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和白居易——兼论北宋中后期洛阳诗人群对白居易的接受

邵雍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又是一位热衷诗歌创作的诗人。他洛阳的日常闲居生活与白居易晚年的闲适如出一辙,具体表现为对“闲”的自得和对“乐”的倡扬,共同拥有在“中”的状态中求得知足的心态。与洛阳的这种闲乐状态相对应,邵雍诗中不仅反复表达“乐”的主题,而且还积极摹仿白诗平易流畅的美学风格、别具一格的诗歌手法、通俗化倾向等方面,与白居易的闲适诗尤其是归洛后的诗歌极为肖似。由于邵雍在北宋中后期洛阳诗人群中身份的特殊性,他这些接受白居易的表现也具有了某些特别的意味。     

向内收敛、尚理重意——白居易晚年创作风格的转变与其对唐诗题材的开拓

学界对于白居易的诗风多以“浅切”概括之,但如果仔细考察白居易的作品,特别是其晚年作品,我们会发现,随着他思想的转变和中隐思想的提出,他的诗歌理论发生了转变。与之相适应,他的诗歌风格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呈现了向内收敛、以理为主的发展倾向。     

白居易的净土信仰与后期诗风

白居易自贬谪江州后，逐步陷入净土信仰，诗风则从讽喻转向闲适，庸俗情趣渐多流露。晚年溺土净土，同时诗风的俗化亦达到极点。二者本质上有着必然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了白居易“知足”思想的外在框架。     

论白居易的"知足"与"不足"——兼论其忠州起复后之仕隐心态

"知足保和"已成了白居易明确的文化印记.但其实,自居易之"知足"更多表现在物质生活层面,他对其一生的政治理想其实有着强烈的"不足".忠州起复之后,其思想演变相当复杂而且时有反复.他在遭受了再次的政治挫折之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走向了"中隐"与"独善",但其内心始终没有放下"安人活国"、"兼济天下"的"功名"之想,表面上优游安闲、"省分知足",内心却是有着深深的"不足".     

"闲人"、"闲居"与"闲味"——白居易闲适诗语词的文化解读

白居易在仕途中,由无奈到自觉,执意于任“闲官”和当政治“闲人”;在生活中走“中隐”之路,晚年执迷于在城郊“闲居”、“闲游”和“营闲事”;在美学上执著于对“闲味”与“闲乐”的探求,从而为我们展示了其丰富和特殊的人生美学与诗歌美学的历程。“闲人”、“闲居”和“闲味”等语词的解读,有助于对白居易的闲适诗进行深层次诗蕴探索和文化特征分析。     

试论晚年白居易的自足、闲适思想

源于老庄思想的自足、闲适心态 ,是晚年白居易之所以能在洛阳实现身心自然合一的“中隐”生活的心理基础。因为自足 ,才会身心闲适 ,适又以闲为前提条件。其闲适诗中失落了表现社会责任的儒家精神。     

传统隐逸文化与白居易之隐

隐逸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现象,对中国文学艺术及士人的心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呈现出多样形态。唐代诗人自居易将“中隐”作为晚年立身行事的准则,在大量闲适诗中表现出其中隐心态。在传统隐逸文化的背景下,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一种随遇而安、既求超脱之境又无法彻底超脱的并不纯粹的折中之举,但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之下又有积极的意义。     

试论白居易对陶渊明思想的接受与发展

白居易“夙慕陶渊明为人”，其人格诗文亦深受其影响。考证其生平，他既受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精神感召，又不接受其贫寒困顿的一面。结合中唐社会倾向及自身实际状况，白居易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隐”理论，发展了自魏晋以来的隐逸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白居易诗歌对高丽文人李奎报影响研究

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诗人之一，其诗歌远播古代朝鲜、日本。白诗自新罗时期传入朝鲜半岛，高丽时期已然风靡文坛，出现了一批如李奎报、崔滋等文坛巨擘对白居易诗歌进行品评、模仿和创作。白居易诗歌影响李奎报诗歌创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李奎报创作了一系列追和白居易诗歌的作品，因视白居易为楷模而追和，并仿其神韵；李奎报晚年承袭白居易“感伤诗”,成为其诗歌创作重要的内容；李奎报模仿白居易“讽喻诗”,创作了一系列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     

论白居易洛下闲适人生及其文化影响

中隐洛阳是白居易人生的重要转向,诗人栖心释老,在世俗生活中以平常心追求大自在,其歌诗审美再现了他洛下闲适人生的不同境界——饥餐困眠、知足无求的日用境,在家出家、任运遂性的自在境,包容互摄、不二无碍的圆融境。三者层次渐进又交相辉映。这种诗意栖息是诗人洞察社会政治、体悟人生的结果,它彰显了诗人心灵的嬗变,对后世尤其是宋、明两代文人的人生心态、生活方式和诗歌创作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闲适诗在白居易诗歌中的地位及产生的原因

闲适诗贯穿了白居易的整个仕途生涯。从中唐的整个社会环境和白居易自身的特点来看,中唐社会政治、社会风气以及儒释道思想和陶渊明的隐居生活都对白居易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写出了内容丰富、数量众多的闲适诗。这些诗是他儒家思想体系和处世态度的集中体现,也是他慰藉心灵的重要途径。     

在形影神与身心意之间——苏轼之于陶渊明、白居易

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即苏轼自称“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其实此非东坡原文,乃后人转述,其讹盖始于宋人王直方。尽管并不准确,但走形未走神,道出了陶、白、苏三人之联系,其间脉络关系复杂。苏轼对待陶、白两位前贤的形、影、神、身、心等范畴,有承有变,有离有合。由形神之辨至身心之辨,成为玄学至宋学一大转关。从晋代陶渊明的形影神释,到唐代白居易的身心问答,再到宋代苏东坡的物我相忘,形成三位异代大诗人的心灵对话。首先,这种对话是通过向前代先贤追和的形式,建立起彼此互文的关系。其次,这种对话是立局、入局与破局的过程。立者高,入则套,破须巧。最后,这种对话也构筑起中国文人范式的三块重要基石,中国文人思想也随之经历了起、转、合的三个阶段。     

辛弃疾诗歌新论

辛弃疾现存诗歌数量虽少,但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其创作的基本情况。鲍照、邵雍不如学界所论是辛弃疾诗歌创作学习的主要对象,而陶渊明诗的内容、白居易诗的朴拙风格对辛弃疾的诗歌创作影响巨大。从辛弃疾诗歌的理性思辨色彩、大量用典的特点以及运用"点石成金"的江西诗法进行创作等方面来看,辛弃疾诗是典型的宋诗。     

孟浩然对陶渊明的敬慕:从前期到后期的变化

孟浩然一生都保持着对陶渊明的敬慕之念,但是,其敬慕态度以应试不第为分界线有前后不同的明显变化。前期,他往往把自己比作陶渊明,纯粹地表达出对陶渊明的亲密感情,以及在陶渊明式的世界中生活的怡然之情。但应试不第后,隐居故乡的生活没有了过去舒适、愉快的感觉。他明确知道了田园生活并不是自己的本怀。后期的孟浩然,在求仕的欲念与甘于隐居之间强烈动摇。为摆脱求仕不能的苦恼,他憧憬陶渊明的世界,但此世界不再是前期把自己比作陶渊明那般亲密的世界。     

“靡王税”与“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解读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

陶渊明的生存存在着物质乃至精神的压力。田子泰自耕自食的居民点对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并诗》有启发。税有积极的正面作用，但王税异化为盘剥百姓的同义语时，没有存在的必要，陶渊明呼唤着“靡王税”的理想社会。“王税”的问题没有解决好，王朝的更替没有意义。陶渊明并非晋室忠臣，因为晋室也有盘剥人民的“王税”，陶渊明呼唤没有王税的社会，实际上就是对晋室的否定。     

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创作心理分析

诗人的作品与他所处的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外部环境对人的内心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分析一个诗人的诗作,必须结合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作家的生平经历来看诗人的创作心理。白居易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中表达了对人生命运的看法。这组诗的创作心理与他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思想也在其影响下发生了改变。     

论陶渊明田园诗的农耕文明气质

传统阅读的弊根是把陶渊明放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框架中来审理。其实陶渊明出任的直接原因是贫、饥,上有老下有小,而归隐是由于他生于乡野,官场生活终不适应。在中国古代田园诗人中,唯有他笔下的田园世界呈现"可居而可赏"的境界。他的诗风是农耕气质的伟大象征。他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分量和意义堪与屈、李、杜比肩。     

白居易巴蜀诗与唐宋诗歌嬗变

白居易巴蜀诗变与其官场遭遇经历关系密切,其有一个渐变发展的过程。贬谪江州之前,白诗积极讽喻,对政治充满理想和抱负;江州时期白居易沉溺于泪下青衫的感伤,及对朝廷复起的期待;忠州时期他更多的是对人生命运、官场得失的体悟、反思及透解,诗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并一直延续到晚年。也即白居易巴蜀诗是白氏一生诗风转变的津梁,其对唐宋诗歌嬗变发展影响深远。     

论苏轼《和陶诗》仕与隐的思想

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可谓"雄视百代",其诗在我国诗歌史上自成一体,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陶诗》是苏轼晚年贬谪期间艺术创作的精华,体现了苏轼仕与隐的思想。《和陶诗》标志着苏轼的创作风格由豪放恣肆转向冲淡平和。在对陶渊明诗歌继承、创新和传播方面,苏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论欧阳修对白居易的接受

欧阳修与韩愈的关系已被反复论述,而他与白居易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所提,实际上欧阳修踵迹宋初王禹僻的努力,继续积极效法白居易。生活方面,他积极实践白居易式的闲适生活,沉浸在对各种“乐”的享受中,摒弃悲怨愁苦的传统贬谪态度,更倾向于白居易式的乐观旷达,这对北宋士人精神的形成不乏重要的示范作用。诗歌创作方面,欧诗呈现出的平易畅达风格与他兼学白居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居易的平易诗风、讽谕精神、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征经过欧阳修大刀阔斧的诗文革新融入了宋诗的骨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