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主体性启蒙与女性的自我追求——20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侧论

在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语境中,女性文学创作始终不渝遵循的人道启蒙以及重建个人自主性的努力,与女性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并不完全一致;新启蒙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的知识表达与建立女性主体的目标并非天然契合.新时期文学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既体现了启蒙思想模式的渗透,同时也昭示出在启蒙主义"人"的视野中确立女性自我的难度.     

艺术“突围”与文化“暴动”——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和“五四”文化启蒙关系再梳理

"五四"新文化运动企图通过对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西方思想的输入和宣扬,从思想文化层面启蒙愚昧麻木落后的国民,但其理论宣传和创作实践的分离,却使得"五四"启蒙最终陷入了"启而尚蒙"的悲哀;20世纪80年代文学试图延续并完成"五四"没有完成的启蒙任务,但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却远离了现代启蒙精神,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的命运,并很快被20世纪90年代的物质主义所解构。然而,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传统人文精神的启蒙与滋养,因此,启蒙并没有终结。     

坚守的意义与困境——张光芒的“新启蒙体系”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年学者张光芒的构筑了以“道德形成上学主义”为核心的“新启蒙体系”。他有意识地将启蒙体系的构造与中国现阶段的文化建设联系起来，试图重新强调启蒙在当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他的启蒙思路未免有些理想化。这说明，当前启蒙最大的问题依然是启蒙思想资源的薄弱。     

波伏娃《第二性》对中国女性主义的启蒙

中国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时期,一些妇女研究者在对“男女平等”质疑和批判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反思和论争,作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经典的《第二性》正是在这一情境下被关注、阅读、批判和接受的。这一时期,对《第二性》的讨论侧重于女性的处境和出路,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妇女研究两个批判视阈呈现出来,开启了中国女性主义的主体成长。     

“启蒙”与“现代性”的历史命运

时下,学界的“新左派”,以西方后现代理论为思想资源,对中国新老两代启蒙者和自由主义进行了学理性讨伐,否定８０年代“新启蒙”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认为应该坚持反现代性的现代思想。这场讨论本身标示着中国学术思想界的日益独立与分化,但是“新左派”对启蒙主义的讨伐,在三个方面丧失了中国历史的具体语境：后现代理论所导致的认识上的盲见;对中国启蒙者的命运缺乏具体的思想考察;在实践上回避了中国特有的问题。因此,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中,否定和批判“启蒙”并非明智之举     

现代性启蒙与新时期文学的身份认同

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新时期”后随着主流意识形态文艺制度的松绑而发生了重要的身份转向。这种“转向”一方面表现为作家写作心态的重要变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文学风格的根本变化,同时还表现为文学启蒙主义现代性使命的重新回归。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新时期”后的这种复杂现代性身份转型,为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现代性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想象支持。     

理性文学与文学理性──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文学的辨析和思考

对欧洲２０世纪前各种文学思潮中的理性元素的综览显示：只有１７、１８世纪的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文学才堪称理性文学，此前彼后文学思潮中的理性倾向则只能称之为文学理性．而理性文学得以形成是顺应了近代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同为理性文学，古典主义与启蒙主义又在反封建、狭义与广义、方法论与认识论上各具差异。理性文学曾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形式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教材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观念的嬗变

自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立以来,有代表性的教材型现代文学史编写的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显著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秉承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种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进入21世纪,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体现了民国文学史观的初步影响。     

眺望五四：未竟的文化启蒙——略论王彬彬的文艺批评

五四启蒙运动在中国有着百年的曲折历史,它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当代学者王彬彬以启蒙之精神、凌历之笔锋在文化批判、文学的史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等领域追踪着启蒙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发展,并且继承了启蒙文化的传统,坚持现实主义文学、文学性和修辞论批评,成为"仍在启蒙路上"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之一.     

启蒙思潮与“阿Q”的精神谱系

五四之后,启蒙思潮从原先寻求文化变革的思想启蒙变换为一种召唤暴力的阶级性革命启蒙,这种阶级性革命启蒙一直延续到十七年文学叙事之中;改革开放之后,启蒙思潮重新兴起,主要表现为经济意识的启蒙和受抑制的人性解放.从20世纪中国启蒙思潮视角,观照20世纪乡土中国文学典型作品,解读<阿Q正传>等文本所构成的"阿Q精神谱系"与启蒙思潮的内在关系,分析中国农民走向现代性的外部压抑性结构和内在思想阻力,对于探寻新世纪历史语境下"新启蒙主义"与农民思想解放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     

启蒙的潜隐与拆解——20世纪40年代战时文学中的启蒙思潮

生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思潮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本质的裂变,"启蒙"与"救亡"成为20世纪40年代相互对峙、纠缠的两种时代话语。本文主要从文学内部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文学外部的启蒙空间的位移两个向度来捕捉战时文化环境中启蒙思潮的脉象,并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和文化形态进行纵向比较,以此来探寻中国启蒙运动的路向。     

关于陈伯达与新启蒙运动的历史评价问题

1930年代,中共和左翼文化人士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旨在抗日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运动。作为北平思想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和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陈伯达在新启蒙运动的发起、发展、高潮以及最后走向结束的各个环节,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从陈伯达与新启蒙运动的关系入手,系统阐述了其发起新启蒙运动的动机及思路,揭示他在新启蒙运动各个历史阶段的理论贡献,进而并对他在新启蒙运动中的作用给予客观评价。      

尼采与启蒙二重性

有着明显反启蒙立场的尼采为何又声称要唤回启蒙精神?尼采到底是启蒙的敌人还是新启蒙主义者?本文从尼采与卢梭、尼采与伏尔泰的复杂关系入手,解析尼采启蒙思想的悖论性,即政治上的反启蒙立场与哲学上的新启蒙主张之间的紧张状态,并认为这种悖论姿态的根源是蕴含在尼采哲学深处的二重性思想。     

论鲁迅《文化偏至论》的启蒙现代性思想

《文化偏至论》与鲁迅后来在“五四”文学革命时创作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所表现出的启蒙现代性思想是前后一贯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考与主张,特别是在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分峙的命题上,完全跟上了当代世界的哲学思潮。鲁迅对新文化建设的见解“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在当时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巨大工程。鲁迅是极其睿智与具有远见的,“立人”思想、个性主义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与启示

关于西方启蒙运动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已有许多学者撰文探讨。但对二者的比较研究还比较薄弱。文章就二者的主导性倾向进行总体比较,以揭示其间的联系和各自的特征,进而探讨两次启蒙运动产生差异的原因,以使这一段有关启蒙思想的发展脉络更为清晰。     

革命和启蒙再出发

作为现代性的开端,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在18世纪后半叶达到高潮,引发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导致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比之下,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被动地纳入启蒙和现代性世界版图之中。在近现代中国史上,启蒙、救亡、革命和改良构成不同阶段的主题。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启蒙运动的高潮,指向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多个方向,并最终导致现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了更好地理解启蒙,需要认真对待启蒙与革命、启蒙与理性、启蒙的共性与个性、启蒙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启蒙有自己的使命,不会随着革命的完成而结束,也不会随着现代化的成就而中止。在新世纪,启蒙将为中国进一步改革提供思想指导。     

德国浪漫主义与启蒙之间思想关联初探

作为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思想事件,德国浪漫主义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它本身与启蒙有着复杂的思想关联,既是一种"反启蒙运动"的主要形式,同时又延续了启蒙的基本观念,力图解决启蒙运动的危机,实现启蒙的自由平等理想。澄清浪漫主义与启蒙思想传统的思想关联,有助于真切理解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伽达默尔“第三次启蒙”与现代科学化时代

人们普遍乐观而无思地生活于现代科学化时代 ,伽达默尔以康德“敢于使用你的理智”重新强调了启蒙的本质和现代意义 ,并以“第三次启蒙”为题 ,对现时代人类生活判断力的荒疏与忘却从实践哲学上给予了批判和纠正。“第三次启蒙”是现时代人类实践理性的重建 ,人类启蒙与人类存在共始终。     

现代文学对五四启蒙现代性的自反性叙事

五四启蒙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了以进步、现代文明、个性主义(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为核心的思想价值观.但是,在五四时期及其以后,发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内部,却孳生出质疑乃至颠覆五四核心价值的文学主题与叙事.从鲁迅到左翼的丁玲、茅盾等人,他们通过各自不同的小说文本,从各自的价值立场,对个性主义等五四主流思想价值进行了“叙事的质疑”,并形象表达了自己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与价值重估.新文学内生的这种自反性叙事,实际构成了新文学的新传统,它为人们认识与理解五四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和自五四诞生的新文学,提供了有意义的视域.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主题:市民社会的启蒙

苏格兰启蒙运动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另一重镇。与法、德等欧陆启蒙运动不同,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转型已然完成的后革命启蒙,它的主要关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再是政治社会的建立而是市民社会的运行。在这一共同的思想主题下,休谟、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明确界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并对市民社会中的人性、道德规范、社会化机制、经济行为、政治法律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思想启蒙与理论思考,形成了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