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与朱子学研究的五大范式

朱熹是宋代道学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与朱子学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整体把握朱熹与朱子学的研究,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五大研究范式,即学案设立范式、历史考证范式、体系重构范式、纵横比较范式与创造诠释范式.五大研究范式各有长处和短处,都为进一步研究朱熹与朱子学提供了重要的资鉴作用和反思启示.     

论朱熹的考据学

南宋朱熹作为一代大学问家,与其严谨的治学有着极大关系。他始终强调治学、尤其是考据学,应该“参互考证、脚踏实地、动有依据,把握义理”,即朱熹的考据学方法。其考据学涉及校勘、考证、辨伪、训诂等。朱熹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具有很大的影响     

论韩愈的经济思想

中唐时代,地租赋税、对外贸易、食盐专卖、钱重物轻等重大经济政策积弊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百姓的生活。为了解决这些积弊,韩愈提出减轻赋税,职业分工;开放沿海市场,促进中外经济交流;食盐官营私粜;提高币值,改变钱重物轻状况的主张,充分表现了韩愈轻赋、开放、利国、便民的经济思想。不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后世、乃至今天也有借鉴作用     

朱熹易学简论

作为易学哲学大师,朱熹追求《周易》一书的本来面貌,提出了“易本卜筮之书”的命题,突破了经学的传统观念;他以阴阳对待和阴阳流行概括易学中的阴阳变易学说,进—步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他以程颐体用—源说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将汉唐以来易学哲学中的宇宙生成论体系,转变为本体论体系,对儒家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韩愈的天命论探微

儒家的创始者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但仍是肯定天命与鬼神之存在;西汉以来,儒学为适应封建帝王统治之需要,大力宣扬君权天授,符命之说。韩愈在三家的争论的焦点中,力排佛、道家,以树立儒学之道统,在天人关系的课题上,他亦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天命论。他继承了汉代儒学的天人感应之说,宣扬道统天命论,深信“唐受天命为天子”[1],在其诗、文、论、书等著作中,一再地宣扬天命论之思想。然因其仕途迍邅,际遇坎坷,而又时有不同之看法。今试析其天人思想如下。     

朱熹的求知论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吸取、继承中国古代儒家先哲先贤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精心构思,而建立了体系庞大、逻辑严密、思想深邃的理学思想体系,对中国古代哲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求知论则是其理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朱熹的人才思想

朱熹的人才思想上承孔孟之余绪,近采二程之遗教,对人才的标准、人才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人才的选拔、使用和培养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南宋人才匮乏的状况和造成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形成了注重德才兼备和任贤使能为特色的人才思想。     

论朱熹的身心健康思想

本文首先考察朱熹身心健康思想形成的原因 ,作者认为朱熹之所以在健康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 ,这与当时儒佛道三教相互融合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同时也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其次 ,作者分析了朱熹身心健康思想的主要内容。作者指出朱熹身心健康思想是以其生死观、性命论为根基的。朱熹在吸纳和总结历史上儒佛道养生思想的基础上 ,形成了一套养生法度 ,他以道德修养作为身心健康的重要门径 ,以为养生重在顺道、持中、主静、宜时。朱熹的养生思想是他心性哲学的逻辑表现 ,也是一种实践的体现 ,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中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论朱熹的散文创作

在朱熹的散文中 ,比较富于文学意味的有三类 :一以写景为主 ,包括游记、亭台记等 ;二以记人为主 ,包括墓志、行状中的片断及记人物言行的短文等 ;三以抒情为主 ,包括序跋、书札等。他的散文写得既平正周详又简练明快 ,是宋代理学家中成就最高的。他的创作实践 ,为我们理解理学家文学提供了很好的窗口     

论韩愈的辞赋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盛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而道济天下之溺。”陈寅恪《论韩愈》中评说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殊为经典之论。本文无意就韩愈历史地位再作赘论 ,亦因现有韩愈诗文之论详矣 ,而对其辞赋显得相对漠视 ,或者说论赋较多隐没在文论诗论之中。本文则试图立足于辞赋这种文体本身的演进流变和它与古文的相互比较中观照韩愈的辞赋观念与辞赋创作。一、韩愈的辞赋观念(一 )与韩愈明道奉儒的文论观念相对照的是韩愈在赋论观念上的重情崇骚。作为古文运动极盛时期的核心人物 ,韩愈以孔孟儒…     

韩愈的理想人格论

韩愈是儒学发展史上新旧转捩之关键人物,其儒家道统论的提出不仅为宋儒开辟了理学的初源,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以儒家道统论为指导思想而形成的圣、贤、君子层次分明的理想人格论更是具体展现了韩愈道统论对时人在安身立命、接人待物方面所应有的精神状态、道德认识及行为准则的要求与标准。韩愈理想人格论中,作为万世标准之圣人是无过、无所不通的;而贤人是不贰过者、不遇时不得道时是独善其身者,而一旦遇时得道,就必兼济天下,而且贤与圣一样是"汲汲于富贵以救世为事者";君子则是好恶分明、任人如器且重于责己之人。韩愈所提出的理想人格论是其道统论的具体展现与现实要求,研究韩愈的理想人格论可以更好地理解其道统论提出的思想价值与历史意义。     

推陈出新与守先待后——从朱熹研究论余英时的儒学观

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在学界影响颇巨。此书与钱穆的《朱子新学案》内容迥异,但两书所呈现的儒学观却一脉相承。余著对钱著的修正,是余英时对钱穆所秉持的儒学观的进一步证实。在这个一脉相承的儒学观中,余英时在史实的层次上是推陈出新,在信仰的层次上则是守先待后。     

韩愈人格批评之局限性探论

无论在旧人的资料中还是在今人的研究里,对韩愈人格的品评一向是个引人注目的焦点,非议鄙薄之辞多矣,肯定激扬之辞亦盛,韩愈是唐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韩愈之人格研究必须基于对当时社会背景的客观把握上,因为他的问题并非仅仅是自身的问题,而是"韩愈们"所代表的唐代社会的问题。     

论朱熹哲学的时代精神──《朱熹评传》前言

朱熹哲学担当了重建价值理想,整合儒、释、道三教文化以及理论形态转型的历史责任。朱熹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体现了求理精神、主体精神、忧患精神、力行精神、求实精神、道德精神和开放精神。     

朱熹诚信思想论

诚、信是朱熹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朱熹对诚、信内涵作了精辟地分析,并对诚信的伦理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作了进一步阐发,建立了理学家体用统合的诚信道德理论.朱熹诚信思想意蕴丰富,对中华民族的诚信传统有着深刻的影响.     

论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的批判

传统观点认为,黄道周的学术思想宗崇朱熹.本文从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质疑和批判的视角,对此提出驳议.黄道周将汉儒纳入道统谱系,否定了朱熹道统说中的真空阶段;通过对理学家人性论的质疑,削弱了宋儒在道统中的地位;通过对“四书”作为“道”之文本载体的质疑,瓦解了朱熹道统说的基础.黄道周主张以“仁”代“心”,从易学角度推算出客观的道统之“统”,坚持以“六经”为道统之“道”的载体,凸显了自家之学在道统中的合理地位.     

论朱熹心理领悟学习研究方法及其特色

本文探讨了朱熹心理领悟学习研究方法的内涵与特点,指出"唤醒——体验"为心理领悟方法之核心,而"虚心"、"熟读"、"玩味"则是与之相适应的操作体系。朱熹这一方法体系是对孟子"以意逆志"之传统方法的继承与发展,《诗集传》、《楚辞集注》、《四书章句集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足证心理领悟方法之切实可行。在提及研究方法就唯西方马首是瞻且学风浮躁的现实状况下,总结、研究、提倡朱熹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学习研究方法,无疑具有启迪思路和指导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     

朱熹学术思想特性论

朱熹的学术思想不能归之于新儒学或道学与理学,而是融合了儒、释、道及诸子各家之学,走的是一条杂家的路径。朱熹融合诸家所体现的“杂”,也就成为其学术思想最显著的特性。朱熹是一位超越前人的宋代新杂家。     

论朱熹的犯罪学说与和谐社会

中国古代犯罪学说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早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就已建构了包括犯罪根源剖析和犯罪预防措施两者紧密结合的犯罪学说体系。朱熹继承前贤思想理论,结合南宋的社会现实,深入分析了当时犯罪频发的根源主要是个人私欲和社会弊端,并且有针对性的提出了预防犯罪的具体措施。朱熹犯罪学说对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朱熹道统谱系论

朱熹的道统谱系上至“上古伏羲神农圣神”,下隐自身,中补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道统思想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创新性,以集注《四书》方式加以诠释、梳理;糅合先儒典籍《尚书·大禹谟》人心道心思想,首创“十六字心传”,确立了新儒家的道统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