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呼唤，情感的音符——托马斯·哈代自传体诗简析

哈代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其中大部分是自传性诗篇,记录了他一生中的点点滴滴,从青年时代苦涩的恋爱,到初见埃玛时的欣喜,到埃玛去世后的痛苦回忆,再到经历了人生悲欢之后的超然宁静,字里行间跳跃着他内心的感受,仿佛从他心田里流淌出来的音符。从哈代的自传体诗歌里,不仅可以读到他人生中经历的快乐、愤懑、悲伤和喜悦,而且可以欣赏到他在诗歌上非凡的创作能力和杰出成就。他的诗语言质朴清新,感情真挚深厚,内容与形式及韵律达到了完美结合。这使他成为20世纪初英国诗坛的一名伟大的自传体诗人。     

试比较投射派、浪漫派和自白派的情感表达——以克里利、华兹华斯和洛维尔为例

投射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克里利认为,情感是诗歌举足轻重的元素。在英语诗歌史上,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派诗人,和以洛维尔为代表的自白派诗人,都强调情感之于诗歌的重要性。比较克里利与华兹华斯、洛维尔的情感表达方式可以发现,克里利不像华兹华斯那样在沉思中回忆后再主观地抒发情感,而是即兴自然地流露情感;克里利也不像洛维尔那样,用修辞语言粗放直白地表达情感,而是利用语言本身的节奏、声音、构词法等特质,准确而细腻地表达情感。克里利与华兹华斯、洛维尔的情感表达方式的差异,反映了投射派、浪漫派、自白派诗歌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     

中越诗歌关系视野下的阮保诗歌创作考论

阮保是在以推行汉文化为实质的科举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一位具有重要个案意义的越南诗人。他留下了越南创作时代最早的应制组诗和七言应制排律诗,他的应制组诗风格清婉、用典丰富;应制排律诗具有初唐排律声格流丽、从容颂美的台阁风范。阮保同时还是越南早期留存送别诗最多的诗人,他的送别诗偏离了重在抒发离情别意的古典汉诗传统,其功能由抒情转为交际,造成了送别双方在情感交流上的疏离。阮保的诗歌创作深受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直接将唐诗移植到自己的诗歌中、化用和借鉴唐诗名句、以唐人名句为诗题和主题进行吟咏;应制寓目诗和送别诗沿袭中国诗歌的结构模式;根据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体验和生活想象而进行虚拟化创作。通过阮保的创作可以看到,越南诗人在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过程中,由于对传统诗歌惯例、法则和标准的选择,推动了越南汉诗在诗歌功能上从抒情转化为应用。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从翻译他者到建构自我——刘半农对译诗主题的借鉴

刘半农是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倡导者。他翻译了许多外国的诗歌,也创作过许多优美的新诗。在创作新诗的过程中,他借鉴外国诗歌中的积极因素建构自己的新诗。可以说他的新诗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他的译诗有一定的联系。借鉴译诗的主题就是这种联系的一个方面。然而翻译界对刘半农的诗歌翻译至今仍鲜有论及。本文探讨刘半年如何利用他译诗的主题建构自己的诗歌主题,以期唤起译界对刘半农诗歌翻译的关注。     

论杜运燮20世纪40年代的轻松诗

杜运燮与穆旦、郑敏并称为“联大三星”,他们的创作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20世纪40年代的重要代表。杜运燮以其特有的幽默与智性从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中解析生命的处境及意义而形成了独特的诗歌风格,这样的风格集中体现在他的轻松诗创作中。他的轻松诗是对以奥登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的继承,是注入了中国现实与诗人个性的独特尝试。     

于坚的口语诗学及其内在路径

于坚是当代诗坛一直卓有成效地实践口语诗写作的重要诗人之一,他的写作始终贯串着为抵达口语诗性和日常神性所作的全部努力,口语的诗性价值在于坚的诗学理论中一直居于优先考虑的位置,乃至被确立为诗歌的基本价值维度。他的口语诗创作和他的诗学主张具有相互生成、相互印证的性质,表现为二位一体的关系,这也是确立其口语诗学的基础。于坚的口语诗学有其内在路径和基本构架,大致而言,可以落实到"拒绝隐喻"、"非升华"、"有意味的形式"等具体层面上,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和融合具有体系性的特征。于坚的口语诗学是当代诗歌的一个有效标本,值得在当代先锋诗学的层面上做深入的剖析。     

现实世界的心灵图景——方牧诗选序

方牧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发表诗歌,迄今已半个世纪。这次出版《方牧诗选》,算是他对自己诗歌事业的一次小结。称为小结,意味着他的诗创作还在继续,还要发展,离开做总结的时间还远着呢!     

论巴蜀学者刘咸炘的诗学思想

刘咸炘是清末民初重要巴蜀学者之一,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经学、文学、史学、子学等方面。其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诗系》一文中。《诗系》梳理了诗歌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论述了清代诗歌批评家的利弊以及唐以后诗歌衰败的缘由。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阐述,刘咸炘提出了自己的诗歌批评理论,即通过推源溯流法来探讨诗人风格的渊源和流派。从中可以看出刘咸炘的诗学思想是在"诗言志"的传统诗学基础上,倡导学习《风》系诗歌的创作手法,重视诗歌词、义、情三者的统一。     

诗化人生:吕进1980年代以来的诗学活动

在1980年代出现的诗评家中,吕进是较为独特的一位.他于外文系毕业,因此他的诗学研究长于中外参照,具有比较的世界性视域.自1980年代以来,他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由诗歌基础理论向诗歌内部原理深入,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诗歌观念,并从生活中提炼通俗词语来解释艰深的诗歌理论,借鉴古代诗话文体,创办新诗所,创办诗歌刊物,参加社会活动,以入世精神普及诗歌并开创诗学研究的新课题.诗与时代、国家、民族、大众、个人的结合,是吕进诗学研究的特点.     

奥尔森的后现代主义诗论、诗作与量子力学

现代科学的种种新论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影响巨大 ,量子力学对奥尔森的放射诗论及诗作的影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放射诗提出一种客体主义的理论 ,把诗看作一个开放场和高能结构 ,在时空和自我意识诸方面具有高度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 ;把诗人看作一个诗的能量传递和放射链条中的中介环节     

现代格律诗:再也无法回避的选择

近些年来,随着诗歌渐入低谷,人们关注的目光逐渐转向了现代格律诗。论述了新诗的危机能从形式建设,特别是现代格律诗中找到出路。现代格律诗既与我国古典诗歌传统血脉相连,又与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相契合。而且经过众多诗人和理论家的努力,它已经不断成熟并日趋完善,是新诗再也无法回避的选择。     

殊途同归的译诗形式——《长干行》两种英译对比

从诗歌翻译的形式问题出发,通过比较<长干行>的两种英译,考察两种译诗形式在处理诗歌的节奏、意象、典故、风格等方面的特点和效果,认为两种形式都较成功地实现了原诗的传译.诗歌翻译形式虽然不同,但只要运用得体,都能达到异曲同工之妙.     

论汉魏三言体的发展及其与七言的关系

在中国诗歌体裁中,三言是一种极少受到关注的类型。三言在汉魏兴衰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表现功能和体式原理两方面,并且与七言体有密切的关系。     

诗美流变与未来走向──对近20年来中国新诗的观照

当世纪之交，对中国新诗进行总结很有必要。本文从流派、体式、审美形态等层面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新诗进行了述评，并对下个世纪中国新诗的走向进行预测，试图在总体观照中把握中国新诗发展的方向。     

论闻一多“格式”论的贡献和局限

新月派格律理论的核心是“格式”论 ,其中闻一多的“格式”论是代表。其主要贡献是 :肯定并强调字句整齐的格律体新诗形式 ;阐明字句整齐这种格式的构成原则 ;提出创造新诗格式的一般原则是“相体裁衣” ;指出新诗格式具有“建筑美”的特点。其主要局限是 :忽视了字句对称的格式 ;强调格式中字数的整齐而不是顿数的整齐     

词的起源：一个凝重的文化命题

词的起源,是词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命题,是一个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复杂问题.究其分歧原因,乃在于人们对一个牵涉面极广的文化命题,采取了割裂的、孤立的思维方式.从多源角度看说燕乐是曲子词的主源,对词的形式和内容有着直接的制约作用;<诗经>以来的参差句式是曲子词的语言范本,促成曲子词最终形成长短句的语言形态特征;唐人格律诗是文人词的声律依据,为曲子词音律体系的完善提供过无可比拟的助力.     

传播媒介的变化对宋词创作的影响

歌伎是宋词传播的中介这一现实 ,影响和制约了宋词抒写的内容、协律的特点、艺术风格和审美特征。随着社会、政治情况的变化和印刷技术的发展 ,宋词从口头传播转向书面传播 ,传播媒介的改变引发了宋词一系列的变化     

卞之琳翻译理论探析

卞之琳是活跃在我国文坛的著名诗人和翻译家,建国以后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是我国重要的莎学学者和诗歌翻译理论家,在中国译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对翻译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翻译实践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通过对卞之琳的翻译实例进行分析,以更好地了解他在翻译理论上提倡的＂以诗译诗＂,＂信、似、译＂,＂亦步...     

中国现代诗歌文体发展的历史反思

中国现代诗歌文体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出现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现代诗歌文体的价值和意义何在？现代诗歌是否需要“通套”形式？现代诗歌文体发展是否有规律可寻？自由诗体与现代格律诗体哪一个更适合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需求？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来研究现代诗歌文体？对这些复杂的理论问题，我们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予以重新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