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春秋决狱”思想及对法治建设的启示

中国古代有很多法律思想,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与儒家有很大关系,让中国古代法律一直走着儒家化的道路。董仲舒作为儒家的重要人物,其司法判决思想在中国古代司法思想中起着发端的作用,他提出了"春秋决狱"思想,主张以心治罪,让儒家思想有指导现实司法实践的效力。"春秋决狱"让儒家教义高于了法律条文,让儒家思想成了法律的源头,开启了法律儒家化,让中国古代司法实践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用思想管制维护政权稳定。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的司法建设仍有一定的启示,能推动法治建设和道德教育的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需要深度挖掘"春秋决狱"的时代意义,坚持程序正义,秉持司法公正,继承古代优秀的治理思想,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     

略论汉武帝"德法并用"的治国方略

目前,史学界多数论者认为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在治国之术上实行的却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武帝即位前后面临的严峻形势及武帝用人行政、"<春秋>决狱"等方面考察,汉武帝在治国方略上实行的并非只是法家的法治思想,而是"德法并用"思想.     

论“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

"春秋决狱"即以《春秋》等儒家经典里的经义和事例作为审判决狱的依据,实质是用儒家伦理充当法条。春秋决狱对中国特殊的法律传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作为引礼入法的切入点和重要方式,它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立法传统;同时,也开创了经义决狱的司法传统,直至清末,经义决狱余风犹存。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加深对春秋决狱与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某些现实的法制问题。     

梁漱溟法治思想的现代性解读

梁漱溟的法治思想是籍由如何使西式的法制法意与中国的人生人心相沟通基础上产生的,其宗旨是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内涵,建立一种符合国人人心和人生的法治文化.随着国民构建和谐社会意识的日渐强烈,法的人文关怀呼声愈来愈响,梁漱溟法治思想的现代性日渐彰显.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面临的任务是重塑法的灵魂,使法律同道德精神一起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观念,最终使中国融入世界性现代文明体系.为此须跳出法治思想的常规概念及通行逻辑,将梁漱溟法治思虑中隐含的人文关怀精神重新置入当代世界文化视野中予以再分析,从而探索出一条既符合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法治新路径.     

董仲舒教化思想探微

董仲舒教化思想是一个较为完善的寓教育和感化双重含义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天人感应＂论是其教化思想建立的理论基础,＂性三品＂论是其教化思想建立的现实依据,＂三纲五常＂是其教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兴太学、置明师、实试求贤＂是其教化思想实现的途径与保障。董仲舒提出的＂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内视反听＂、＂强勉行道＂等修养方法与要求,及＂以身示教、以乐达教、因材而教＂等道德教育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有着启迪与借鉴作用。     

论董仲舒的法政思想及其历史意义简

董仲舒是汉代治《公羊春秋》的一代鸿儒,其思想主张在《天人三策》中初显,后在《春秋繁露》中更加成熟和系统化。他的政权三重正当性论为君主专制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完整的、体系化的理论依据;天人感应论和灾异说不仅有力地论证了君权天授,还起到制约君主专制和指导统治方略之德礼政刑的作用;“中民之性”的人性论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为国家礼法制度提供了人性论依据;《春秋》决狱不仅纠正了汉承秦制以来法律的教条和僵化,而且开启了传统中国衡平司法的先河。     

春秋诀狱与法律思想

春秋诀狱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是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对中华法系的法律思想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拟从西汉时期法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春秋诀狱的提出过程的具体分析，指出春秋诀狱实际上就是统治者治国思想的巨大转变在法律思想上的具体体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法治的完善和社会制度的巩固，但却也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春秋决狱"新探

“春秋决狱”所决的都是政治、司法中的疑难案件 ,应称为“引经决疑”才更准确 ;“春秋决狱”在汉武帝以前即已存在 ,汉武帝时开始盛行 ,但仅是政治、司法惯例 ,至魏晋南北朝时才形成法律制度 ;“春秋决狱”至唐朝基本结束 ,其余绪则延至南宋 ;“春秋决狱”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 ,应当予以肯定。     

“引经决狱”的实质与作用

“引经决狱”是伴随汉代统治思想发生转变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它既反映了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也表现了儒家思想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对法律的补充。它在维持君主专制制度和统治阶级利益方面与汉代法律是一致的;在“德主刑辅”思想指导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引经决狱”并不意味着司法官员可以对儒家经典随手引用,任意发挥,而是有如董仲舒《春秋决狱》之类著名学者的规范性解释。     

法治中国：中国法治的高级形态

十八大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命题,由此催生了法治建设的热潮。 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特殊形态,法治中国的概念具有其特定的语境和面向。 对法治中国概念的剖析应当以中国法治建设为观照,并予以适当地超越与创新。 与此同时,法治中国的建设要注意法治社会的构建以及避免可能发生的法治大跃进思想、法治话语泛化以及法治建设主导力量与法治内涵之间的悖论。     

三国时期法治主义思想考辨

三国时期的法治主义思想,是在礼法结合基础上吸收战国至秦时法家思想中的积极成分、以厉行法治为主要内容的法治主义思想,而非后者的简单翻版.相应地,其思想不是对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削弱,而是符合时代特征的完善与发展.     

三代领导人的法律思想与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型的人治社会走向现代型的法治社会的变革过程 ,是从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的转换过程。当代中国法制呈现的现代化的趋势 ,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发生的。要使法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 ,树立法律的权威 ,真正实现邓小平说的不因领导人的意志转变而改变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法律修辞方法对构建法治意识形态的意义

法律修辞方法是指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方法,在谋篇布局的基础上,以寻找言说关键词进行说服的思维活动。由于法律修辞方法主要是"把法律作为修辞"以此进行说服,因而法治意识形态的属性比较明显。只要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把法律作为修辞",那么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法律就有了话语权。然而,由于法律修辞方法以说服、信服为目标,因而不能刚性地依据逻辑的推论,或片面地以权力进行压服。法律修辞方法所寻求的,是以形式法治为主,并附之以实质法治的方法;旨在思维的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比较,目前进行的法治意识形态建构,主要是矫正片面的权力思维或实质主义思维的弊端,理顺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的关系。在权力政治言辞过剩的情况下,倡导"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说服方法。这对法治意识形态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略论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治"秩序--一个法社会学的视角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法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从法社会学的视角考察,礼具有宗教性和被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性质.它既表现为复杂的礼仪制度,又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礼在中国古代社会控制中的功能表现为,"别贵贱,序尊卑",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经国家、定社稷,确认王权的特殊地位与权力的合法性;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和评判是非的准绳.     

论法律方法的法治立场——基于新形式法治理论的视角

法律方法对于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司法过程中,法律方法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案正义的实现。虽然对于法律方法的适用都要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但是由于不同的立场对于何谓法治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司法克制主义推崇形式法治的立场,而司法能动主义则坚持实质法治的立场。因此基于不同的法治立场对于法律方法的适用可能会对法治的实现在实质上有着不同的作用,甚至有害的作用。基于新形式法治理论,我国现阶段法律方法的适用应该坚持统合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关照之下的法治立场,因为这两种立场本身都是为了维护法治这个目的和立场的,没有必要非此即彼,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限度,而这个限度则是由形式法治的立场所决定的。这种法治立场并不是一种泛泛而谈的纯粹理论性的研究,而是一种面向司法过程的法治立场,是我们运用法律方法的原则问题。法律方法的法治立场的确立,有利于我们在司法操作的层面更好地实现法治,这与政治或是国家意义上的法治立场是不同的,是一种面向司法实践的法治立场。     

论民主法治框架下的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政治活动中,现代国家逐渐形成了日益复杂的治理结构和制度体系,政府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形式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延展。民主与法治作为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权源价值和目标保障,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政府治理文明提供了基本方式和路径选择。新形势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改革需要形成法治政府、市场经济、社会三者相互约束和支撑的合作治理框架,以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邓小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

邓小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毛泽东思想的法律思想理论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正确理解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法治内涵的解析,深入认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要性、基本原则、战略措施的论析,全面把握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的推进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具有举足轻重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论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条件

法律与道德、法治与道德建设的关系,是中国在依法治国建设过程中不容忽视、不能回避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如何,是中国能否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文章从法治推动道德建设的条件角度,深入分析了法律对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包容、认同、提升和支持,并明确指出法律与道德本身的自洽互足、法治与道德建设内在品质的相互协调,是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保障与关键因素。     

基层民众的法治尊崇状况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向基层下移,基层社会成为法治运行的重要场域。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已然成为当前法治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议题。基于余杭法治指数2007—2018年12年持续调查的数据可得出如下结论：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提升进路包括以司法权威重铸民众法治信任、以依法行政推进民众法治认同、以诚信文化唤起民众法治意识、以共治理念带动公民参与法治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