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制诗对和诗发展的影响——以"和意"和"和韵"为观照点

先秦及秦汉之世和诗之风并不盛行,最早的应制诗产生于邺下文人的君臣唱和,和诗遂多。在南朝和初唐两个应制诗创作的繁盛期,应制和诗的数量更是远迈前朝,从中可见应制诗与和诗间的紧密关系。和诗由“和意”到“和韵”的转变过程中,前人将“元白”列为关捩人物,但在南朝诗人的应制和诗中,诗人已经开始进行步韵、依韵、分韵及用剧韵的韵律实践,在“和意”的同时也“和韵”,并且在唐人应制诗创作中得到继承。     

元白唱和及其诗史意义

元白喝和诗继承了和意唱和的传统，也开创了和韵唱和的新天地。次韵唱和主要是元白在贬谪地的遥相唱和。将赠答诗的内容特征和分题拈韵联句的形式特征融合改造成次韵唱和诗，开启了诗人间相互异地唱和的新的形制规范，打破了传统唱和诗的时空条件的诸多限制，为文人艺术化交往确立了新的范式，这便是元白次韵唱孝口的诗史意义。     

唱和诗：清初甬上遗民诗人社会空间的文学标记——李邺嗣唱和诗创作及其理论探析

李邺嗣是明末清初浙东学派的重要人物和著名遗民诗人,与黄宗羲亦师亦友,交往密切。特殊的时代和丰富的诗歌唱和活动,使李邺嗣对唱和诗的功能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诗歌唱和的重要性,以“由是知古今诗家,故未有单行者也”为立足点,使诗歌唱和成为甬上遗民诗人构建自我生存空间和获得精神欢娱的独特方式。他提倡的“群”与“和”的诗歌理念,不仅是其唱和诗创作实践的心灵指导,也是他作为遗民诗人社会生存方式的文学表现     

试论宋仁宗朝前期文人雅集唱和活动与诗作

北宋仁宗朝,文人雅集唱和活动频繁,唱和诗作特征突出。本文考查宋仁宗朝天圣、明道年间,洛阳文人集团的普明寺后园避暑吟诗会、龙门之游诗歌唱和、嵩山之游诗歌唱和、会隐园会吟这四次雅集唱和活动与诗作。其诗歌内容,以描写自然景物为主,其次是政治抒情,再次是友谊之作;在诗艺上,尝试韩愈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手法;唱和形式以和韵、次韵、依韵为主;在语言上,清新流丽;体裁上,以五七言古体为主,都蕴含着诗歌发展的新质。     

清代试帖诗限韵及用韵分析

自乾隆二十二年,清代乡、会试均增加五言八韵唐律一首,通称＂试帖诗＂。这是一种有着严格程式要求的诗歌体裁,尤以事先限定韵部为突出特征。会试及顺天府乡试诗题均由皇帝钦命,同时指定一字作为韵部,其他各省乡试则由主考官命题限韵。从限韵角度对这些试帖诗进行统计分析,为研究清代科举、文学、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试谈英文诗

“试谈英文诗”是一篇介绍兼讨论性的文章,全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介绍英文诗的专门成分和诗的形式及种类,即(1)英文诗的音步,韵律,节奏及其变化;(2)韵;(3)诗的形式和种类;重点介绍了三种十四行诗及其韵系。第二部分里,选用了美国诗人佛洛斯特的“好景不长”,英国诗人但尼生的“鹰”,英国诗人惠特曼的“农庄图”以及英国诗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见过许多灿烂的早晨”和其他诗人的部分诗行。通过这些诗对英文诗进行讨论。英文诗具有散文的特点,但不同于散文,也不同于英文小说及其他文学形式。诗歌是诗人通过想象,明喻、暗喻,典故,象徵,以充满激情的文字为媒介,把诗人对客观世界乃至对自身的敏感而深入的观察,用诗行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些诗行短小且具乐感。(1)真实性,诗的思想与感情必须真实,一首好诗必须反映真实的人的矛盾情感,客观世界的矛盾与变化。(2)想象,它似是可见,可触,可品味,可闻和可听到的。上述一切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好诗。     

中俄划界途中严金清与易寿崧唱和诗论

光绪九年（1883），西域诗人严金清和易寿崧参与了新疆南界的勘分事宜，一路同行，结成文缘。今见二人诗集中多有当时与后来补作的唱和诗，严金清和易寿崧相互和诗，各有千秋，因思想境界不同，高下立判。     

论王耀东乡土诗歌的"泪水意象"

当代山东籍诗人王耀东已有<在历史的眼睛里>、<失去的彩韵>、<不流泪的土地>等九部诗集问世,属于"新乡土诗派"之列.该乡土诗篇形式优美、意象丰富.其中的"泪水"意象或虚化,或实指,或虚实结合,是诗歌主体精神的物化与显露,寄寓着诗人的乡土请结、家园意识和悲悯情怀,其审美价值和认知意义较为深远.但同时,其诗篇在诗艺美的彰显中也有一些不足.     

曾南丰诗略探

曾巩(南丰)以散文著称于世,其诗歌创作则向为人们所忽视。北宋秦观、陈师道都认为他“不会作诗”①,后来彭渊材等人也“谓先生不能诗”,“至有谓其短于韵语者,又有谓其有韵则不工者”②,似都不把他看作诗人而摒于诗家之外。自南宋以迄明、清的诗话和诗评家,对于他的诗作都极少或不予置评。建国至今的许多文学史著作,也仅只论述其文,不     

论赋诗

春秋时期诸侯国中曾经存在的赋诗风习,其实不仅仅是会盟、朝聘和宴饮等社交活动的仪式,也是一种对三百篇特别的解释活动。赋诗所以成为那时贵族必备的人生教养,乃是因为诗在文本极度匮乏的时代取得了神圣文本的地位。赋诗作为一种公共生活形式而与神圣文本相为配合,共同构成为那个时代的贵族文化。这种赋诗言志的诗诠释活动,一方面遵守一个共同认可的文本,另一方面又十分讲究通过对诗篇、诗句的巧妙运用,传达赋诗者的某种意图。于是赋诗的风习开启了断章取义用诗方式的兴起,它留下言志和观志的命题,在其后儒家诗论中衍生出不同的意义。     

论元好问的论诗绝句

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主张“诚”为诗的本原,提倡诗歌的“风雅”传统,提倡刚健质朴、慷慨豪壮的诗风,主张诗歌应该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具有积极意义。艺术上,意境交融,形象丰富、动静结合,风格多样化,在论诗绝句发展史上,创造了辉煌成就。     

论宋人的"诗人诗"、"文人诗"与"儒者诗"之辨

宋人依诗歌内容的学派属性或作者身份,将诗分为"诗人诗"、"文人诗"和"儒者诗"。这种分类,是学术派别促成诗歌新变的反映。特别是"儒者诗"的价值定位及理学家的诗歌史重构,开历史上以学术干预文学创作的先例,表现出理学家文学观的狭隘;而这种不遵循文学规律的"新变",只能造成诗歌的衰落。     

魏晋赠答诗的兴盛及当时诗人的交流心态

文人相与赠答之诗 ,始于汉末 ,盛于魏晋。现存魏晋各类诗歌 ,在数量上以赠答诗居第一 ,在质量上 ,赠答诗也堪称上乘。当时诗人以赠答诗为心灵交流的重要手段 ,并赋赠答诗以“新诗”、“嘉诗”等专门名称。这些赠答诗人 ,主要出于邺下文人、正始文人、东吴遗少、二十四友、兰亭诸友等文化群体 ,赠答诗与之相应 ,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魏晋赠答诗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文人的交流状态及复杂的交流心态 ,凸现出魏晋诗人珍惜生命、张扬个人价值的基本心态     

陈廷敬《杜律诗话》的贡献

《杜律诗话》开创了诗话的新体例,对杜甫的部分律诗予以精辟独到的解释,其论诗方法和思维方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陈廷敬对杜诗的研究有较大贡献。     

陈衍《石遗室诗话》新解

作为清末重要的一部诗话著作,《石遗室诗话》反映了当时诗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诗歌内容与形式所做的转变与革新。清末诗人郑珍继承韩愈以俗、丑之事入诗的传统,表现出清代诗人对诗歌内容进行的积极探索。诗歌除内容外,形式也需要不断创新,同光体诗人大量运用长题使传统的诗歌形式产生了“陌生化”效果,为诗坛注入另一种空气。文学传统与个人才能是相辅相成的,新人与古人、新诗与古诗之间存在着无法回避的文学与文化的“互文”现象,它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前提。陈衍主张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相结合的观点,正反映了这种文学互文关系的现实可能性,而清末诗人也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与不懈的努力。     

试析韵脚字的表现功能

古代中国,“诗”这一文学体裁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韵”作为诗的重要元素之一,千百年来备受诗人的关注。诗歌讲求 押韵,在上古歌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韵”作为诗词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对诗词的表现功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 “韵”中最重要的部分——韵腹,同样与诗歌所表达的情感之间有着潜在的配合关系。     

论宋词声韵的历史特征

本文把宋词作为一种历史语言现象加以探讨,分析其声韵特征及当时的语言实际对它的影响,指出后世声韵著作与宋词声韵实际的异同,及与宋代词论家的渊源关系。     

清明诗：诗人在春光感召下的风情宣泄

清明诗寓有许多诗外的意义,有诗人所特有的身世及个性爱好,有他们的不平之鸣与君国之忧,所谓一诗一世界。有些清明诗可以说是用诗人的血泪写成的,是中华民族崇高的爱国精神的最突出最强烈的表现。优秀的清明诗所提供的审美空间是非常广阔的,它所选择的表象不仅能使人产生有意识的联想,而且也能同时引发人们无意识激情的联想。     

卞之琳诗歌英文自译翻译伦理之透视

卞之琳将自己的诗歌翻译成英文的过程所遵从的翻译伦理与其在英诗汉译过程中所遵从的翻译伦理不一样。英诗汉译过程中,其遵从翻译的再现伦理,不仅再现英文诗歌的内容,还能再现英文诗歌的形式;自译过程中,其遵从广义的翻译规范伦理,译文虽再现了汉语新诗的内容,却没有完全再现汉语新诗的形式。在诗歌意象传达方面,其译文传达了原诗的意象所指,却没有保留这些意象原有的表现方式;在格律和韵律的传达方面,其译文保留了原诗的诗行数目、跨行方式,却没有保留原诗的节奏和押韵方式。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弱势话语地位,是导致卞之琳在自译过程中践行广义的翻译规范伦理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