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不平衡关系”问题的两次论争

关于马克思"不平衡关系"问题,国内学术界曾有过两次较大的论争:一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一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论者们都借着马克思的名义来说话,而且都自以为抓住了马克思的本意.但由于各自的前见不同,马克思在他们那里便呈现出了斑驳的色彩.这些斑驳的色彩交互冲突,相互否定,为凸显出一个真实的马克思提供了某种契机,同时也提示人们:在马克思思想框架内未必能获得彻底解决的"不平衡关系"问题,或许可以获得另一种途径的解决.     

新文化与旧传统的冲突——论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教论争

20世纪20年代,少年中国学会因教徒不得入会的决议引起争论,后取消了评议部的议案.学会举行了三次宗教问题的讲演,编辑出版了三期宗教问题号.对宗教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少年中国学会关于宗教问题的论争,在反对孔教为国教运动之后,在"五四"后反传统的语境中,在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背景中,论争加深了对于宗教的了解,加强了宗教信仰自由的见识,拓展深化了民主科学的意识.     

"民族形式"论争的名与实

20世纪40年代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具有比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这直接表现在这场论争的关键词--"民族形式"的使用上."民族形式"的提出是民族战争中民族意识高涨的结果.从文艺理论的角度看,"民族形式"这个术语并不具备理论的严谨性,但是由于现实的原因,仍然在论争中被普遍使用.     

邓小平对外开放与防止“西化”辩证思想的意义及启示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上,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指导我们党果敢地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同时又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基本原则,这一辩证思想体现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战略眼光和非凡胆识。将改革开放确定为总方针,可以防范"左"的干扰;明确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可以抵御右的干扰,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统一、缺一不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对对外开放与防止"西化"应该以"三个有利于"为判定标准,结束了社会主义国家姓"社"姓"资"争论,统一并解放了全党思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     

我国改革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的角度冷静地考察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变革,可以发现这一变革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特定逻辑起点的必然结果;20世纪80年代我国城镇的增量改革不但为未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为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定了路径,目前,甚至将来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80年代增量改革演进的必然逻辑;可以发现我国之所以能在大变革的同时保持相对稳定,在于我国特有的初始制度环境。     

五四运动以后两次中西文化论争的当代启示

中西文化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常盛不衰的课题,中西文化之争贯串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五四"之后,20世纪20年代由"东方文化派"挑起了"东西文化之争",30年代由中国文化建设道路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引起了"中西文化之争".这两次大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明经济上、政治上的中国社会变革之路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之路.     

科学社会主义主题与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19世纪4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两个必然"就成为贯穿这一理论体系的主题.如何实现这一主题要求,马恩提出了两个设想一是"同时发生"理论;二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二战后,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跨越了资本主义这个"卡夫丁峡谷"基础上实现的.这就揭开了社会主义辉煌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此期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波匈事件、"文化大革命"、苏东剧变三次重大挫折;同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又发生了三次历史性飞跃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制度;社会主义由一国到多国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创立过程中又经受了1978年中国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考验;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考验及党的十五大前夕中国举什么旗的考验,使全党同志更加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更加明确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资本论》的研究目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

一、问题的提出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关系到包括国有企业改革、民营、私营经济的发展,公有制、按劳分配、对外开放、引进外资、资本性质等等一系列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与方向问题;虽然经过多年的讨论,所谓姓“社”、姓“资”的问题不再象过去那样困扰着人们的头脑,但这主要是指计划经济时代对社会主义教条主义理解的公式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思维的定式,阻挠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探索而造成的.而当这一障碍有所突破,即可以科学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时候,所谓姓“社”姓“资”的问题的探讨——即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或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文主要是就后者而言的,因为经济是基础,如果我们能够科学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那么自然我们也就能够有科学地解答社会主义的基础)自应是理论界、、学术界重点研究、探索和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在于它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而且更在于它是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改革的实践目标和行动指南.不幸的是,在这一问题上,人们未能加以足够的重视,这一方面有可能是人们认为探讨这一问题有可能框于传统的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之中;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一部分人似乎觉得只有改革实践     

“新子学”与中华文化之重构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是最深层次的问题,也是最关乎全局的问题。中华文化的现状如何、怎样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等问题,思想界、文化界至今并未真正形成共识。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间,较大规模的讨论集中在三次:上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对传统文化的批判,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文化热,本世纪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在中国文化论争中,因主张的不同而形成三种不同的派别。虽然时间过了100多年,但这三种不同认识依然各自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因不同的社会环境在认知上出现变化而已,为此,应当着手进行中华文化的重构。     

20世纪中国财政学的发展

20世纪中国财政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的公共财政理论占主导地位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后社会主义条件下财政学发展的新阶段。1949年以前,中国财政学与西方的公共财政学相同,它的发展过程就是西方财政学的引入过程,并不具备特殊的发展特征。而在1949年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中国财政学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这一过程也是中国财政学所独有的。基于此,本文着重分析后一个阶段。就此阶段而言,中国财政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分化与综合过程,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的50、60年代;第二次出现在80年代;第三次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