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地栖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视角下的《雪花秘扇》

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对邝丽莎的小说《雪花秘扇》进行分析与解读。首先对《雪花秘扇》和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了简单介绍;然后,从女性与自然和谐相处、父权制社会对女性与自然的迫害、女性与自然对父权制社会的解构和邝丽莎和谐生态观与诗意地栖居等四方面进行分析,进一步阐述了作者关于实现男性与女性平等相处,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诗意地栖居”的美好境界。     

《人生的枷锁》的女性主义解读——三个女性形象剖析

女性主义批评是20世纪文学论坛中颇具颠覆型的革命.它从全新的角度审视了文学史,文学现象以及经典作家和作品,揭示了文学领域中想来被忽略的层面.论文利用女性主义批评分析了毛姆«人生的枷锁«中几个与主人公菲力蒲有重要关系的女性包括凯丽伯母、米尔锥以及萨拉.她们分别代表了毛姆心目中女性的三种形象--可悲的"天使"、"女恶魔"和理想女性.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做出分析,以至重新的阐释,发掘小说中毛姆含而不露女性观.     

对父权秩序的顽强颠覆和解构——谈王安忆的女性主义创作

女性主义者认为,在父权制观念里潜伏的是一种深刻的男/女对立,男人代表主动者和胜利者,女性则是被动和死亡。王安忆通过自己的女性主义作品对父权制下爱情神话、男女二元对立秩序以及社会文化体系进行了顽强的批判和解构。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改变》

从女性主义视角,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改变》中的女性人物进行分析,揭示文本中两个女性人物在父权制社会中,如何通过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实现自我价值,成为追求经济独立、精神解放以及家庭和谐的新女性。     

性别角色与父权制专制下的女性悲剧

通过对王熙凤和斯佳丽这两位具有女性意识的女性人物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她们都是婚姻上的失败者,原因是她们都对父权制所建构的性别角色观念进行了反抗,并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揭示了导致她们婚姻失败的根源,即父权制社会构建的社会性别结构与普遍存在的男性权力中心的结合。     

“权力套装”与“雌雄同体”：“她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中的女性困境与探索

聚焦“30+”中青年女性的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试图打造一个不被年龄、身份等既有规则限制的全新女团来探索女性更多的可能性。该节目在宣称为女性争取权益、强调其主体性的同时也伴随着将女性主义塑造为讨好观众的策略以消费女性的争议。本文从“权力套装”的符号策略、“雌雄同体”的叙事范式以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商业文化等角度探析该节目,指出其蕴含的女性主义探索的努力及其局限性,并分析这种造成这种“不彻底的抵抗”背后的原因。     

解构菲勒斯中心：构建新型女性主义主体——《金色笔记》的女性主义阅读

女性主义批评强调写作的政治性,本文运用该理论解读多丽丝·莱辛的女性题材小说<金色笔记>,从多角度揭露菲勒斯中心文化对女性的统治与压抑,即女性痛苦的根源是父权制中心文化;其次分析莱辛在其文本创作中如何构建颠覆策略,质疑并消解构成菲勒斯中心文化的形而上学的父权制二元对立思想体系,进而解构菲勒斯中心,并向构建新型女性主义主体迈进.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假日》

《假日》是美国当代女作家凯瑟琳·安·波特的一部较少被提及的优秀短篇小说,延续了波特一贯的女性主义写作主题。通过对穆勒家中的女性、文中第一叙述者——女艺术家“我”的形象塑造;及对其“第二自我”——哑女奥蒂莉这一女性人物的精巧设计,波特全景展现了父权制社会中当代女性艰难的自我实现之路。《假日》蕴含了波特对自我女性身份、职业选择的真实反思,带有极强的自传色彩。     

两性和谐共存的乌托邦——从生态女性主义看女性形象的未来

在一直以来的父权制社会里，作为被支配对象的女性是没有话语权的，或者是沉默的。女性被扭曲的“他者”形象，直接导致了两性的不平等地位，觉醒的女性主义者开始了对自身权利的维护。在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状况不断恶化的今天，把女性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的生态女性主义不但是女性主义的新发展，更是我们力争建立一个平等的、多元的、两性和谐社...     

论美国当代女性主义电影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以《简·爱》《蒙娜丽莎的微笑》《欲望都市》为例

以美国电影《简·爱》《蒙娜丽莎的微笑》《欲望都市》为载体的女性主义叙事直接参与了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简·爱》中的女性形象直接解构父权制社会并争取女性权利,《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的女性力图通过张扬女性意识而成就为独立的女性形象,《欲望都市》中的女性通过多元的主体性选择而对女性自我进行多元化的欲望叙事,三者共同构成了西方女性主义叙事的艺术主流与逻辑发展。     

《劝导》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

在奥斯汀生活的时代,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定位是：愚昧无知,天生在智力和能力上低于男性,无法独立,一生只能局限在家庭,做一个谦卑、顺从的妻子或母亲。作为一位女作家,奥斯汀对这样的女性定位极其不满,在小说《劝导》中创造了独立、睿智、在婚姻中不依附丈夫的克劳福德夫人和安妮等女性形象,表达了她超越时代的女性意识。     

女性审美的超越与升华——新解《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形象

《到灯塔去》是英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鼎力之作。女主人公拉姆齐夫人通常被认为是男权制社会的牺牲品,丧失女性自我的典型代表,但实际上,拉姆齐夫人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潜意识中渴望能有一定的社会作为,这种传统精神与超越精神的结合使她的人格魅力得到了拓展和升华。以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为基础,透视出她既拥有家里天使的传统之美,又拥有博爱之母的超越之美以及圣母形象的永恒之美的多维形象,可以更好地理解作者希望建立一种自足而开放的女性自我,希望男女两性和谐共存的女性美学立场。     

"五四"女作家笔下"贤妻良母"的新内涵

"贤妻良母"曾一度被看成是封建女性的代名词.冰心、陈衡哲等"五四"女作家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理智、谨慎地对民族、文化、历史进行审视和反省,扬弃了传统的女性角色.她们对女性标准人格和角色定位做出了准确把握,从思想基础、自身修养和社会尊重等三个方面赋予了贤妻良母新内涵,在文化观念方面为女性解放创造了良好条件.     

特殊的“他者”:中国文学母亲形象的文化意蕴

中国神话中具有“母性崇拜”倾向,在社会转型至父系社会时,“母性崇拜”倾向在儒家的伦理道德的孝道系统中发扬光大.孝道赋予了母亲在男性子嗣面前拥有权威的合理性.中国女性正是在“母亲”的角色中冲破了重重伦理压迫,在家庭伦理及由此波及到的社会政治“中心”区域为自己保留了一个“隐性权威”的身份.但实质上在父权制社会中,女人即使是母亲也脱不去“他者”的印记,母亲的权力不是女人张扬性别主体性的权力,而是父权权威话语的代言.中国文学母亲形象是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表征.     

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的德才观传承

清末民初的女子教科书以全新的文本形式和政治关怀开启了焕然一新的女性公共空间，它打破了“女子无学”、“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格局，为女性才智的发展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广泛的可能性。然而检视教科书文本却不难发现，在“女德”和“女才”的关系问题上，这一全新的文本形式与传统保持着十分清晰的连续性——它们认同“道德优先于才学”。它们嘲笑传统社会的“女子才学”行为，追求传统女性读本所倡导的道德和实用原则，它们塑造的两类新形象——贤妻良母和国民之母——均是“女德”的新型政治形式。     

中西文学邪恶妻子形象的文化比较分析

“恶妇”和“妖妇”分别是中西文学中各具文化特色的邪恶妻子形象。这种创作认知的产生,既源于中西父权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红颜祸水论”的共性认识,又源于各自不同的伦理文化价值根基。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邪恶妻子形象的创作样态可以发现,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儒家伦理与宗教伦理在对待女性的统治上出现跨越时空的父权制话语共谋。在现代社会,这种权利话语共谋分别遭到中西不同文化视野下女权主义的批判。由此,邪恶妻子形象获得新的创作和解读,展现出中西女性共同的主体意识觉醒潮流。     

《磨砺》的解构与女性主义解读

当代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是大不列颠文坛的焦点人物之一。她的早期小说《磨砺》在文学史上首次描述未婚单身母亲的心路历程，是解构与女权主义文本的典范。德拉布尔在作品里和现实生活中解构传统女性形象的同时，成功地建构了理想的女性形象和女性生活。     

乔伊斯笔下的女性形象及其女性观--以《都柏林人》中的女主人公为例

很多批评家往往采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观点来研究乔伊斯笔下的女性形象。其实乔伊斯笔下的女性形象呈多元性,她们或是屈服于传统,或是突破传统,或是以死来打破父权对女性的迫害。在《都柏林人》中,乔伊斯用为读者提供了多样的女性形象。文章以伊芙琳、穆尼太太和西尼考太太三位女性形象为例,从多元视角来重新审视乔伊斯笔下的女性形象,从中可窥探到乔伊斯反对父权制,尊重女性,支持女性独立、自由的女性观。     

张爱玲对母亲形象的阴性书写

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母亲形象总是被赋予浓郁的阴性色调。《沉香屑第二炉香》里的蜜秋儿太太从女儿的婚姻悲剧中寻求心理补偿,《金锁记》更是把母亲的变态推向了极致。张爱玲对母亲形象的阴性书写自有其原因:独特的家庭背景播下了敌视父母的种子;家庭的熏陶和学校的教育,使她有机会接触中外文学中的负面母亲形象,《红楼梦》里的王夫人更使她在性格刻画上获得认同。张爱玲以尖刻的笔触刻画出另类母亲形象,极为深刻地揭示了人性幽暗处的真实与导致母性扭曲变态的多重原因,给人以震悚的审丑效应。     

悍妇与益友——晚明江南妇女的家庭角色新变

明代中叶以后的江南妇女,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出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常常掌握着家中话语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女主人";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或诋为"悍妇",或赞为"益友",前者是咒骂,后者为爱称,貌似迥异,其实根由一致:即当时江南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获得了明显提高;夫妻各自扮演的家庭角色,发生了变化甚至转换;"夫妻益友"的理念,表明晚明时期的江南文人无视男尊女卑的俗套,能够尊重女性、承认和欣赏妻子的才干,这无疑是值得赞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