂红学＂上,而是要求＂红学＂＂探索产生一个伟大作家或伟大作品的若干规律＂。姚雪垠还提出了宏伟的红学史观,这种红学史观是姚雪垠的＂大文学史＂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三国”惑乱遗至今——易中天现象与三国历史论著的读者推荐

易中天现象是指易中天著《品三国》出版后,专家和普通读者在评价观点上相互对立的一种阅读现象。学科馆员首先要了解到,从历史演义来了解历史,评价历史人物,是大多数普通读者常态的阅读方式。对于三国历史豁著,学科馆员要从普通读者的阅读方式和从以史解文的视角,有选择地进行引导性推荐阅读。在推荐过程中,对于专家学者中某些代表性观点,如“文史混谈”、“非忠义观”等观点,应进行解析性评判。     

政治诚信的时代价值分析及相关思考

现代社会政治诚信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彰显了新形势下以人为本的理念,反映了取信于民的时代精神,具有较强的时代价值。政治诚信作为一种治国策略、方式,对于国家社会政治的稳定、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政治诚信不仅是执政党执政的根基,是国家政治稳定的保障,还是一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原则。当前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政治诚信建设,以取信于民,促进政治文明建设,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近百年来党的核心价值追求历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应该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的核心价值追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计与建设的核心理念。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主要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三件大事,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价值追求是“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价值追求是“平等”,改革开放的核心价值追求是“发展、共享”。这四个核心价值追求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近百年革命和建设实践之中,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四条主线,也逻辑地反映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中。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民主、平等、发展、共享”。     

《诗经·豳风·七月》考论

考辨《诗经·豳风·七月》中的＂殆及公子同归＂,非郭老所言的害怕被公子带回去遭受侮辱,而是害怕被集中起来作为公子的陪嫁媵妾。辨析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非郭老所言中国的封建社会产生于＂春秋战国之交＂,而是范文澜先生所主张的＂西周初年＂。诗歌的内容为从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要素,述写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水平;运用对比的手法揭示了农奴...     

论作为历史思想的《尚书》“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亦是一种历史思想。它最早渊源于《尚书》,与“殷鉴”思想、“先王”观念紧密相连,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尚书》历史功用思想,予后世以深远影响。     

《尚书》历史变动观的两重性

《尚书》的历史变动观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它承认新旧时代即新旧王朝的递嬗是合理的、进步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尧、舜、禹等＂圣王＂所生活的时代是值得欣羡的时代。这并不矛盾,因为前者是从天命改变的角度而后者主要是从道德高尚、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说的。而这一切都可以用＂敬德保民者可以得天命＂来解释,其关键在＂德＂上。《尚书》所认为的前代圣王统治时期是好时代,对这一观点,应该做具体分析。     

从“归物”看王维山水诗歌

“归物”不是自然的人化而是自然的自然化,人类要以观照而不是改造的态度去面对自然,这就是自然的“自然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归物”。人类要与自然协调共在,达到一种审美化的人生,就必须保持一种使自然“自然化”的距离。王维笔下的山水是超越功利,摆脱主体情感的纯任自然的山水,是达到“无我之境”的最高审美境界。以“无欲之我”观物,方能达“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是以万物之理观物,王维笔下的自然是以物观物的自然。是自然化而非人化的自然,是“天机清妙者”的无我之境,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臻于优美之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