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英美派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亲英美派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在细致分析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事变真实原因和意图的基础上,率先确定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为此,他们采取各种措施,缓和宁陕局势。同时,为了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途径和方案,他们利用一切力量斡旋于宁陕之间。最后,经过三方谈判,最终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亲英美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对此,我们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     

“九·一八事变”后新桂系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推动作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坚决主张抗日救亡,坚定的抗日救国立场成为了新桂系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政治基础。新桂系根据时局与形势变动的实际情况,利用其作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军事影响积极推进与中共的政治互动及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内部团结以及国共再度合作从而实现举国抗战新局面的最终形成。     

西安事变前后苏联对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

西安事变不仅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也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对华政策的转折点。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在对日本侵华采取"不干涉"政策的同时,主动缓和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但在中国国内两大政治势力——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中,倾向于支持中国共产党。1935下半年以后,由于对中国国内政局的进一步认识及苏联自身所处国际环境的变化,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发生微妙变化。及至西安事变发生,苏联对华政策急转,公开支持国民党,对中共施加压力,主张和平解决事变。苏联对华政策重心转到国民党政府方面,力促在中国形成以国民党为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国民党终于放弃了“剿共”政策，实现了与中共的抗日合作，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联共抗日政策却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1936年12月，西安发生了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对蒋介石的兵谏─—“西安事变。”该事变在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是中共的‘通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中国国民党由‘剿共’内战到国共合作抗日政策重大转折的开端。”①还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过程中，…     

杰出的贡献 光辉的业绩——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西安事变中的伟大革命实践片断

西安事变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发生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它是我国结束内战走上对日抗战的转折点。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以非凡的才能,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迫使国民党反动派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实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西安事变四十三周年、周恩来同志逝世四周年的时候,本文特叙述周恩来同志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伟大革命实践的一些片断,以表达我们对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深切怀念。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的因素

60多年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剿共内战的误国方针，走上了联共抗日的正确道路，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说服了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性因素；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做出和平解决之策，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决定性作用便有甚者竟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扣蒋后，被其“精诚”所“感召”，迅速“…     

周小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酝酿时期的作用

华北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直接威胁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逐渐变化.在国际上,除依靠英美等国外,还意图利用苏联牵制日本,派代表去苏联商量建立对日军事同盟问题,同时企图通过苏联的影响力,以达到“溶共”的目的.     

从张、蒋政见分歧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对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过去人们多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影响;中国人民,特别西北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等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证。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①本文就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谈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必然性

西安事变把中国的各党各派各界都卷了进去。抗日的主张和行动 ,形成了一种合力 ,在中共的努力下 ,最终和平解决。本文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张、杨发动兵谏的本意 ,当时国内所面临的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及方针的制订和产生的影响 ,认为西安事变最后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所作出的正确决定 ,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内阁对日绝交宣战计划及其破产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全国人民纷纷谴责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一些反蒋派系也纷纷亮出抗日招牌，真抗日乎？假抗日乎？一时令人难以分辨，本文试就“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内阁对口绝交宣战计划及其流产作一剖析。！93年2月，蒋介石与粤派元老、南京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因“约法之争”发生冲突，蒋一怒之下竟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此举立即在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4月30日，从南京南下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发出弹刻蒋介石“独裁专制”的通电，5月25日宣布成立“中国国…     

张学良“临潼兵谏”抉择之探析

张学良“临潼兵谏”抉择之探析季云飞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自１２日“扣蒋”至２５日“放蒋”，历时１４天。整个西安事变，张学良前后经历了“临潼兵谏”、“和平解决事变”、“送蒋返都”三次重大抉择。对...     

重思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主张

在探讨现代中国的政治进程时,国民党“改组派”的言说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为保持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的革命性,避免国民党走向士绅化、权贵化、军阀化,“改组派”详细分析“清党”之后国民党变质的过程与原因,提供了人们审视“清党”前后国民党发生蜕变的绝佳视角。而为了重建国民党的活力,“改组派”成员在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少探讨。虽然他们的主张一定程度上切中时弊,从国民党内部来看极具批判性,但由于始终不敢直面现代政治活动与政党建设当中的关键问题,加之为了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进行区隔,导致其言说难以真正根治国民党的症结。重新思考“改组派”的政治主张,十分有助于审视中国现代史上的政党、阶级、意识形态等关键问题。     

抗战时期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的态度嬗变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外交政策上秉承“南联英美,北结苏俄”的外交方针,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苏联全力支持,但对其联合英美的态度却几经变化,与大后方一般社会舆论和民众心理有相当的差距。中共在这一问题上的因应,表明共产国际的影响及国共关系的变化是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态度嬗变的基本依据,折射出中共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曲折过程及抗战时期政治生态的复杂面相。     

从“和平解放台湾”到“一国两制”——中共关于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政策的起源和历史演进

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一直为之探索和努力追求的目标。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如何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统一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设想和主张,到80年代最终确立了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战略构想,从而对第三次国共合作和祖国统一进程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一、两岸和平统一政策的起源——50年代中期中共关于“和平解放台湾”主张的提出 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对建国以来的对台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把单纯用武力方式解放台湾的政策改变为在坚持武力统一的同时,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从而第一次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争取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是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一系列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 第一,朝鲜停战后远东国际局势的变化,为中共“和平解放台湾”主张的提出创造了外部条件。 1953年7月,朝鲜谈判达成协议后,远东的国际局势开始出现缓和。美国从朝鲜战场的失     

从国共两党关系的转变看西安事变

关于西安事变 ,国民党方面说是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共同谋划的 ,① 而中共方面则主张事变完全是张学良、杨虎城所为 ,事前并没有同中共进行任何商量。② 而张学良本人对此还没任何解释 ,因此对于中共与西安事变的关系 ,难有明确的说法。尽管各方的主张不同 ,但各方的资料表明 ,西安事变的主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同中共之间早有来往 ,例如 ,1936年 4月 6日毛泽东与张学良通电 ③ 以后 ,张学良同周恩来直接接触 ,在延安 (当时为国民政府军地区 )一所天主教堂商量有关“联共抗日”的问题。④此后张学良与杨虎城通过一些渠道同中共联络 ,但是西安…     

留日士官生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其历史意义在于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由此促成的国共之间的政治和解。回观这段历史,发现有不少留日士官生出身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参与其中,除却直接参与军事行动者外,他们对张、杨之扣蒋行为有着不同的反应和表现,或谴责、或质问、或劝解、或主张武力讨伐,最终成为国民党方面"促和"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评阎锡山的“守土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国民党内部各政治集团在抗日问题上态度不一,形成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不抵抗”派;以冯王祥为代表的主战派;以李宗仁为代表的“焦土抗战”派等等。以阎锡山为代表的晋系地方实力派则独辟蹊径,提出了“守土抗战”的政治主张,轰动一时。然而,所谓“守土”并非阎氏首创,而有深刻的历史渊源,是与近代中国“守土型”的国防观一脉相承的,是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国情密切相关的。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后,又于1933年侵占     

西安事变与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与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郭林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了近代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的一个历史的转变关键。此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得到全国各党各派各族各界的普遍接受。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     

从“反日”到“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日口号的变化（下）

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中共的对日口号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主导的趋向，就是从“反日”转向“抗日”。“抗日”与“反日”两种口号，均出现于1928年济南事变触发的反日风潮中。日本占领东北，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中共针锋相对，以“反日”为号召，并与反蒋联动。经过承认东北、华北及上海民众士兵的“抗日”，到逐渐对党外使用“抗日”的名义，进而打出“抗日”的旗帜，两种口号内外有别，长期混用，分际日见淡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调整以及中共领导权的易位，中共中央针对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危局，顺应舆情民意，从坚决反日反蒋的国际阶级路线逐渐调整到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合作抗日的民族战争的轨道上来，使得全面抗战来临之际全体中国人集合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联合抗日”与“统一救国”的争论——西安事变前后中国舆论的分歧与整合

西安事变发生后,逐渐成为中国舆论的焦点,媒体对于事变的走向空前关注。自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来,在抗日的问题上,各方产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引发了舆论的交锋。伴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渐加深,争论日趋激烈,并在西安事变前后达到高潮。在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和民众抗日呼声日趋高涨的浪潮下,在各方势力不断斡旋与妥协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因此成了国内舆论整合的转折点,国民党推行的"统一救国"主张不断式微,"联合抗日"逐渐成为舆论的主流,全国抗日形势不断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