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王府的堂会演剧

自明初朱元璋赐词曲予王公贵族开始,王府就一直延续着演剧的传统。至清代,尤其在晚清时期,王府的堂会演剧更加兴盛。王府堂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由王府戏班表演,可自娱可娱宾,最具王府演剧的代表性;一种由传差来的职业戏班演出,主要用于酬宾。王府堂会演剧为戏曲演出史增添了一段辉煌。     

宋代教坊正乐与宫廷演剧之俗谐化

宋代乐制的更革,带来宫廷伎乐及演剧活动的频盛,民间伎艺及杂戏杂剧不断输入宫廷。考察宋代制乐设官、正乐禁戏的过程,可以看出,宋代宫廷乐制的更革与官方用乐的种种规制,虽然对两宋戏剧撰演合一的发展态势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中有抑制和束缚,也有推助和促动,需要仔细分辨;而教坊的立废、钧容直的蠲省,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杂剧演出在宫廷与民间的互动,从而推动了宋代戏剧史民间化、俗谐化的发展趋势。     

"不意于胡京复见汉威仪"——清代道光年间朝鲜使者对北京演戏的观察与想象

在清代朝鲜赴中国出使的使者留下的燕行文献中,常常可以看到有关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北京戏曲演出的记载。对于他们来说,从京城演剧不仅可以观察清朝政之得失,也可以想象中华的文化盛衰。在他们笔下关于宫廷、茶园和民间各种演剧的丰富记载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清代尤其是道光年间京城戏曲演出的细节,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在异国使者的想象中,茶园演剧竟然成为在满清王朝保存汉族历史记忆和衣冠文明的重要途径。因此需要追问的是,这些朝鲜使者的观察和想象是否有道理?更需要讨论的历史问题是,第一,应当如何重新估价清帝国的民族与文化政策?第二,如何评价满清王朝在中国走向近代历史中的意义?第三,清代中叶北京市民、知识人、官员聚会与交往的场所,与欧洲近代所谓公共领域(Pub licSphere)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不同?     

浙江方志所见的民间演剧史料研究

从明清至民国的浙江地方志中辑录了民间演剧与岁时民俗相关的史料,并进而探讨了这些史料在研究戏剧史、研究明清至民国的婚礼、酬神祭神、丧礼、祭礼、农业生产、戏剧演出和剧团组织形式等方面的社会历史价值。     

从禁约装扮竞演活动看唐代的演剧生态

唐代在太常之外置梨园与东西二教坊,为民间戏剧演出提供了活动空间.戏剧搬演走向高潮的突出标志,即分朋、分市竞演活动的产生.上层的禁断并未发挥实际效果,却从反面显示了唐代演剧活动在表演形态、场景装置、服装道具、戏班体制等方面不断成熟的盛况.正是这种对阵竞演、俳优竞谑、聚伙搭班的风气,促成了唐代演剧生态的兴盛和繁荣.     

职业演剧,学术追求——论中华剧艺社的演剧精神

中华剧艺社即"中艺",是抗战时期出现的著名剧团,它先后活跃于重庆、成都、武汉和上海等地,为抗战剧运做出了杰出贡献。"中艺"成就的取得,与其演剧精神是分不开的。在长达六年的演出活动中,"中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戏剧理想与追求,主要表现为:不懈进取的革命精神,专注于艺术追求的学术精神,穷干、苦干的拼命精神,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等。这也是"中艺"演剧精神的主要特征。抗战胜利之后,"中艺"的演剧活动出现了很大偏转,甚至远离了战时的演剧精神,整个剧团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团员精神极度涣散,最终导致了剧团的解散。"中艺"的解散是其演剧精神丢失的必然结果。     

清末学生新潮演剧与中国现代戏剧的发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生新潮演剧的出现是中国近现代戏剧发展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首先探讨"现代戏剧"的内涵及评判标准,使之成为我们分析清末学生新潮演剧与中国现代戏剧的发生之间的内在关联的逻辑起点,继以"春柳社"的出现为分界,把清末的学生新潮演剧分成两个不同阶段论述,指出国内学生演剧的近代戏剧性质,以及"春柳社"的出现及演剧对于中国现代戏剧的开创意义。     

蟒衣考源兼谈明宫廷演剧的武将装扮

《脉望馆钞本古今杂剧》中的“穿关”是研究明代宫廷演剧的重要材料。作者考察这些“穿关”时发现尽管剧本描绘的武将往往是“披甲戴铠”的“武扮”，但武将的“穿关”却主要采用蟒衣等“文扮”。通过对蟒衣渊源和形制的考察，作者认为明宫廷演剧中武将的蟒衣装扮，主要和明代的赐蟒及宦官演剧有关。     

清代四川地区民间演剧与社区认同

盛行于清代四川地区的民间演剧活动，不仅是祭神、酬神的主要形式，也是人们纵情娱乐的一大盛会。透过这一群体性公共文化活动可以发现，“举国若狂”的民间演剧背后竟承载着社区认同和社区整合的文化意义。事实上，尽管清代四川的社区类型有所不同，但民间演剧在促进和加强社区认同、社区依属、社区凝聚以及社区满意等方面，均扮演了独一无二的重要角色。     

清代以来巴渝民俗节庆演剧考论——以清代巴渝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以降,"湖广填四川"以及外来商人、民间宗教传播甚至战争引起的文化迁移与文化交流,促进了巴渝地区民间演剧逐渐走向繁盛。无论是岁时节日,还是神诞节日,甚至是个人礼仪方面的庆典,都少不了钲鼓阗天,鱼龙曼衍。巴渝方志中保留了大量节庆演剧史料,这些史料的挖掘对于研究戏剧史、民俗史、文化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代皇帝服饰制度及其艺术地位

传统观念中,服饰不仅是华夏礼仪的重要载体,更是礼制的重要表现。清代的皇帝服饰在中国服饰史中最繁缛复杂。以之为研究对象,在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阐述清代皇帝服饰形式及其制度,不仅反映了当时经济的发展程度,更代表了一种新的服饰艺术。     

清代女子上装浅析

清代女装是我国古代女装发展的巅峰之作,其华美的服饰在我国民族服饰中也独树一帜,清代女子上装更是对现代服装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分析了清代比较有代表性的女装款式和清代女装形成、发展与演变过程,阐述了清代服饰在我国服饰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代的经济、政治、满汉文化的融合对清代女子上装的变革所起的作用,以及清代服饰对我国现代服饰的影响,指出了深入研究和探讨清代服饰对于现代服饰的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雅俗之变的重要个案——花雅之争透析

花雅之争是戏曲史上长期关注的一个话题，论文以禁戏为切入点，对花雅之争重新探讨。和前人统而论之有所不同，主要从清廷、地方文人士大夫、地方行政人员、普通民众几个不同的接受群体分开来谈。将花雅之争放在清朝文字狱的大背景下，着力指出各接受群体在花雅之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尤其是清廷和地方政府在禁戏方面的相同和相异之处，并且尝试对民众的文化欣赏水平做出定位。以期在分析花雅之争这个雅俗之变个案的同时，对文学发展中的主客观因素、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有进一步的认识。     

顾炎武与明代邸报

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在考察明代历史过程中,非常注重邸报的史料价值。他关于邸报“唐时已有”的论断,迄今仍是支撑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基本课题之一。从顾炎武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到,邸报作为史料具有极高的存史和证史的价值;以往发生的新闻,是考察历史不可忽视甚至是至关重要的线索和证据。“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顾炎武的治学经验和人生经历在这一方面留给后代的启示十分丰富。     

大理地区白族服饰的起源及历史

白族服饰是白族人民长期积累的劳动成果,它随着白族历史的发展,历经演变形成独具特色的服饰文化;它凝聚着白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审美情趣、宗教观念等各种文化心态。本文从青铜时代、唐初、南诏大理国、元朝、从明代到民国等时期论述了大理地区的白族服饰的历史。     

欧风影响下的清代宫廷绘画探析

清代宫廷绘画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一种,作为为清代统治者服务的机构,其发展与院体派有着功能相同的特征。文章对17~18世纪欧洲绘画影响我国清代宫廷绘画的原因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论证。结果表明,在欧风影响下,虽然清宫廷绘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所谓＂中西合璧＂的特征,这种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中西艺术文化交流仅仅局限在深宫之内,没有影响到当时整个中国美术界的发展,此时的清宫廷画师的欧洲传教士们的作品仍然迎合了中国绘画的主流文化思想。这些包含欧风的宫廷绘画作品,是在运用油画技巧和材料表现中国画的人文思想。     

董文焕《陈金雀传》摭谈——近代戏曲史料钩沉之一

零散戏曲史料的收集整理是戏剧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优伶史的研究迄今仍是一个薄弱环节。《陈金雀传》记录了陈金雀这位晚清京师演员的概况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戏曲观和审美观 ,对研究中国近代戏曲活动和文化生活具有重要的价值。     

洪武朝的礼乐制作与明代宫廷戏剧的复苏

明朝开国首开礼乐二局以重建礼乐规范,本着制乐以节乐的礼乐原则和功利性的礼乐观,洪武朝进行了一系列的礼乐制作,如制定礼书乐典,设立太常寺、教坊司、钟鼓司等礼乐机构,建立以教坊司为核心的乐籍制度等,意在通过礼乐制作,将本属于俗乐的乐府小令、杂剧百戏等纳入到雅乐系统,以雅乐规范俗乐,并最终实现礼乐一统的目的。而这一系列礼乐制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杂剧戏曲等俗乐的兴起开了方便之门,宫廷戏剧在洪武朝开始趋于复苏。     

庄廷■修史考论

应廷主编《明史纪略》,是清初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史纪略》因庄氏史案而扬名,也因此而湮没。庄氏修史的直接起因是续朱国祯未成之《史概》.此书是清初史坛第一部公开刊刻的明史著作,它的遗民立场,直接导致了文字狱的发生.庄氏史案后,清初个人修史风开始降温。     

实验戏剧与文化生态--深圳戏剧现象再思考

本文在翔实嵬集深圳戏剧演出史料的基础上,分析深圳实验戏剧形成的内外部原因、在深圳戏剧现状中的地位与特质、在国内乃至世界华文戏剧圈的影响,并阐述实验戏剧在健全的都市文化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作用。